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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买卖字号-集宁协久恒毛毯庄兴衰史
发布时间：2013-06-13 18:51 作者：文化促进会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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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最早的一家毛织厂——协久恒毛毯庄于1939年秋建起，1940年春正式开业。它建在原集宁县桥东二马路集丰盛粮店院内，1948年春破产倒闭。
协久恒的创始人张凤仪（字木妻梧）是我的父亲，因此我对该厂的经营过程，大体上是了解的。
工厂开业初，共有资金壹万元。我父亲本人并无投资，所有资金都是他向朋友筹集的。较大的股东有集宁的杨承举、李瑞、李达三、马久元、马四，还有呼市的张静山、李世昌等。这些人的股金都在千元以上，此外还有一些不足千元的股东。股东会议决定每壹千元为一股，开红时按十厘生意计算。创始人张凤仪担任经理并顶身股十五厘。开业初购置机器和设备用去资金七千余元，经常活动资金只有三千元左右。
厂里的产品是毛衣、毛裤、毡圪瘩（帮和底连在一起的毡靴）、车毯（坐车用的粗毛毯）、提花毛毯，日需原料羊毛约四百斤左右。全厂共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五十多人。生产手段是半机器半手工，若和今天的毛织厂相比，那就差得太远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手工业作坊罢了。然而在1940年全集宁没有一家工厂、更没有一家毛织厂的情况下，协久恒毛毯庄的诞生。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因而人们还把它称作“毛织工厂”。
生产组织方面，按照不同的生产程序，共有梳纺、洗染、织造、成型、烘干等五个作坊。五道工序分别由陈富、张忠等五名师傅（技术工人）带领生产。不直接参加生产的管理人员只有：经理张凤仪、会计高富、跑街的武双年、学徒王占德四人。
工资待遇方面，经理、会计、跑街的和五名师傅除年工资，都顶有身股享受分红的权利。经理年工资为二百元，顶身股十五厘；跑街的、会计年工资为一百三十元，各顶身股六厘；五名师傅年工资最高的一百五十元，最低的一百三十元，各顶身股五至七厘。这种带分红的年薪制，把工厂的盈亏和个人的利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亲自抓生产的师傅都能安心尽职，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所有工作都实行论质计件工资制。工人中最多的是纺线工，纺一斤毛线，标准达到一等的每斤四角，二等的三角，三等的二角五分。一个熟练纺线工每天可纺毛线二斤多，最差的学徒工也能纺一斤左右。其他工种也明确地分等论价。这样工人虽无分红权，可是熟练工的年工资可以超过师傅和经理。由于实行这种论质计件工资制，工人学艺、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学徒都想很快掌握生产技术，技术差的都想早日达到技术熟练。每日晚饭后为各作坊师傅论质收货时间，质量、数量一定，立即记账。
协久恒和其它商号的规矩一样，全厂职工一律集体在厂内住宿，厂内开伙。食宿费用全由厂内免费供应，并将开支计入成本。平时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粥饣鬼饣垒，中午是大烩菜、莜面窝窝。初一、十五吃白面蒸馍、肉烩菜，逢时过节按民间习俗改善伙食。上自经理下至工人都吃一样的饭菜，绝无例外。只有因业务关系招待来客时可以另开小灶。职工与工人的亲朋来访时住三五日，工厂也是以礼相待，免费供应食宿。这种办法虽然增加了产品的成本，但是却使工人生活有了起码的保障，方便管理，无疑对生产是有利的。
厂内并没有明文规定上下班制度，但无论冬夏都是黎明即起，既昏便息。每日除起床、就寝前后的环境清扫和三餐前后的适当休息外，工人都自动按时工作。这个厂也有它与众不同的习惯，那是因为五名技术工人（即师傅）都是耶稣教徒，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所有的工人都信仰耶稣教。每日晚饭后约七时以后，就寝以前有一位姓石的刻字工人（此人解放后为集宁市市政协委员，已去世）前来布道，每隔两个星期工人要停产到耶稣堂过礼拜。
