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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说唱文学是指清末以前的说唱文学，“变文”是其中较早的，同时也是成绩较大的一种。唐五代僧侣所创制的“俗讲”，乃说唱文学的开山祖。“俗讲”中的“讲经文”、“缘起”和大多数“变文”，都是韵散夹杂的。这以后，才有叙述民间传说的变文。讲经的变文，有《大目犍连》等；民间传说的变文，有《项托难孔子》、《王昭君》、《季市》、《伍子胥》、《董永》等。还有反映当时现实的，如《张议潮变文》等。前些年王重民的《敦煌变文集》出版，收了只有说而无唱的话本，如《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本》等。 这以后，就是叙事鼓子词，这是士大夫宴会和供市民娱乐的勾阑中并用的。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五收有自著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一篇，据《莺莺传》概括而成。韵文乃自撰的〔蝶恋花〕十二首，夹在每段散文之后。第一首概括全篇大意，末一首乃评论，正文十首歌咏故事和人物。第一首前用：“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以后每首前照例用“奉劳歌伴，再和前声”。明代还有收在《清平山堂话本》里的《刎颈鸳鸯会》，乃艺人秋山所作，也是唱一段，念一段，但唱的曲子是十首〔商调醋葫芦〕，也有类似“先定格调”的套语。 同时还有宋、金、元的诸宫调，是用各个宫调歌唱故事的。在唱过某一个宫调的一两支曲后，就改唱另一个宫调的曲子。宋代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赋予崔张故事以新的斗争意义——反抗封建婚姻制度。金代有《刘知远诸宫调》，写的是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到了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其宫调变换就不再象先前诸宫调那样快，而是同元散曲和杂剧联套完全一致。这种诸宫调篇幅宏伟，想象丰富，揭露了宫廷的淫靡生活。 这以后就要谈到道情。虽然唐代已有“九真”、“承天”等道曲（《唐会要》卷三十三），及募化的道情（段常《续仙传》记蓝采和持拍板唱踏踏歌）；宋代又创制了渔鼓（《宣政杂录》），为道情的主要的打拍乐器；宋、金、元时，一方面有道士和文人作的词或散曲的道情，一方面又有道士和乞食者通俗宣传的道情。我买到过木刻本《新编仙家乐事云水道情耍孩儿》、抄本《道情》以及木刻本《道情》，都是道家宣传道教的著作，文艺的价值不高。清代徐大椿（１６９３—１７７１）的《回溪道情》和清代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的《道情》，虽然是名著，但篇幅都较短。还有一些民间叙事道情，如我所藏的《庄子道情劈棺传》九回，杜颖陶所藏的明末刊本《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二卷，和我所藏的《韩湘子九度文公道情》，文艺价值都不高。 下面就要谈到明、清的宝卷和鼓词。明、清曾以宝卷作为农民起义的宣传品，但它本身的文艺价值也不高。不过有一种清新的鼓词却是例外，那就是河南所发现的乾隆元年到九年的抄本《三国志玉玺传》的鼓词。 接着就是弹词。弹词的起源有以下三点：（１）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记杭州八月观潮云：“其时优人百戏，击球、闺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２）明杨慎有《二十一史弹词》。（３）弹词源于“弹唱词话”（徐渭）、“搊弹说词”（王骥德）或“弹唱说词”，故一称“词话”、“说词”、“唱词”。 弹词体制有“文词”、“唱词”之分。在体制上，弹词可分为“叙事”、“代言”二种。大约先有“叙事”，后有“代言”。叙事的可以称为“文词”，只能够在书斋里看，完全是用第三人称作客观叙述的。代言的可以称为“唱词”，其中的一部分是在茶馆里唱给大众听的。除第三人称外，也用第一人称，已经由小说进而为小说与戏剧的混合物了。这一种兼用第一人称主观叙述的可以称之为“唱词”。再明白一点说，弹词的成分有三种，即“说”、“表”和“唱”。说即说白，须酷肖生、旦、净、丑的身分，完全象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表即由说书人代为表白；唱即是唱句。“文词”只有表与唱而无白；“唱词”则表、白、唱三者都有。 弹词体制与鼓词的比较，在于弹词的十字唱句多为三三四，而鼓词却常是三四三。至于七字句，二者并无区别。在情节方面，弹词常多写男女爱情，特别是“文词”多写妇女女扮男装，后来做了状元、宰相或将军，这是由于妇女自己不能取得政权，因此所写的作品就想象女扮男装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鼓词却常写英雄战争，尤以《隋唐》和《杨家将》故事为多。至于弹词中的“开篇”和鼓词中的“大鼓”，篇幅都极短。开篇只有几百字，大鼓也只是两千字左右，我也就不多谈了。 广东的木鱼书很多是长篇巨制，其中的《花笺记》在世界文学中较为著名，德国文豪哥德也极为赞赏。绍兴的平湖调实际上就是绍兴的弹词；它的“开篇”改名为“节诗”。其它如四川的“竹琴”、扬州的“清音”，种类繁多，不下数百种。 我把上面所述较重要的一些说唱文学，列成一个简表如下： 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出变文是说唱文学中最早的，它影响了各种说唱文学。但我认为变文对于宝卷的影响，关系最密。变文与宝卷关系密切，弹词不然。在内容上说，变文和宝卷都是佛曲，以传道为目的；在形式上说，变文和宝卷都是篇幅短小的。至于弹词，内容既非佛曲，形式又非短篇，差不多都是篇幅浩瀚的。阿英《弹词小话引》云：“我所见的福建《榴花梦》抄本，竟达二百六十余册之多，还没有完。”郑振铎《西谛所藏弹词目录》云：“弹词最长者，可以有三十册以上，如《天雨花》有四十册，《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之三部曲，合之得七十余册，真可谓之中国文艺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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