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纳博科夫的毒舌“毒”了哪些大作家？

世界上英语非母语写作却以英文作品闻名世界的大作家有三个，分别是波兰裔英籍作家康拉德（1857——1924），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1899——1977），以及华裔美籍作家哈金（1956——）。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代表作《洛丽塔》，作品一路蹿升到《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第一位，并被改编成电影，但真正使他成为一个著名散文家的是他用英语写出的作品。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纳博科夫面对世界上颇负名气的大作家展露了他毒舌的一面。

来源\豆瓣 | 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纳博科夫在访谈录中嘲笑过康拉德、海明威、艾略特、庞德、托马斯曼、帕斯捷尔纳克等众多西方作家，连我喜欢的福克纳也未能幸免。海明威是不可救药的幼稚，福克纳是玉米棒编年史，最为恶毒的一句譬喻不知说谁：一个被施了催眠术的人同椅子做爱。

今天很多耳熟目详的西方作家在纳博科夫眼里都逃不过“愚蠢”二字，他喜欢的作家会是哪些？他曾形容自己是跻身贝克特和博尔赫斯这两个基督中间的快乐强盗，又将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相提并论。罗伯格里耶把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奉为师长，认为在文学的敏感性三人是一致的。他们最终都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

罗伯格里耶

纳博科夫曾经回忆，他第一次和罗伯格里耶会面的时候，罗伯格里耶那当演员的娇小妻子为他打扮成洛丽塔的模样。在罗伯格里耶的一生中，电影的位置比女人的肉体更为重要，女人的肉体只是重要的道具而已。他最喜欢自己的小说是《金三角的回忆》，1985年问世的《重现的镜子》是他反响最大的作品。

罗伯格里耶曾不止一次地挖苦过萨特，说实话，我也对萨特的那些存在主义小说不感冒。或许是曾经受惠过罗兰巴特的缘故，罗伯格里耶在访谈里一直对其保留情面。不过在《重现的镜子》里，他还是把巴特比喻成一条圆滑多变的鳗鱼。

我总感觉罗伯格里耶对于像萨特、罗兰巴特这样的公知啊精英啊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据说，巴特出车祸的那天曾与密特朗共进午餐，罗伯格里耶就此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毒舌：希望巴特在遇难前密特朗总统能使他相信“那些中断了的、又重新提出来的，并且经常变化的基本道德。”

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是有缘由的。当萨特领导法国的社会潮流时，他却在一所乡间的生物实验室里给几百只切除了生殖器的、并在皮下注射过受精母马的各种尿的雌鼠做阴道涂片，这样的工作，每8小时1次，每天3次，每次40分钟左右，其余时间就在出售给农民公牛精液的那些报表背后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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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毒舌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说，“风格和结构才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些空洞的废话。”以这个标准来看，他的毒舌就不仅仅是挖苦，他看重的是创新。

• 纳博科夫评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是个先知，是个哗众取宠的记者，是个马虎的喜剧家。我承认他写的某些场面、某些幽默笔触特别有趣。不过，他写的敏感的谋杀者、富于灵魂的妓女真叫人忍受不了——不管怎么说，本读者忍受不了。

• 纳博科夫评海明威和康拉德：

海明威是两者中较好一些的作家，他至少有自己的声音，对自己那欢快性的短篇小说还算负责……我无法欣赏康拉德纪念品商店式的风格，尽是瓶子里的船，浪漫主义陈词滥调般的贝壳项链。这两位作家所写的东西，我都不屑去写，在精神和情感上，他们都不可救药的幼稚。

纳博科夫：“我碰巧发现一批吹起来的作家——如加缪、洛尔卡、卡桑扎基斯、劳伦斯、托马斯·曼、托马斯·伍尔夫都是二流作家，短命作家，跟其它数百位二流作家一样。为此我不被他们阵营里的追随者所喜欢。在某位咄咄逼人的文盲挑我翻译的错儿，透着对俄国语言文学无知时，我反驳起来是乐此不疲的。”

纳博科夫：“高尔斯华绥、德莱塞、那位叫泰戈尔的、另一位叫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第三个叫罗曼·罗兰的都被人当天才接受，我真有些不解了，想起那些所谓伟大的著作，我都觉得好笑。如曼的那本愚蠢著作《威尼斯之死》或帕斯捷尔纳克那满是脏话和笑料的《日瓦戈医生》或福克纳的玉米棒编年史都被认为杰作。”

纳博科夫：“至少新闻记者们所谓伟大的著作，在我看来是荒唐的东西，如同一个被施了催眠术的人同椅子做爱。我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散体文著作是：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贝利的《彼得堡》、《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部分（普鲁斯特的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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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杂谈

• 纳博科夫谈美国文学：

我认为塞林格和厄普代克是近年来最优秀的艺术家。那些性感的拿腔拿调的小说，那些充满暴力的丑陋的小说，那些用小说笔法写社会政治问题的书，那些由对话和社会评论构成的小说，都绝对不许上我的床头。流行的黄色读物和理想色彩极浓的骗人读物让我恶心。

