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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翻译班/编译）消费是一件事关人们的福祉的大事。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增进了我们对消费的理解。他的研究关乎人类福利，尤其是贫困国家的福利水平，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强调个体消费决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他改变了当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迪顿的获奖原因主要是以下三项成就：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与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llebauer）共同完成的、有关预测对不同商品需求的研究；他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关于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以及近些年来，他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完成的衡量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和贫困程度的工作。 需求系统和微观经济学需求系统是一组方程，它可以显示消费者对不同商品和服务需求的程度：可能一个方程讨论的是对衣服的需求，另一个讨论对食物的需求，如此等等。每一个这样的方程，显示的都是对一种特定商品的需求如何随各种因素而变化，比如所有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和人口因素。这样的系统对决定经济政策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如果政府想要增加食品的增值税，或者减免某一特定人群的所得税，就必须知道这样的改革会怎样影响各种商品的消费，哪些社会人群会受益，哪些会受损。 当研究者用数据核实一个需求系统的时候，这个系统应当满足许多要求，才能算作是可靠而有用的。当然了，这个系统首先要和从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相符合。为了计算出有意义的福利效应，它还得与理性消费者理论相符。20世纪60-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测试了现有的各种需求系统，发现它们并不能准确地预测需求如何随着价格和收入改变，而且看起来与理性消费者的假设也不相容。当然，对于后一个矛盾，可以简单地解释成消费者并不全然是理性的。但迪顿证明了现有的系统其实比此前人们所认为的都更加狭隘。它们把消费者行为硬塞进了各种预设的紧身衣里，而这些预设都太过局限，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消费者的实际选择。 于是，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构建一个系统，它得足够普适，能可靠地描绘社会中的需求模式；但它也得足够简单，可以利用统计工具来进行估算并使用。迪顿和米尔鲍尔自1980年起研的“近理想需求系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虽然两人基于这个系统给出的早期估计还不能为有关消费的各种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但这个系统的灵活性和扩展修正潜力，大大推进了消费行为的研究。 35年后的今天，迪顿和米尔鲍尔的需求系统，以及其他研究者后来的改进措施，依然是研究经济政策影响、构建价格指数、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生活水准的标准工具。换言之，它对学术界，以及现实中的政策评估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消费、收入与宏观经济学近理想需求体系描述的是家庭在某一时期，总支出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各种商品间分配他们的消费。然而,家庭的总支出并不是已知的，因为它们是家庭在每年制定消费计划时自主决定的。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会消费掉他们收入的多少呢？这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总消费的反面是总储蓄，而对于国家而言，总储蓄对资本形成和商业周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在上世纪50年代，产生了两个有关收入如何决定消费，进而决定储蓄的著名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模型。这些理论的核心是个体希望能“平滑”他们的消费——当人们预测未来收入降低时会进行储蓄，预测未来收入升高时进行借贷。这两个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完成，开始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1990年左右完成的几篇文章中，迪顿和他的同事检验了持久收入假说的一系列重要推论。在后来，他们的检验改变了对理论与数据之间的联系的基本观点。 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是在“代表消费者”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代表消费者的消费会随着社会总收入或平均收入水平一同变化。使用这个简化的假设，迪顿能够得以阐明永久收入假说的预测：消费的变动程度总是比收入变动程度更大。这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整个经济体意料之外的收入增加还会带来额外的收入增加。因此，一个理性的代表消费者应该在这些预期的收入增加实现前就增加自己的消费，这意味着根据永久收入假说，当期消费的增长幅度将会大于当期收入。然而，这一点与总量数据所展现出的模式是矛盾的。他的发现质疑了整个假说的正确性；这个理论与数据间的矛盾被称为迪顿悖论。 迪顿指出，解决这一悖论，以及更好地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数据的关键，就在于研究个体的收入和消费。个体收入的变动方式与平均收入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在一些人收入降低的同时，另一些人收入提高，在我们计算代表消费者的收入时，个体收入的大部分变动实际上被抵消了。通过确定在消费被加总前，个体消费如何随个体收入水平变动，迪顿使永久收入假说的预测更加符合人们在总量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尤其是考虑到个体通过借贷来为合意的消费进行融资时往往面临约束的情况。
