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稿为6月14日在“第11届中国文学论坛”上的发言，代为9月6日天津市第九届青年作家读书班上的授课提纲。
角度是小说叙事的铁门槛
——在第11届中国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秦岭
行者，往往止于铁门槛，它会让你出不去，进不来。
小说叙事的角度，一樽铁打的门槛。一旦阻隔了你，纵有才情的恣意汪洋和语言的天花乱坠，只能像自淫一样抽风。不是龙卷风，是疯的风。最终偃旗息鼓，轰然坍塌在小说的门里，或者门外。
“无法跨越角度的创作，所有的叙事都不是自己的。”这是十年前我撂在高校讲座上的狠话，撂给我亲爱的听众，实际上是把这个长长的楔子嵌入我叙事原则的死穴，自我警醒。作为一位小说的实践者，经验和教训，使我对小说叙事的角度视若神明。若干年前信马由缰、毫无原则的叙事快感，往往让小说故事的核心袒胸露乳，和盘托出，突出的问题是：故事讲精彩了，但故事的外延却窄瘪了；自认为搞清了“写什么”和“抵达什么”的关系，却因藐视了“怎么写”而丧失了角度的优先权；对丰饶的生活积淀、对社会的所谓独特发现乱采滥挖，造成了小说叙事生态的水土流失。——惊回首，方知铁门槛是用来跨越的。面对以往叙事，痛心疾首。小说叙事的所有魅力，完全取决于这个门槛的属性和高低。木头的不行，是个犟驴就可以破门而入；它必须有高度，就像赛场上的跳高，没有记录，看点何来？
十年之后，当我在小说叙事中习惯了迂回、包抄、打援、突袭而屡获叙事角度的时候，我斗胆且合理地认为，西方小说叙事学的重要代表华莱士·马丁关于作家、叙述者、人物、读者关系的阐述，远不如早已隐遁于历史的我们的老祖宗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的精神视角来的振聋发聩。
在我看来，角度不仅仅是叙事的前提，相对于故事中心，它几乎就是叙事的第二个中心。一个小孩用弹弓打下一只鸟，这是一个多么平淡无奇的、不足挂齿的过程，可是，叙事角度的选择，却可以让整个过程变得海阔天空，深邃莫测。选取小孩掉下裤子露出小鸡鸡而不察，一定比选取小孩英姿飒爽拉满弹弓更具生动性；选取空旷的树梢空无一物，必然比一只小鸟的存在更具诗性和想象空间；选取一粒鸟粪玷污了小孩的光头，必然比小孩的天真阳光更能延伸一个事件的背景；选取小孩背对一片歉收的谷子地，必然比一片森林来得深刻。——假如，请允许我更残忍一些，假如我们角度的第一视点不是小孩，也不是弹弓，而是小鸟惊恐的眼睛——因为小孩在费尽最后一点气力气拉满弓的时候死了——我们不妨继续延伸叙事的角度，孩子死在一只破碗的旁边，或者，死在一所当下美丽却空旷的乡村校园里，再者，死在期盼农民工父母回家的村口……树上的鸟儿啊！亲爱的鸟儿，从你的眼睛里，我找到了小说。我不敢说据此我可以让小说变成经典，但是我相信，本作家，已经找到了经典的叙事角度。
一如孩子脑瓜上的鸟粪，明摆着。角度不是感性的，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摄像式的固定画面。角度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残酷无情、浩渺无边、如履薄冰的地步。如果我要说，角度完全与作家的社会观、人性观、历史观以及思想、理念、学养、生活积累有关，似乎有些酸了。要说角度的发现多半与一个人的情怀、心灵有关，你一定怀疑我藐视了你心电图仪器检测下活蹦乱跳的心脏。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理性的判断和延伸，你永远也不能找到角度，角度对你来说，永远是个陌生的东西。你只能面对你咿呀学语的婴儿，不厌其烦地讲“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一样的故事。实际上，你既不会承认你是老和尚，也不会承认是小和尚，你纵然著作等身，坐拥书斋，也是个与小说无关的家伙。
角度，理所当然成为我小说叙事中规规矩矩的第一选择。就像古时富家小姐选女婿，宁可找志当高远的落难书生，也不会依附豪门纨绔，因为她面向的是未来。我习惯了面向中国的乡村，因为我清醒支撑中国时代文明的根基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工业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与历史的进步、文明完全不是一码事。拉开中国社会的窗帘，最冲击我眼球的，仍然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当生活的视角变成我小说的视角，我不会让一个独立的“我”自圆其说，我会让现实中的“你我他”全体介入。一段时期以来，我在第三人称叙事的开阔与包容中，尝试把第一人称的“我”嵌入其中，同时不忘把第二人称的“你”拽进叙事文本，变幻成与“我”对立的讲述者。这就像我打你一拳，我必须让你自己表述疼还是不疼。我试图通过农民屋顶瓦片被砸的碎裂声，用来辨析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中国农民内心的呐喊；通过孤守麦季中年迈阿婆不绝如缕的咳血的山歌，用来观察中国农民精神的底色；通过当下社会各色人等对一个弃婴无可奈何的态度，用来反映社会急剧变革时代多元的国民性特征；通过乡村孩子偷偷给教师们的饮用水中掺沙子这一事件，用来反映发展与变革带给传统道德的惨痛戕害；通过民办教师用教鞭无情抽打城市公民的孩子，用来颠覆国民对知青时代的传统认知；通过粮油鸡蛋供应制时代农村小孩把母鸡屁股捅出鲜血，用来窥视中国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历史根因……了解我的读者，一定会找到对应的表述对象，是近年来创作的《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弃婴》、《杀威棒》、《摸蛋的男孩》等系列短篇小说。
这里，“通过”是我的叙事角度，“用来”是我“要干什么”，至于之间的“怎么写”，那完全是我占领“角度”高地之后的叙事方法问题。有时候，我选择一刀致命；有时候，我选择千刀万剐，怎么有快感，就怎么来。
选择短篇说事，不光在叙事层面要比长篇、中篇更来得直截了当，来得不容掺假，另有几分底气来自佐证，这些小说，有的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入《中国当代小说经典必读》，有的被认为是“历史的碎裂声”、“历史的血”。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秦岭选择了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叙事角度”。有趣的是，我的一些叙事视角，是站在农村小孩子的立场上的，一开始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后来如梦初醒，在一个面对矛盾、欺骗、遮蔽可以集体噤声的时代，有两种人物承载的叙事视角原来如此强大：一个是孩子，一个是疯子。
