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君子不器”这句话？

                  怎样理解“君子不器”这句话？
  
  
  

 

                            许锡良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这句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关键是怎样理解这个“器”字。
  

《易经·系辞》有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器”的内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是无形的道体，形而下是万物各自的具象与功能。显然，器，就是指万事万物的形而下的专业技术，器物功能。器即器物，所有有形的物质都是器。因此，孔子说的“君子不器”，意思就是，作为君子，不能去学专门的技术，更不能够囿于一技之长，不能只求学到一两门或多门手艺，不能通过职业来谋求发财致富，而当“志于道”，而所谓的道，就是孔子热衷于的“仁”与“礼”那一套。对这句话的解释，还是朱熹的比较准确到位。他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在《论语》中，支撑这个观点的证据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在《论语》中这段话是很有实证力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很明显地说明，孔子所说的“器”，就是指樊迟请教孔子的“稼”与“圃”的专业技术活。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所谓的“礼、义、信”之类的东西，而孔子轻视“器”活的重要依据与相应的底气来则来自于他坚信，“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就是孔子描述的最早的“万邦来朝”情形。而这样的情形是不可能靠“稼”这种重体力的专业技术活的“器”所能够做到的。
  

在后来的历史文化中，“君子不器”这句话，得到了充分的演绎与实践。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所谓读书高，其实就是做官高，而所谓的“书”决不可能是农书、医书这样表现为“器术”物的书，而是“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而这些经典正是阐明“道”的书，而阐明“道”的书之所以会高人一等，是因为，这些书里的道理已经成为晋升仕途的必由之路。在后来的孟子这里，这个道理被发挥得更加充分。孟子说：“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谓的“劳心者”，也就是追求“道”的人，所谓的“劳力者”，就是追求“器”的层面的人。自然是“君子不器”了。在儒家这里，人分三六九等，从“上上人”到“下下人”，就是总共九等，有时也分十等。而无论哪一等级，都是按照“道”与“器”的远近程度来划分的。有时也简单地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由此可见，有些人牵强附会地把孔子的“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把人当成器具，而要把人当成人”。这样的理解的根据不知道在哪里。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意增字减字解经，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想法穿凿附会于原文，一点根据也没有。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成为圣人，特别是成为“至圣”与“万世师表”之后，“君子不器”这句话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实质影响。他的危害就在于把一个本来应该是分工合作，互惠互利，自愿交易，等价有偿的人类社会，分割成了“劳苦出力”的器者与“坐享其成”的道者。既消除了分工合作与自由贸易的可能，又严重阻碍了专业技术的发展。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成了蔑视创造发明，与做职业技术工作的最好借口。把所有的发明创造都称之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而无法登堂入室，算不上正道。其直接后遗症，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发展不了，创造发明数量与质量和其悠久历史及芸芸大众极不相称。直到现在，中国的创办的职业技术学校，仍然是属于“器”的范围而遭受到极大的轻视。
  

现在社会观念需要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由此产生的职业、专业与技术工种，也只是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世界并不存在一种可以脱离“器”而存在的所谓的“道”，如果说存在的话，也只是能够通过科举帮助人们实现仕途，获得厚禄，至此，儒家所谓的“道”，不过是帮助帝王获得天下，然后自己成为帝王师，过上高官厚禄的人上人的生活，然后，就是获得“福、禄、寿”三星高照的纯粹物质层面的享受而已。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明朝的李贽为什么要嘲笑儒家所谓的“君子不器”，不过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一套忽悠人的骗人把戏而已。由所谓的“道”出发，目的不过是霸占天下，通过特权与暴力去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已。儒家政治的“修、齐、治、平”，其实也就是要消灭市民社会，消灭市场经济，“普天之正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到底，在这里儒家的“道”，就是帮助帝王解决霸占天下之地，天下之民的一个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学说。是天赋君权，还是天赋人权，其实说白了其问题的焦点也就在这里。儒家文化最害怕的一个学说，就是“天赋人权”，所以现代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的蒋庆先生才会说“天赋圣权”，蒋庆先生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在这里，显然，所谓的儒家之道就是“天赋圣权”了，显然是用来对抗“天赋人权”的，而且话语中，是带有强大的强迫症的。有这种霸蛮的作风，也不难理解二千多年前的儒生与汉武帝合作会弄出一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儒家的“君子不器”，造成了历史与文化上的轻视职业分工，轻视技术创造，轻视体力结合，轻视市场交易的事实。使中国人一直匍匐于皇权文化中，苟延残喘，苟且偷生，自欺欺人，从来没有过人之为人的生命自觉与天赋人权理念之下的平等观念与做人的尊严。“君子不器”这句话，在世界日益增强互助合作，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尤其显得陈腐落后酸臭，早就应该与那一套君子小人的学说一起弃之如敝屣了。

  

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