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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究竟成编成书于哪个年代，历代医家及学者均考证不止争论不休，到现在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共识。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也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说它不是好事，是因为被尊为“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到现在竟然都还不能肯定它确切的成书年代，这对中医界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件天大的憾事。说它不见得是坏事，则正是因为有这个谜团的存在，所以才吸引着无数的医家及学者们趋之若鹜、着了魔似的地去引经博典、追本溯源……这一现状对传统中医的挖掘继承与发展极为有利。笔者这里先大致罗列出历代医家及学者对此的考证、观点及论断，最后提出自己的个人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黄帝内经》既然是“三坟”之一，那就必定是黄帝或者是那个时代的群工所写。但因黄帝年代的各方面不够成熟，所以这种观点的可信度最低。 第二种观点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北宋程颢、司马光、邵雍，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清代的魏荔彤等都持这种立场。 程颢的《二程全书》说：“《素问》书，出于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文，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进。” 宋-司马光等认为：“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邪？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 还有，宋-邵雍在《皇极经世》卷八《心学第一、二》中以为《素问》是“七国时书也”、“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所为而托于上古。” 明-方以智在《通雅》中说：“谓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清-魏荔彤在《伤寒论本义-自序》中也说：“岐黄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 以上诸家均是从黄帝手笔立论的，认为《黄帝内经》非三皇五帝典文，因为当时绝没有如此的文字。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斗中说《素问》“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达旧闻，著之竹帛。”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中国医学史讲义》则从历史背景立论，认为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特别突出的是哲学领域内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就为多种医学著作的面世提供了极佳的社会环境…… 《内经研究论丛-内经十讲》则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的。首先是把《内经》的内容与《周礼》相比较。如说《周礼-食医》有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而《素问-金匮真言论》则谓：“东方味酸，生于春；南方味苦，生于夏；中央味甘，生长夏；西方味辛，生于秋；北方味咸，生于冬”。《周礼-疾医》又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而《素问-金匮真言论》亦有：“春气者，病在头”；《灵枢-寒热病》亦云：“夏取分腠……分腠治肌肉”等，其中分腠肌肉都是痒疥等疾的所发之部。所以就得出结论：既然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那么《内经》也就必为其时典籍无疑了……其次是从《素问》的文体上探讨分析的，认为“先秦之文，多作韵语，除五经而外，他如《子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鬼谷子》等都是如此。而《素问》中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脉要精微论》等等诸论，其中韵语的文字特多，都非后世之文可以比拟的”。 《黄帝内经》共十八卷，《素问》、《灵枢》各有九卷、八十一篇。共一百六十二篇文章里，从文字、语言、用词、以及所涉及到的社会背景等角度，都不乏春秋战国的背景。因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之久，确实可能包含多种观点、不同习惯的内容。 第三种观点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代表人物有宋-聂吉甫，明-顾从德、郎英（玻）、吕复及日人丹波元简等。持这种看法的人，大多是从《内经》的语言风格上来推断的。 宋-聂吉甫说：“《素问》既非三代以前之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为淮南王作”。 明-郎玻的《七修类稿》认为，《素问》“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则黄帝时末世邪？又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由仪狄是生其前而彼时人已皆伪邪？《脉要精微论》中罗裹雄黄，《禁服篇》中欲血而受，则罗与欲血皆汉时事邪？予故以为岐黄问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在这里，朗玻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明-吕复则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虽出自于先秦战国，但其文字成书则为西汉学者所为，并举《礼记》为喻。