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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谈临摹 1 临摹是学书不可少的——这也是写好字必须要经过的练写过程。 临与摹有所不同。 摹是用薄纸覆在大字上，仔细摹写。学书入门的传统方法有描红、填黑、映格、脱格、双钩等。 而临写是把字帖放在边上，观其字形笔法而学之。对小学生来说，可能要先由摹，再进入临，或摹临并举。 在古代，由于没有影印技术，保存或复制名帖，常常也用摹的办法。比如现在所能见到的几种唐人写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般认为冯承素本是用薄纸覆在原作上双钩摹写。我们现在见到的著名的《万岁通天帖》，也是由双钩廓填法摹搨下来的。当时是武则天派人找寻王羲之家族二百多年存下来的墨迹，王羲之后人王方庆在强大压力下向朝廷交出。至于组织人精心摹搨，也是最高当局，即武则天亲自安排的。唐史有载，当非虚。①[1] 自然，对当代人学书来说，描红、影格之类太小儿科，这一步骤对成人来说可省略。可找一种或几种合适的、自己喜欢的碑帖，直接从临帖起步。这时，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选择那种字帖适宜，如王羲之的、颜真卿的、柳公权的，或其他名家的。 书法入门临摹的功夫真是一点都省不得。一个书家的基本功如何，只要看他的临帖就可以知道了——是功力厚实，还是花拳秀腿。据考证，三国时期大书法家钟繇的书法已经片纸不存，流传至今的钟繇小楷作品《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都是后来书家的临作，其中有的还可能是出自书圣王羲之手，可见临摹的功夫了得。②[2] 由于《宣示表》等笔法高古质朴，楷则与隶法杂存，温文尔雅，古趣盎然，有翩然之态，临作当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钟繇的书风。《荐季直表》还有不少史学上的内容。作为一个老臣，钟繇向曹丕举荐曹操时立有大功的季直，希望能重新启用。他说曾任山阳太守的季直是位廉吏，罢官后，生活无着，衣食不充……边临边读着这些恳切的文辞，古人的神态也跃然纸上。 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循序渐进，一本一本，转弯抹角，渐得笔形笔法——或者说，方能积累基本的技巧，方能入得门去。不断拓展眼界，领略大师的杰作、风范与意境。其笔墨微妙、细腻和流动变化之处，需要反复临写和体会才能掌握一二。 可以说，临摹是学习书法，达到自由书写、创作的不二法门。而且，可能是贯穿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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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摹学书上，王羲之的经验和体会：“一遍正其手脚，二遍须学形势，三遍须令似本，四遍加以遒润，五遍每加抽拔，使不生涩。”这样算起来，就已经是五遍了。但对临帖而言，这只是个循序渐进的大致说法，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不必拘泥。 书圣王羲之说的“正其手脚”，是指基本笔画，横、撇、竖、捺、点、挑、钩、折等。而这些本来在钢笔、铅笔、中性笔等所谓“硬笔书法”中不成为问题的，由于书法中使用的毛笔性软，起笔落笔、运行起止、提按顿驻、藏锋出锋等等就有了变化。但对初学者来说，往往一注意这些基本笔法，字的结构就有了问题，比如说字的左右、上下、疏密、大小，等等。所以说第二遍“须学形势”，就是说学整个字的形体与姿势，在临写中重点是要注意把握字形。第三遍“须令似本”，则要做到与临摹的对象形似——这看起来容易，实则难度很大，需要不断在临写中比较和对照。一般说来，能达到“须令似本”，达到形似的地步，已经相当不错了。 四、五两遍既关注细节上处理，也有宏观整体的观照。笔画的劲健利爽、字体的稳重丰润，特别最后是“加以抽拔”——这要在行笔书写时细细体会才能掌握。落笔、运笔和收笔的肯定，绝不拖泥带水，也不作修修补补。因为一“修补”，不仅墨汁易渗化开来，也会出现造作的字态，使败笔更显笨拙。 这五遍是指临帖的一个“轮回”，也是基本路径。写字的基本功不可能“一气呵成”，需要时日苦练，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坚持。三千年浩荡的书法长河，历代的名家名帖名碑甚多，既要有重点临摹学习对象，又要博采众长，随着自己学养与知识的积累，在临摹中也会不断达到自由书写的新境界。 当然，书法教育——有的还冠以艺术之名，认为可以通过形态学的研究解释丰富的技巧，并对技巧进行分析与归纳。