当时工商界有一种已成习惯的商业道德观念，即任何人都不敢有多吃多占、小偷小摸的行为。经理、管理人员有了这种行为就会受到周围舆论的谴责，人前抬不起头来；一般工人有了这种行为，一旦败露，就会被立即辞退，再也无人给他举保介绍工作。当然厂里也有讲情面通融办事的风气。当时我因没有职业，曾在厂内闲住过年余。我很爱好织毛衣这种工艺，曾再三求父亲让我在厂内学艺，都遭到严词拒绝。父亲擅长书法，他只教我读书、练字。这固然是因为父亲有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然而主要还是怕外人说他的闲话。
每年一过春节，厂里就要召开一次股东会议，在会上由经理和所有顶身股的人负责向股东陈述一年营业情况。其中有全年营业额、成本开支、纯利润、库存、外欠债、欠外债务等主要内容，股东有权在会上就厂里任何情况提出质询，经理和顶身股的工作人员要回答解释，此外还要研究新的一年里如何经营等。这种会议表明，经理有向股东负责的义务，股东有监督经理经营的权利。
该厂产品中销路最畅的是毛衣、毛裤。那时候市场上百货商店里卖的外来机织毛线很多，然而价格昂贵，织一件毛衣少得五十元左右，别说普通农民不敢问津，就是城市居民买得起者也为数极少。人们习惯地把这种外来机织线称作“京线”。协久恒生产的毛衣裤是用纺车纺的毛线，质量上是此“京线”差点，可是一件毛衣只卖十几元左右，比“京线”便宜，经济实惠，因此很受欢迎，销路畅快。尤其是乡村农民家家养羊，只要拿上三斤多羊毛、十元左右加工费，就可换取毛衣一件。所以该厂毛衣销售市场并不限于集宁城内。就是毡圪瘩、车毯，也因造价低廉实用，而畅销周围城乡。至于提花毛毯因造价太高，每块开始售价约八十余元，以后又调到百元以上，一般人确实买不起，因此销路不算太畅。不过厂里生产数量不大，每月约一百多条，多半销往大同、张家口和过往客商。值的一提的是这种提花毯的质量是不错的。就颜色来说有大红、玫瑰紫、金黄、杏黄、葱绿、油绿等六个品种，色泽鲜艳质地柔软，足可以和商都生产的纯毛提花毯相媲美。当时我们这一带人们一般只见过俄国人背着卖这种毯子，就都叫它“俄国毯子”。协久恒生产出这种毯子以后，当地人们就给它送了一个绰号叫“假俄国毯子”。可见当时周围城镇能生产这种产品的不多，或许没有。
由于协久恒经营得当，销路畅快。短期内又没有受到什么干扰，所以不到三年，到1942年冬第一次结算开红即时每股开红一千元，就是说全部投资已经赚了回来。从开业到1942年末第一次开红，这是协久恒毛毯庄的鼎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从此以后就遇上多事之秋，情况逐渐不妙了。
1943年开春以后，大概是因为侵华日寇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缘故吧，人们明显地感到，占领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一天一天地加重起来，经济封锁也步步逼向工商界，尤其是伪币大幅度地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更加穷困，市场萧条，各行各业都出现营业额下跌的不景气现象。协久恒也不例外，营业额明显地下降。由于物价飞涨，开支加大，成本相对地增加，盈利当然减少了。特别是由于敌人加强了经济封锁，诸如染料、绵线、羊毛等原料的购进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及时购回，以致不时出现停工待料的情况。更使人头疼的是伪警察的骚扰。他们敲诈勒索，精吃白拿，像瘟疫一样无处不到、无孔不入。其他行业因同行者不止一家，这种瘟疫的负担比较分散，相对较轻，而协久恒全集宁只此一家，这种负担就重得多了。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有警察官吏“光顾”，每次少则一件，多至数件毛衣，名义上是“请你暂记”，实际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据我所知，到1944年该厂第一次被迫歇业时，这种“亡人账”多达六百余件，折合伪币九千多元。试想这样一个小厂，如此沉重的负担，如何承受得起？一开始人们对“警察老爷”的光顾并不情愿买账，然而挡不住他们经常前来寻衅打人。事有凑巧，正赶上1943年敌人要“强化治安”，更换“良民证”。