迪顿还发现，在研究个体数据时，标准理论还能给出额外的预测，而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举例来说，随着年龄增长，消费在同一世代所有个体间的差异也会扩大，这一点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差异扩大的程度可以用来评估个体抵御收入冲击的能力。 迪顿对消费和收入的研究对当代的宏观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自凯恩斯以降，先前的研究都将关注点放在了总量数据上。而今天的学者即使在研究宏观层面的经济关系时，也往往将个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加总个体行为，更加谨慎地计算出整个经济体的数据。 家庭数据与发展经济学在最近几十年中，安格斯·迪顿运用自己在需求体系和个体消费方面知识，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他强调了建立关于家庭对不同商品消费的数据集的重要性，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消费数据往往比收入数据更可靠、更实用。他还展示了这些数据可以如何用于衡量和理解贫困，以及贫困的决定因素。在研究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时，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收集何种类型的消费数据。面板数据——逐年取自不变的样本家庭的消费数据，在理论上更适合用于研究消费模式，但面板数据也存在着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从面板系统退出。迪顿向我们展示了，多次收集横截面数据、追踪群组而非个体家庭的做法不仅更简便经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更优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消费和支出数据出发，衡量位于不同地区、面临不同价格的家庭，以及消费不同类型的商品、而且所消费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都无法直接观测的家庭的贫困程度。迪顿的研究对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他展示了在无法取得当地市场价格时，可以如何利用单位价值变量（支出除以数量）来构建出市场价格。还有一个问题是，贫困的自然含义是个体的贫困，但消费数据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收集的。衡量个体福利最常见的指标是家庭人均支出，它假设儿童与成人的消费量一样大。 然而，迪顿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估计，儿童的支出大致是成人的30%-40%。因此，以人均支出为指标的估计会夸大有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程度。迪顿还对比较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在使用来自国民账户的数据时，对贫困程度的衡量与使用来自家庭调查数据时是截然不同的，通过调查这一差异的原因，他着重强调了在福利水平比较中易犯的错误。他还阐释了为什么最近一次对贫困线的调整将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5亿之多。
在上世纪80年代，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是理论性的，即使有实证研究，也往往基于国民账户的总量数据。而现在，这一点已经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门建立在对取自个体家庭的具体数据的深度分析基础上、日益兴盛的实证学科。迪顿的研究是这一转变的重要驱动力。两个基于对家庭消费具体分析的事例可以展现出他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讨国家是否有陷入“贫困陷阱”的可能——低收入可能会导致更低的卡路里摄入水平，使得人们无法尽全力工作，收入始终上不去，营养摄入也无法提高。贫困陷阱的问题对设计对最贫困国家的国际援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援助是面向鼓励经济增长,但增加的收入仍然无法使营养摄入量得到明显增加，有观点应该将援助的方向调整为直接的食品救济。迪顿对于收入和营养摄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收入增加的确能使人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另一方面，证据并不支持营养不良导致贫困的假说。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收入低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另一个例子是迪顿对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研究。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重男轻女——“失踪女性”现象可能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歧视发挥影响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一种可能是女儿得到的资源始终比儿子更少，但检验这一点是困难的。就算研究人员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家庭共同生活，时刻观察他们的消费选择，这些家庭也可能会因为观察的存在而改变消费行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迪顿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使用家庭消费数据来间接估计家庭是否给了女儿更少的资源。 具体说来，迪顿调查的是：一个家庭有了孩子后，成年人所消费的商品（如成人服装、烟草或酒精等）否会减少，以及当孩子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时，这些消费会不会减少得更厉害。在调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后，迪顿发现在正常情况下，“成人商品”的消费并没有系统性的差异。然而，他在之后的工作中发现，当家庭面临困难时，会对女儿表现出明显的歧视。 总的来说，迪顿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人们对消费选择的理解，他的研究将发展经济学从一门基于总体数据的理论科学，转变为基于具体的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学科，改变了我们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解。（编辑：Stellas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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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入的趋势很可能掩盖了个体收入的起伏变化。图片来源：
要对抗贫困，首先需要准确地划分贫困线；不同类型的数据很可能给出大相径庭的结果。图片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