什么传统的感觉——思维方式妨碍了人们对书法作品中的空间进行清晰、深入的认识，要破除传统书法自足的形式体系，要开展书法与近现代造型艺术在“感觉层次上的交流”。通过“重新设计一套训练体系”，解析和掌握传统的书法技巧已不太难，而难在现代书法艺术的创新创作，等等。此类貌似现代、时尚专业的说词绝不可轻信。若是为了鼓励青少年参加书法学习还情有可原，毕竟有师比无师强，拆解式碎片化的“训练体系”，比没有还是要好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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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见到一些书法家或以书法家自居的人，写出很差的“作品”却浑然不觉。我曾想他们可能没有看过经典大师的作品，或没有认真临过名碑名帖，从来不知道“好字”、好的书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了参照系，也就不觉得自己差。作为一个书家，或者以书法谋生或扬名的人，这是件很可悲的事。 书法经典应该是“永恒”的照耀，应该是中国文明的财富，是书法的标尺。有些书家或书法教授临摹名帖，却写出了很差的“文字”，出现了“依葫芦画冬瓜”、“指鹿画犬”的反常现象，这很出乎人们的意料——实际上是在辱没先人、糟蹋先贤。 作为一个后来者，在书法艺术上有自己的风格和偏好，临摹也各有侧重。而且，几千年的书法史，碑帖书迹浩如大海，我们穷其一生去读和临写的，也只是冰山之一角，森林之数佳木。但是有一些书家，有一些书迹和碑帖，对楷、行、隶、篆各种书体来说，是基石性的，保存着无数中国文化和文字特有的艺术的“基因”，你绝对轻慢不得。无论你想创造什么风格显示何种个性，都需要它们来做基础。——尽管对大多数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来说，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但至少，我们可以远远地眺望，可以在临摹中亲近，在笔墨变化中感受，这也是书法爱好者的幸福。至少，在我们成长或慢慢老去的道路上，在我们不安焦躁郁闷的内心里，有过他们的陪伴和抚慰。 我想这种对经典全面否定的颠覆现象，最大的可能是一些专业人士根本未过“临写”这一基本功的关，并因此备受煎熬，于是只抄捷径，绕道而走。如果默不作声也罢，问题是，有的还大言不惭称自己是“意临”，只有如此这般作践和抹黑临写才够得上“艺术创作”。 华东师大的教授沃兴华说：“世人对临摹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跟着经典走，模仿名家大师，亦步亦趋，以维妙维肖为尚。另一种是跟着灵魂的寻觅走，听从创作时遇到的种种困惑，上穷碧落，下及黄泉，敢问路在何方？我属于后一种。因此，我的临摹不会以一点一画的肖似而沾沾自喜，始终被问题折磨，处在迷茫之中，面对无穷的未知，只能谦恭与敬畏。”①[3] 他第一种是说清楚了，否定临摹经典需要形似。形似与神似本来是没有矛盾的，与体现自己的理解也是没有矛盾的，但作者偏偏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不是做学问的老实态度。而后一种，即沃兴华式的乱临胡写，却始终吞吞吐吐，没有讲明白。跟着谁的“灵魂”走，从行文看，是跟着“自己的灵魂”走。当案边放着一本名家先贤字帖，准备临写的时候，你看还是不看？如对名家的经典不屑一顾，你还要临它干什么？这时教授还要“上穷碧落，下及黄泉”，还要“敢问路在何方”一番，然后挥笔乱写一气，并得意地自称“我的临摹方法非常自由，不为成见和旧说所束缚”。 这也叫临摹么？ 有一丝“谦恭与敬畏”的心情么？ 从《散氏盘》、《石鼓文》、《礼器碑》、《好大王碑》，到王羲之、颜真卿的作品，禇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怀素的《自叙帖》等，无一例外地“意凌”了一番。如果关起门来，作自我摧残式的乱临乱画倒也罢了，偏偏还把此类“作品”结集出版，唯恐天下人不识其陋其丑。
沃兴华声称对传统文人书法已“彻底绝望”、“厌弃”，并“发现唐宋时期的名家书法是在民间书法的基础上加以整饬完善成一代大师的，明确这一点，好比来到珠峰脚下，扣除世界屋脊的高度，他们也不过如此。”①[4]如果“绝望”了，还意临什么？而且，说这话的也恰恰是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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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学书临帖应从楷书开始，但也有从行楷或行书入手——后者见效快，很快就能有所长进，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学名家几个字的结构造型，就有面貌一新之感，就像现在有人专搞签名设计一类。