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倾向认为，自然主义者由于其所秉持的自然主义观，因而自动就会对逻辑秉持特定的观点。例如，经典的奎因式画面有时会被看作自然主义的标准：逻辑居于信念之网的中心位置；尽管逻辑远离感觉经验，但它的作用却在我们所有取得成功的理论化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确认；尽管同其他事物一样，逻辑也是后验的，但给定最小伤害原则，它也是最抵触变化的；因而逻辑看起来乃至实际上就是先验的。①但其他人在别的时候却主张，其他对于逻辑的观点可以直接从自然主义推出来，比如心理主义、简单归纳主义或者某种形式的语言约定论。问题是，“自然主义”在每种情况下都意指某种不同的东西，或者，它被附加了各种无关紧要的涵义(如整体论)。
我希望在这里勾画自然主义的一种替代品，从某种我希望澄清的意义上说，这个替代品即使不比其他选择更吸引人，至少也会比它们更加健全。为此，我首先描绘了我将用来作为背景的自然主义版本。但我需要预先承认的是，我不会假定哲学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也不想为这些立场中的哪一个进行辩护。在行文过程当中，我会示意，哪些可以被看作其他选择的缺陷，哪些可以看作我所描述的立场的长处，但就当前来说，如果我能把自己的立场描述清楚，以至足以用作下一步评判的对象，我也就能够满意了②。
一、自然主义
严格地说，在我的思维方式里，没有任何一种明确的学说可以称为“自然主义”。准确地说，如果有一个人，她有一种用来解决与这个世界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独特方式，有一种成熟的、通常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独特的探究方法，我会称这个人为“自然主义者”。我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描述自然主义者的行为方式。③在此过程中，我将使用“自然主义者在其最先进的科学这一语境下开始所有的探究”这种形式的表达，但强调这样一点很重要，即这位自然主义者本人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她的行为方式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好像是最合适的。关键的一点是，自然主义者不会一开始就宣称：“我仅仅使用科学的方法！”相反，她是从观察、实验、形成理论等开始的，我们这些旁观者倾向于把这类方法归为科学的方法。
这一点之所以至关重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要把我所描述的自然主义者与一个密切相关、也许更为人熟知的形象区分开。为了看出两者的差别，可以假设我们对我们的主体这样提问：“你为什么会相信原子的存在？”旁边一个准自然主义者可能会这样回答：“因为科学告诉我，存在着原子，而我相信科学上的言论。”但我的这位自然主义者却绝不会这样回答，而是会诉诸现实的科学证据：“因为爱因斯坦的演算a、b、c，以及佩兰的实验d、e、f”，诸如此类。④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有关科学可靠性的某个一般性的元论题，而是针对每一个案例的具体的科学证据。
这种自然主义方案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在判断“什么才能算作科学”这个问题上，它不依赖任何官方的划分标准。人们很可能会期待那些坚持“只相信科学言论”这一原则的准自然主义者，能够指明科学言论与其他性质的言论的区分。而我的自然主义者却不采取任何这样一种总体性的立场。她所信服的，是个性的论证和方法；经过更深刻的反思，基于她所具有的其他信念所组成的背景，她将有理由认定这些论证和方法是可靠的，但她却并不需要去明确支持关于这些论证和方法究竟有哪些共性这一点的任何一种总体性的说明，也不需要去明确拥护任何一种依据它就可以将其他事物排除在外的一般性原理。像任何一名社会学家一样，在我描述这位自然主义者时，最可取的办法，是使用像“科学的方法”这种虽不精致但尚可利用的称谓，但这种用法只是反映了我们对这些词语的日常理解，而不是依据什么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所进行的任何最优分析。⑤真正重要的工作是去描述这位自然主义者在特定情况下的反应，去理解哪些特定类型的证据会被人们认为有说服力以及其理由(例如，上述原子一例)。
大致来说，我的自然主义主张与奎因的自然主义是一致的：
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作为一项持续性事业、具有继承性的世界理论范围内开始进行研究的。他试探性地相信所有这一切，但他同时也相信某些尚未辨明的部分包含着错误。他试图从内部对这个系统进行改善、澄清和理解。他是漂泊的纽拉特之船上繁忙的水手。⑥
所有诸如“原子存在吗？”、“数存在吗？”这样的自然主义本体论问题，以及诸如“我们这些经由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加以描述的人，是如何把握这个经由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等等加以描述的世界的呢？”这样的认识论问题，都会被看成广义的科学问题来进行处理。这其中包括对科学本身进行的一种科学式研究，其中又包括对科学方法和规范进行考察和分类，判断对于发现世界本来面目来说哪些方法最有效，以及沿着这个方向从内部来促进科学的发展。⑦
我和奎因的自然主义主张最显著的差别表现在对科学的这种科学式研究的结果上。⑧奎因的结论是，科学上的证实是整体性的，可以进行编排，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编排为“观察和假说-演绎法”⑨，或者更详细地列出5个理论优点(简单性、原理的熟知性、广泛性、多产性、与经验检验的一致性)⑩。我的自然主义认为，奎因的这种说明不能恰当地处置科学实践实际上的复杂性。只要认真考察科学的进程，便会围绕科学的方法和它们的证成产生一种更加微妙而且复杂的、个例到个例式的说明：并不是说，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确证，或者可以得到确证；很多种理想化的或者近似的东西都得到了利用；如此等等。(11)而从这种差别可以推出另外一种差别，是关于数学的地位的，(12)但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问题。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阐明我的自然主义立场，让我们来考虑：如果我的这位自然主义者的对手坚持认为科学上的回答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并由此引发了哲学上的争论，那么我的自然主义者对这些争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13)举例来说，范·弗拉森主张，关于原子，我们可以保持一种不可知的立场。面对这种怀疑主义，我的自然主义者将回顾爱因斯坦/佩兰的证据，并提问这里是不是有某种他没有注意到的缺陷存在。范·弗拉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就实现科学上的目标而言，这个证据是相当好的，但(他接着说)存在另外一个“认知”的视角，就它的哲学目标而言，这个证据还不够充分，事实上，对于不可观测物的存在，任何证据都是不充分的。在这一点上，刚才提到的准自然主义者可能会回答说，范·弗拉森已经逾越了科学上的方法，他的忧虑不是科学上的，并以此为由不再考虑他所关心的问题。与此不同，我的自然主义者只是想知道她的肉眼不能观察到的实体被无一例外地拒之门外的根由以及对此提供的证成。除非范·弗拉森能够为她提供怀疑原子存在的科学上的合理根据——他本人并没有假装这样去做，否则她还是搞不清楚他心里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但是，迄今还没有理由去质疑关于原子存在的、那些她认为能令人信服的普通证据。
让我来总结一下：我的自然主义者是作为当前科学理论的一个内部人士开始她的研究的，这些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扩充了我们的常识；她遵循那些通常被描述为“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关于本体论、认识论等等的传统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她也利用极具洞察力的科学方法进行了处理。如果哲学家们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不同的标准才是适用的，她就会对这些新标准的来源及其证成一探究竟，而且还会依据她自己的标准，像处理其他事情一样评判给出的答案。在某个地方，她将展开对于她本人的方法和规范的研究，对这些方法和规范，她会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进行最大程度的批判性评价，并尽其最大可能去加以提高。就这样，她稳步地实施着自己对于周围世界的全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