他在《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中指出：“《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而大略如《礼记》之萃有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其中，“萃”指《礼记》中所记录的孔子、子思的言论与行动。汉儒，即西汉时的儒家）。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3）：17］中载文是从字意来推断的。如从“豆”字的考证。认为在先秦时代，是用“菽”来表示“豆子”的这个概念的；而先秦时“豆”字的含义不作“豆子”讲，而是指一种盛肉、盛酱、盛粮食的工具，相当于现在的器皿。有人将先秦时期著名的经书作了统计，其中出现的十九次“豆”字，“毫无例外地都作盛物的器皿讲”。所以，“从《内经》中所有的“豆”字均作“豆子”讲这一事实来推断，《素问》、《灵枢》的成书时代主要是在汉代，当然并不排除其中也有先秦时期写的部分文章以及成书魏晋的个别部分”。 当然《内经》成书于西汉说最有力的论据是史籍对《黄帝内经》的著录。《黄帝内经》之名史籍上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方技略》中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经》二十五卷，合为'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是作者班固根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而《七略》则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时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分工校正方技类书籍的是朝廷侍医李柱国。史载李柱国主持分工、校正医书的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所以，一般认为此时应为《内经》成书的下限。就是说，西汉末成帝年间，《黄帝内经》十八卷本已经成编问世了。而至于《内经》成书的上限，从史料上推，《史记》可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史记》之前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记载医事甚少，且未将医学与黄帝联系起来。《史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并专为战国的秦越人（扁鹊）、汉初的淳于意（仓公）两位医家作传，但未见有关《内经》之类的书名。由此可以推想，如果当时《内经》已经成书流传，那么遍览朝廷藏书、考察过全国的太史公司马迁是不可能见不到的。而《史记》的写成是在作者入狱（公元前99年）之后。由此推算可知：《内经》汇编成书的时间当在《史记》之后（公元前99年）——《七略》之前（公元前26年）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西汉的中后期。这一观点已为现代的多数学者所接受。 成书西汉说还有其它的旁证。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所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脉法》、《导引图》等14件医书，而墓主是西汉初年封于长沙的轪侯利仓之子，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这些文献较为简略粗糙，例如只有十一经脉。而黄帝内经是十二经脉，从理论的简繁、完善程度上认为，十一经脉要早于十二经脉。这也就是说完备的《内经》成书年代要晚于公元前168年。 第四种观点则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东汉。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出西汉文帝初元12年（公元前168年）墓藏中随葬的两部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有人据此怀疑《内经》的成书年代可能在东汉。理由是上述两部脉灸经均有脉无穴，无五行配属；虽然涉及到脏腑及其功能，但无十二经脉内系十二脏腑的络属概念；也没有四肢及内脏由经脉相联系的记载。所以肯定了两部帛书是《内经》以前的作品；再因两帛书出土于西汉墓，由此便推测《内经》的成书当在其后的东汉。但《中国医学史略》否认了这种看法。 另外还有学者引证皇甫谧的观点说：晋代皇甫谧提出《素问》和《针经》即《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素问》、《灵枢》（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两书名在历代正史书目的记载中一直都是分别使用的，且卷帙浩大，有162篇。而《汉书-艺文志》之《黄帝内经》仅18卷，虽名曰“卷”，实则“卷”、“篇”相等，无“积篇为卷”之例，因而其《黄帝内经》18卷当为18篇之量，与今本《黄帝内经》相去甚远；再结合文字注引，学术发展等情况，认为今本《黄帝内经》极有可能是东汉人在博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各种医经著作的基础上成书的（《岐黄医道》）。 ［河南中医，1998，18（3）：138~139］中有学者撰文提出：基于“五德终始”论，西汉国运为土德，流行“心属土”说；而东汉乃以火德为国运，故有“心属火”说。因此，《素问》、《灵枢》等主张的“心配火”医籍也只能出现在东汉。 第五种观点是“断代说”。当代许多医家及学者支持并认同此说。 当代学者对《内经》成书时间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他们通过对《素问》文学结构的分析、并通过分析前人的成说和大论的内容，认定这一部分内容出自于战国至东汉之间，而且经过多数医家汇集而成。至于《灵柩》，作者先通过对其书真伪的分析，判定《灵柩》与《针经》实即一书，而后又得出结论：“《灵柩》和《素问》一样，基本上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掺入了汉代的东西，因而它亦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至于《素问遗篇》，则属伪书，其时代不出于唐宋之间。 还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所包含的篇章，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而是由许多医家和学者写成于不同时期。《内经》中的篇章既有写成于战国时期，又有成于秦、汉甚至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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