但要书法真有所长进，有所成就，没有扎实的楷书基础恐怕不成。 楷书是行、草的基本功，书法的基本功——分隶和篆籀除外——对初学者，特别是中小学生而言，从楷书入手临摹会一生受益无穷。 中国的楷书在唐代达到高峰，称为“唐楷”，代表性的书法家不少，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中唐的钟绍京、徐浩、张旭、张少悌，还有开一代书风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等，灿若星河。在这些名家中，选若干本名帖，应该不太难。 通常对初学者比较适合的有：颜真卿《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徐浩《不空和尚碑》。此外，钟绍京的《灵飞经》，智永的《千字文》，也是适合初学者临习的极好的楷书名作。 当然，如果有兴趣，除临写的作品外，名家的其他碑帖亦可搜集，加以研读、比较。但初学时，大抵需要“搞定几本”，才能迈得进门，至少要做到提笔就能了然于胸，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从唐楷入手，还有个好处，向上溯源，便能直抵“二王”和北魏，而向下就能直入尚意书风盛行的宋代——初步掌握楷书技法后，再研习行书，将有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 应当指出的是，北魏是我国楷书的另一个高峰。魏碑中有许多风格各异、绚烂之极的精湛之作。观之临之思之，必将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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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同一个大师的作品，不同年龄，不同环境，不同心态下写出的作品风格也有所不同。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即观察读帖一定要细致，临摹一定要准确。这样才有效果，能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对于我们亦然，在人生、见识和学书的不同时期，对同一个碑帖的观察、理解也是不同的，更何况临写的结果，面貌神采自然各异。 记得小时候临过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那是在老家小小的阁楼上。每天晨起，东窗泛白，外面是黛绿色的桔林和山影。研墨，展纸，趴在八仙桌上，依样画葫芦，写上两三张。老觉得笔不听使唤，常常用手指去揪脱落的笔毛，弄得手上到处是墨汁。 １０岁临摹与５０岁临写是不同的，临一两张与临写几十遍有质上的区别。《多宝塔碑》是颜真卿４４岁时所书，千百年来，一直是颜真卿早期的传世作品。１０岁的孩子，哪能体会到一千多年前中年人作书的心态和过程？只觉得比他晚年的《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好看”。 前几年，看到1997年河南偃师出土颜真卿的《郭虚己墓志》，还有2003年秋天，在洛阳龙门镇张沟村出土的《王琳墓志》。与《多宝塔碑》比，前者早两年，后者是颜真卿三十余岁所撰写——一下子把颜真卿现在的最早作品推进了十多年，令书界振奋不已。这几个碑帖书风大不相同，期间发展变化的脉络轨迹，难以用言语表述。只有一种解释，写《多宝塔碑》时，倾尽了全力，更努力地展现自己的书风。而应友人之约写墓志，则自然会更“私人”一些。 “技进乎道”，“技中有道”，同一位大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轮换着临写，你会发现风景的变换、时序和季节的变化，不再感到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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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也是一种创造，能另辟境界，产生好作品。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古今有多少人临摹过？其中又产生出多少名作？王羲之的墨宝，今已不存。《兰亭集序》原作有一种说法，可能在乾陵里，但乾陵未发掘，无法证实。《兰亭集序》唐代流传至今的就有 “神龙本”、“褚（遂良）摹绢本”、“定武本”、“孤独僧本”等等。这些临摹本，粗看无一例外，首先是形似。再综合起来，就能看出王羲之真迹的神韵。其中仅留下残纸片言的“孤独僧本”，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想必只是无名书家，经他一摹写，飘逸灵动的神韵之中，竟然显现出浑厚和雄沉。