我当然明白安徒生老儿为什么会让孩子的视角面对皇帝的新装，我同样明白，一个讨薪的农民工在城市实施一场爆炸之后，连社区的三岁小孩都敢质问来自乡间的保姆：“姐姐，你是来杀我的吗？”
“角度是小说叙事的铁门槛”。不是引用，是我说的。
2013年9月1日整理于天津观海庐
附录一：第11届中国文学论坛发言者
王 彬：评论家、原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联部理论处处长
刘书棋：《小说月报》副主编
顾建平：《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臧 策：评论家、编审
甘铁生：北京作协专业作家
秦 岭：作家
附录二：天津市第九届青年作家读书班备存
时间：2013年9月6日下午
地点：天津市文联大楼展览馆
主讲人：秦岭
讲座主题：角度是小说叙事的铁门槛
附录三：第11届中国文学论坛综述
小说叙事，别丢了“根性”
2013年07月26日10:08 来源：中国艺术报 金涛
“作家多年来不重视方法与技巧，以为不用学理论与方法，天生就会写作。这是错误的认识，如果没方法与技巧的追求，很难写出好小说。 ”近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文学论坛上，评论家王彬如是说。
本期文学论坛的主题是当下小说叙事特征，王彬、甘铁生、李朝全、刘书棋、顾建平、臧策、秦岭等评论家、作家与会。大家认为，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每年出版多达四千册，网络上传作品更是以万计，但在这么庞大的数量中却难以找到几本高质量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小说艺术性太差，没什么技巧。网络小说在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被评论家认为读起来“如同自来水” 。
上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以后各种西方文论涌入中国，对于小说叙事的研究与摸索成为一时热点。1985年，后现代文艺理论家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有关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并且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作品进行了叙事学的示范分析。这一分析在中国成为应用叙事理论分析文本的经典。此后，叙事学研究在中国形成热潮，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罗钢的《叙事学导论》、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南帆的《文学的维度》等有关叙事学的著作纷纷问世。叙事学也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带来重大影响，特别是先锋小说，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马原、刘恒、刘震云、余华、苏童等作家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做了诸多积极尝试，给读者带来了迥异于以往的阅读体验。
莫言也是当年积极进行叙事实验的一位作家：比如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选取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事；又比如他的《生死疲劳》，通过六道轮回不同动物的眼睛来看周遭的世界。李朝全指出，莫言小说叙事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也糅合了中国传统小说家族叙事的成分，比如《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丰乳肥臀》中母亲的经历，《生死疲劳》中五十多年里中国乡村的变迁、《蛙》中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史变化。家族叙事已成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种长盛不衰的叙事模式。王彬也指出，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叙事有中国民间说书艺人的特色，这是其他作家没有的。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理论家在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还是作家对于叙事技巧的探索，都趋于冷淡。秦岭认为，这可能和中国小说生吞活剥西方叙事不算成功的尝试有关，并将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为“彩色的琉璃瓦还在，里面住的人没有了” 。在叙事方面，中国的散文和纪实文学并没有太多照搬西方的形式，是因为这两种文体直接面对生活、面对时代、面对问题、面对良心，假如像小说一样和西方接轨，就可能遭遇滑铁卢。秦岭说，小说的叙事应该和审美传统、审美习惯勾连，如果仅仅是借鉴西方，失去“根性” ，失去自己叙述的特征，恐怕只能成为专家的研讨对象、作家的实验文本。莫言的叙事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径，于是大家都说好。但这种叙事可能影响和左右一批作家跟着他的路走。这反而成为一种悲哀。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在探索小说叙事方面走出了很远，甘铁生很惊奇地发现，这本小说的中文旧版，已经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炒到了500元的高价。甘铁生说，这说明中国还是有高端读者的，小说对叙事的探索有其独特的价值。文无定法但有大法，如何在没有定法的探索中寻找为文的大法是当代作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