• 纳博科夫谈乔伊斯：

《尤利西斯》是乔伊斯作品的巅峰，与他的高贵独创性和清澈的思想及独特的风格比，《芬尼根守灵夜》一文不值，后者不过是没有形式的呆滞的伪民俗歌谣的堆砌，像盘冷布丁，像隔壁屋里持久的鼾声，像我这样的失眠症患者是最害怕这种东西，我一向讨厌充满陈词滥调的地方文学和模仿之作。

• 纳博科夫：

“许多被读者接受的作家在我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名字是刻在空墓上的，他们的书是木乃伊，就我的阅读品味而言，他们的作品不是东西。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其它一些作家，对我来讲什么也不是，当我看见查太莱夫人的性交或庞德的做作的胡说八道被说成是伟大的文学时，我怀疑有阴谋。”

• 纳博科夫谈写作：

我所有的小说的作用之一是去证明一般小说并不存在，我所写的书是主观具体的东西。除了写本身之外，我写东西时根本没有目的。我写的用功用时，反复琢磨词句，直到我全身心拥有这部作品，拥有快乐。艺术是很难从事的，容易从事的艺术是那些现代展品。

• 纳博科夫谈弗洛伊德：

我为什么要在思想的卧榻之侧容陌生人酣睡？我讨厌的不是一个而是四个医生：弗洛伊德、日瓦格、施威泽和卡斯特罗。我认为弗的信仰导致了危险的伦理后果，比如一个满脑子只有寄生虫之类东西的令人恶心的谋杀犯受到轻判，因他母亲在他小时过于经常打他屁股或打的太少——怎么说都成。

• 纳博科夫说影响：

我倒愿意说我第一眼见了就讨厌的现代书籍：少数族群的个案历史书籍、同性恋的悲伤书籍、反美的苏联宣传、充满青春色情的无病呻吟书籍。至于影响，我从未特别受什么人影响，无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我是大西洋上空的羽毛，我的天空湛蓝明亮，远离狭窄的鸽子洞和那些土鸽子。

• 纳博科夫谈表演：

戏剧表演在过去几百年里，成功地提炼了吃醉寻找眼镜或求婚等表演动作的模式，而在舞台上模仿性的动作却迄未成功，绝对没有传统模式可依。瑞典人和我们美国人是从挠开始——男人的粗背，虚假的满足的嚎叫，四五条交织在一起的光腿——都是些原始庸俗的镜头，因此让人恶心。

• 纳博科夫谈学生革命：

小流氓永远也成不了革命者，他们总是反动的。只有在年轻学生中才能找到最大的墨守陈规的人和势利眼的人，即那些集体留胡子集体抗议的嬉皮士。在美国大学里游行的人对教育的关心少得就像英国砸地铁的足球迷对足球的关心。都是些胡闹的家伙，或某个聪明人在其中搅和。

• 纳博科夫谈写日记：

我是记忆力腐朽了的热衷于记忆的人。我是昏庸帝王的漫不经心的记忆手。我对风景、动作、语调、成千上万的知觉细节绝对清楚，但对名字和数字茫然若失，像桥上列队而来的一群小盲人。

• 纳博科夫谈统治权：

我会废除卡车和收音机。我会视摩托车的噪声为非法，我会掐掉公共场所的软绵音乐。我会禁止在旅馆的浴室里安小水器，这样有地方安大澡盆了。我会禁止农民用杀虫剂，只允许他们一年除一次草，在8月下旬，等虫子结蛹之后。

• 纳博科夫谈萨特：

他什么也不是，我对他的任何看法都无动于衷。我不知道“反小说”是什么？任何一本有独创精神的小说都是“反”小说，因为它不照办前人的东西。“法国新小说”其实并不存在，他只是臭烘烘鸽子窝里的一堆垃圾。

• 纳博科夫的崇拜和喜欢：

作为一个人，我碰巧属于直言直语的好人，不能容忍伪劣艺术。我最崇拜的作家是威尔士，特崇拜他的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盲人国》、《星球大战》和月亮幻想小说《月亮上的初民》。我喜欢赫伦斯的小说《有天赋的女人》，居然糟糕的加缪先生和更糟糕的萨特比他读者多。

• 纳博科夫谈自己：

我最喜欢的生命，我小说中辉煌灿烂的人物——在礼物中，在斩首的邀请中……都是最终的胜利者。我相信有一天，有人会对我的作品重新评估并且宣布：纳博科夫永远不是轻浮的北美黄鹂鸟，而是鞭挞罪恶于愚蠢、嘲讽丑陋与残酷，极力主张温柔敦厚的人，他把至高的权利分配给才能和自尊。

• 纳博科夫致《伦敦时报》：

我发现了我的名字列在应邀出席“爱丁堡国际节日”作家会议的作家们的名单中。在这位名单中我发现了有几位我尊敬的作家，但也另有几位——如伊利亚·爱赫伦堡、伯特兰·罗素和萨特——是我任何时候不愿与之共赴节庆或会议的。不用说，我对“作家和小说的未来问题”根本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