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有个名帖《湖州帖》，是他在湖州任太守时写的，记录了当时湖州大雨、太湖水涨的灾情，是颜鲁公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行草字帖之一。现《湖州帖》有碑刻和墨迹两个版本。如果比较，这两个版本的差异比较明显，前者浑厚朴茂，后者灵动婉转。一般说，碑都是依照墨迹本刻成的，为何两者差别这样大呢？有人考证纸本出现在宋代，为大书法家米芾的临本。这两个版本同样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很多书法大家，即使形成自己的风格后，仍不倦地临摹碑帖。如欧阳修，每日临池，几年不辍。临摹与自己创作，隔日交替进行。又如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成名之后，也是如此安排：“一日临帖，一日请索。”他曾说，从事书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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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喜爱的碑帖，时读之习之，像在与先贤对话，观古人作书，这时，再泡上一壶茶，会给人无限的愉悦。 有时从头至尾，一字一句通临，有时兴之所至，随意临写一两页。草书、行书、真书。有名家，也有无名书家和“劳动人民”的作品。旧报纸、毛边纸，什么都能用。过一段时间，书写过的纸整整齐齐，就有几尺高了。 夜深人静，翻开一本字帖，临写时，一笔一画，与古之圣贤如此亲近，凝神笔端，领略气象境界，体会到古人书写时用笔的心情和神态，或从容淡定，或激越悲愁——风声雨声，也会在耳际大作。 确实，古代不少书法杰作，与著名的历史事件、著名或无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身世沉浮，有许多不可忽视的联系，有的甚至成了他们官宦和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正成为被遗忘的往事。 古代的书法杰作不少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书法艺术，有着更为宽广的内涵。——那里正是孕育我们知识与智慧的地方，在那里，会听到古老文明和历史的足音。 宋与唐不同，唐又与魏晋有异，临过与看过不同，只有大量临摹，一上手，就能读出作品的年代与风格源流。一日，朋友约我去看他收藏的古字画，有一幅古代名家的条幅。他问我真假。我答，是赝品。他说，你的根据何在。我说，我多次临写过他的帖，从实临到离帖意临，还能不识他写的字？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不无精辟之言：“草书先写智永《千字文》、过庭《书谱》千百过，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形质具矣，然后求其性情，笔力足矣，然后求变化。” 他随后还列出了其他一些风格不同的碑帖，“随性所近而临仿之”。从书中所列的各种碑帖目录来看，康有为的所见极广，审美情趣品位也极高，但存在贬帖而独尊碑学之偏。若观他的书法，虽已自成风格，雄肆横溢，有摩崖气，但似不及他的书论博大精深，在近现代碑学史论上据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千百过”——这是对书法经典临写量上的要求，也是质上求新求变的基石。 我们总是很容易从名碑名帖中领略到大美，发现智慧，从经典作品中感受到心灵的激荡。那些闪耀在作品中的不朽的光辉，也会让我们的目光更清澈，胸怀更博大，忍受痛苦和挫折的能力更强，无疑，也能使我们在书法学习与探索的路上远行。 ①?唐史称：武则天曾到王羲之后人王方庆家寻访王羲之墨迹。万岁通天二年四月,王方庆将所存自十一代祖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的书札共十卷交出,年代自东晋至梁，长达200余年。武则天曾令人用双钩廓填法将墨法全部摹搨下来。后世称《万岁通天帖》、《唐摹王氏书》等，此帖在宋代即已残缺不全。
[2]②?唐王僧虔《书录》云：“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王导所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置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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