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道德状况怎么看 放眼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是一个彰显着大爱的社会。近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也见证、彰显了中国人民具有并在成长的道德精神。比如，与“汶川地震”、“动车事故”大灾大悲同在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一起写入历史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和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道德精神。当然，这也是一个发生了恶劣现象的社会，食品、药品、交通安全等人命关天的问题，以及“道德冷漠”、“权力腐败”、“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等，已成社会热议的话题和坊间“关键词”。而“小悦悦”的遭遇更使全社会上下受到震动，有良知的人们被刺痛的同时，也有一种自己“受伤”的感觉。 可见，在今天社会道德现象中，有“最坏的”，也有“最好的”。有“小悦悦”事件中的“冷漠路人”，也有“最美妈妈”、“最美女孩”、“最美交警”；社会道德现象中存在着许多假冒伪劣甚至一些极端无良事件，但慈善组织、志愿者行动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助人为乐者及道德激情也在生长；一方面是无良逐利者和种种缺德事件，另一方面也有众多有识之士、有德之人，在痛心、忧虑之余，为社会的不道德现象和缺德之人进行着“道德救赎”。这些有良知的人永远是中国社会的“脊梁”，他们的道德行为也给我们和社会提供着积极向善的力量和信心。 二、道德为何失范和缺位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成因。长久以来，一些领域和地方在市场经济“效率至上”追求的引导下，对社会责任和对消费者的责任规导不力；在张扬个性和一己利益时，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相对弱化；在强调权利的时候，对义务和责任以及对权利使用的制约强调不够，以至出现了种种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现象。在诚信规制以及社会扬善抑恶机制方面还缺乏有力的社会外在制约手段。 民众素质心态和社会舆论氛围成因。社会在弘扬道德的同时，一些质疑道德、排斥道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许多对善举、良知行为的无意或恶意的质疑，已成社会舆论中一种负面能量。做好事反被嘲笑或质疑的后果，会使人们对选择行为心存疑虑，种种质疑还会引导公众对良知的更多“不信”，生成道德失望和坏事归因的思维逻辑。社会认同原理认为：人们通常会根据他人行动取向和环境暗示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办，这也即人们常说的“从众效应”或“行为模仿”。我们应该让社会更多些道德“正能量”氛围，让更多的好人、好事、好舆论，影响更多人的行为选择。 制度安排与社会管理方面成因。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道德良知取向时，当救人有可能被讥讽、质疑甚至反诬时，当选择良知的成本太高、唯利是图违规成本又过低，无良不德现象就会频频出现。社会法制和制度管理一定要有利于扬善抑恶。如果一个社会让有德人、救助他人者吃亏，导致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而做缺德事又得不到社会的抑恶责罚，久而久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就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状态。事实上，社会普遍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大行其道，有多方面原因，但制度漏洞和监管不力是其中重要原因。反思起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定程度上是把社会道德寄于“人性本善”的期望上，而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人性恶”，注重诉诸法规强制管制的力量。今天，对人们的普遍道德期待，一方面可以建立在良知自律的内在引导上，同时一定要诉诸社会制度和机制的刚性约束。 理论文化交错影响方面成因。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会自发助长商业文化，而商业文化又易导向消费主义、奢华主义、享乐主义，导向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如果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理论文化留有市场，如果社会文化价值导向不明确，是非、荣辱、美丑不分，人们的观念心态就会出现道德淡漠甚至缺德行为取向。而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引人沉迷于物质享受和物质攫取的同时，会失落人的精神家园，在物欲追逐中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尊严。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会风气。反观我们的理论文化建设，一是有些理论不确定并储备不足，许多理论被“破旧”但未完成“立新”；二是理论解释力不足，一些创新确立的理论在社会解释和大众化方面还很不到位；三是理论文化主旋律和社会文化生态还相对缺乏合力。 一个国家当“品德消逝的时候”，就会弥漫物欲、野心、贪婪、权力和放肆，公民的幸福就都不可能实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