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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
芷蘭齋
话题当然还是从藏书经历聊起。郭院长说，他的爱书经历其实也很偶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他上小学，因为家里没钱，所以不可能买书来读，但是他所住的村内有一家人家内有不少的书，而这个人跟郭院长还有亲戚关系，虽年龄相仿，但这家人中有一个是他侄子辈者，这个侄子好吃但不喜欢书，于是那时的郭维峰就用油条跟此人换书。他印象中，自己换到的第一部书是《米南宫的法帖》，这家人还有一部《康熙字典》，因为部头大，所以不肯换给自己，但由此他记住了“康熙字典”这个名称，最终他还是把这部书弄到了手，后来学校里建图书馆，他就把这部《康熙字典》捐给了学校。可是捐书之后，他却时时想念，于是自己掏钱又买了一部。1950年，他参加了解放军，两次赴朝作战，当兵阶段回家探望时，看到自己心爱的《康熙字典》被继母剪成了鞋样，因为是继母，他也不敢说什么，于是过了些年，他终于又得到了一部。
郭老称，本村那位侄子家的藏书算是他对书感兴趣的源头，而第二个关键事件，则是他在上高小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懂古文的老师。他说，抗战期间他家躲避到了河南嵩县的一个村中，他在这个村里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城里来避难的老师，在这个村庄期间，郭维峰经常上山砍柴，而当地的山上有一种软玉，他从山上捡回这种玉石，自己学着刻印章，因为刻印章则需要有小篆的字典，于是就向这位老师请教，这位老师都能一一告诉他，他也给老师刻了不少的印章，而老师每次收到印章都夸他刻得好，这让他受到了鼓励，于是更加钻研古文和古字。
后来在当兵期间，郭维峰考上了，而巧合的是，同学中有一个人喜欢读《史记》，于是他也把书借来细看，发现有些字句看不懂，于是就想办法找了有注释的本子来读。至此之后，他就喜欢上了史学，也渐渐地将古书读了进去。
聊到自己真正的藏书之史，郭维峰说他有印象者是1956年左右，他在书店里看到了一部《绝妙好词笺》，那部书当时标价1块钱，但他没有这个余钱，于是只要有空，就到书店去翻看此书，直到把这部书看完。因为这本书使他喜欢上了逛书店，因为逛书店也就读到了更多的书，等他收入多起来之后，就时常到书店去买书。
在书店买书的经历，那个时候都是平装本，开始买线装书则是郭维峰到医院工作之后的事情，他当时被分到了山西忻州的二八二医院，后来他在那个医院当上了医务处主任，而忻州那个时候就有人摆摊卖线装书，他觉得这些古书很有吸引力，虽然并不懂这些书的价值，但因为喜欢，于是开始大量购买，为了弄明白这些书的价值，他到处查资料，因为懂书，使得那些书贩子都愿意把书卖给他，并且向他请教一些书的价值所在，郭维峰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为此他跟我感慨说，就是因为爱书而不懂书，才让他查了许多资料，也读了许多的书，使他渐渐明白了书的版本价值。
谈到自己的藏书经历，郭维峰说，在忻州阶段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关于一部《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是某家分财产时兄弟二人各分了一半，其中一半被某个贩子买了以后卖给了自己，而另一半则归了《忻州日报》的记者，郭打听到这种情况后，找到了这位记者，因为价钱难以谈拢，于是就用了自己另外一部书换回了另一半的《资治通鉴》，但换回来书之后，才发觉这套大书还缺一册。那次换书到现在已过了几十年，直到今天他也没能配上那册书，但郭院长觉得没有关系，他说自己为了配书，付出了很多的感情，这个感情就是他的最大收获。他还说自己跟许多书贩子关系搞得很好，原因就是他从来都想让对方挣钱，他认为只有对方挣到了钱，才有动力去找到更多的好书，也就会让更多散失在民间的书得以保护起来。
我们自然又聊到了原晋，因为原晋是我二人正式相识的介绍人，郭院长说，他来到太原后，买书最多的地方当然还是古籍书店，他说自己认识原晋的时候，原晋只是一个店员，他们二人关系密切起来只源于一场收书过程。八十年代，太原有一家人要卖一批古书，有人邀请郭院长去看书，他在那家看到的书的数量之大令他十分吃惊，仅大部头的线装书就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二十四史》等等，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线装书，于是就想全部买下。书主告诉他，已经有人出4万元，郭说自己那就出到4.5万元，书主听到后很高兴，马上就同意了这个报价，于是双方约定好明日付款来拉书。郭院长回去后又细想，是什么人会花这么多钱买古书？几经打听，他了解到是太原古籍书店的原晋跟那家人订下了这批书，郭院长觉得自己不能干跟古籍书店抢书的事，于是就打电话给卖主说自己不要了，最终这批书归了书店。对此，书店后来售出时赚了一大笔钱。事后，原晋打听到了他买到这批书的原因，郭院长的这个举措令他很感动，由此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郭院长打听到了那个卖书之人是当地大户人家——渠家的孙子，我马上问他是不是渠本翘的后人，因为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渠家的文章，郭院长说可能是如此。
因为这批书的事情，郭院长又聊到了他跟古籍书店买书的恩恩怨怨，他说古籍书店的老经理特别不喜欢别人买走他们的善本书，这人的性格也很奇特，特别讨厌当官的人，郭院长在他们店里看中的书，这个店经理有时一放几年都不卖，而不卖的方式就是不标价，但因为相处的年头多，那些年也总算买到了一些古书。
郭院长说，他跟琉璃厂古籍书店相熟还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军队里也要跟形势，但却不了解哪些古书可以用来供批判用，郭院长喜欢古书的名气在他所在的部队广为人知，于是他就成为了自己部队购买古书的不二人选。他前来北京，在琉璃厂挑选了大量古书，由此跟一些书店的关系也就建立了起来。我问他，这些关系对他自己的藏书是否有帮助？他说其实没什么，因为那些人大多已经退休了，他反而说，近些年自己有许多的善本得自拍卖会，通过拍卖他才一步一步知道书海之无边，他当年在古籍书店书库中看到的情形，当时以为浩瀚如海，但现在明白，那些书跟古籍拍场比起来，只是很小的一角。
聊到今天的现况，郭院长说，近来已很少买书，主要原因是无处堆放，我说自己并不介意这些，重点的是要拍照下一个藏书家的真实现况。于是，他带着我一间屋一间屋地细细观看，他甚至掀起铺盖，揭开床板，我看到在床板之下的箱体内，也同样是满满的古书，已经达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同时，他还喜欢藏画，有一面墙的大画柜，我本想问他这么大的收藏今后如何处理，但觉得这种问法有些不礼貌，想到这一层，这才真是替老人担忧，我自己的问题还想不好怎么办呢！但郭院长说，他的女儿对这些古书有些兴趣。这对每个藏书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我有时也在想，收藏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自己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心境下，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刨根问底式的追问貌似认真，其实很无聊。郭院长说：“我们都干着自己愿意干的事儿，得到了好书，也得到了朋友，这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还需要怎样的终极结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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