当协久恒的工人前去照像领证时，不但横遭拒绝，并且有不少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没有办法，只好人托人，送重礼“赔理道歉”，才免费将“良民证”领换回来。我记得当我和父亲最后去领证时，伪警长将拳头举到我们眼前，狞笑着说：“怎么样，认得马王爷几只眼了吧？”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风雨飘摇，饱受摧残的时刻，意想不到的横祸突然降临：1944年春季的一天上午，集宁县伪皮毛业公会派人领着大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人，以羊毛军用，“犯禁”为罪名，将该厂库存三千余斤羊毛全部没收。事后我父亲四处奔走，托人交涉，然而“平时不烧香，忙来抱佛脚”是没用的。至此该厂已经山穷水尽，只好召来众股东宣布“破产歇业”。
1945年集宁第一次解放，我八路军民主政府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大军入城后对奄奄一息的工厂寄予极大的同情，决定由民主政府派人贷款以合营的方式，扶持工厂再度开业。公方代表为赵祥昌和一位姓孙的残废军人，私方代表是我父亲张凤仪，改厂名为“民生纺织厂”。厂子倒闭时原有的几位师傅多数各奔他乡，只有张忠未走。许多设备在第一次宣布歇业时，各股东分走的不少，所以重新开业后，只能生产车毯和人字形毛布，产品虽然单一，但由于民主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市场物价稳定，所以营业额持续上升，工厂再度出现兴旺的趋势。当时敌我双方正处于“和谈”局面，解放战争尚未开始，国民党正利用“和谈”作烟幕，搞“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1946年国民党背信弃义，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和民主政府出于战略需要，主动撤离集宁，致使刚刚复苏的工厂再度陷入困境。
国民党侵占集宁以后，以协久恒曾和八路军合营为借口，公然要将工厂没收。好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后套潜来集宁时都在协久恒住过，走的时候，我父亲又资助过他们，这才免于没收。然而某些当权者看到工厂的设备很感兴趣，于是又直接插手给贷款，让我父亲继续经营。这些人包藏祸心路人皆知，所以股东们都不同意，可是谁能惹得起这些人？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1947年国民党在集宁大举抓壮丁，厂里有张珍、段培仁、贾万忠被抓走。青年工人害怕再被抓丁，纷纷自动辞退回家另觅生路。被抓丁的三家家长出来向厂里要人，厂里没有办法只好用钱来赔偿。为此工厂再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就是国民党的货币急剧地贬值，通货膨胀像千万条无形的毒蛇，伸向所有的地方，无声无息地吮吸着人民的血汗，侵吞着所有工商业者的资本。当时货币贬值的速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什么“关金”、“金元券”、“银元券”，花样翻新，瞬息万变，“钞票如同烂纸”，人们再也不相信它了。就在这重重忧患接踵而来的恶劣情况下，协久恒不但无利可盈，甚至连饭也吃不开了。这年除夕之夜，我父亲怀着悲愤的心情，奋笔疾书春联一副，上联是“穷关真难过”，下联是“度刻如度年”，横批是“一塌糊涂”。人们看到这样丧气的春联，莫不惊讶，然而这却是当时世事的真实写照。越过年关三月，我父亲就在“穷、愁、气”的压力下得了脑出血与世长辞了。随着他的去世，苦心经营八载的协久恒也就寿终正寝了。不知为了什么，工厂的设备家俱被国民党集宁县党部全部运走。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类似同样遭遇的又何止协久恒一家？它的悲惨结局不过是千万个遭受同样命运的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罢了。然而协久恒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在腐败黑暗的旧中国，想要发展民族工业实在是梦想！
作者：张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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