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德鲁克写在《已经发生的未来》里的这段文字纪念德鲁克诞辰106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人所处的各种范畴：认识和理念的范畴以及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的范畴。但是，人本身也是一个范畴。人类在哪里融入这个后现代世界？
人的范畴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比人所处世界的变化还要大。人的两个重要而独特的特质——知识和权力——也改变了含义。结果，人的含义在发生变化。然而，就像我们的哲学体系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那样，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关注和我们的修辞还仍然是快速淘汰中的早期时代的样子。就人类所处形势而言，我们也正处于转变的历程中。尽管我们已经驶进了全新的未知海域，但我们却仍然试图用旧的界标来导航。
20世界的人类已经可以用知识来摧毁自身肉体和精神。这一新的绝对力量为人类的存在增加了新的纬度。
人类无疑将走出无知；相反，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意识到我们所知甚少——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中。然而，我们获得的知识是带来绝对权力的绝对知识。很可能有比我们现有武器更“绝对”的毁灭性武器。但是没有武器能超越全人类的最后灭绝；我们已经能作茧自缚。
人类总是擅长于大屠杀。不过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的恣意毁灭也从未是“全面的”，总有幸存者能从头开始。即便最惨绝人寰的屠杀者也通常是地方性的。现在我们能在疯狂的几秒钟内使得整个地球不再适宜我们居住。
通过向我们提供这种知识，科学已冲破了人类存在的核心。如果我们想生存，我们就必须学会与我们自身的新魔鬼一起生存，必须掌握手中的新绝对权力，必须面对知识带来的自身毁灭的持久威胁。
同时，我们正在获得或许更强有力——肯定也更难控制——的知识，即通过摧毁人类本性而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人类的知识。
今天，普遍的观点认为，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学科，例如心理学，已遗憾地落后于物理科学的发展。哎！这是一种错觉。没错，我们还没有获得能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知识。我们还没有学到足够多的知识来实现人类自我控制，倘若有的话。但是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人类生活变得更糟糕。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控制他人——如何奴役他们，毁灭他们和让他们丧失人性。我们正在飞快接近这个程度，即这些将变成绝对的知识从而把有道德、有责任和有人性的人类彻底毁灭。我们今天几乎足以知道如何将人类变成由恐惧和情绪来操纵的生物机器，没有信仰，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没有激情，没有自尊，总之，没有人性。通过系统地恐吓、教化、欺骗以及对刺激、奖励和惩罚的系统操控，今天我们能够摧毁人类，使他们变成野蛮的兽类。
行为科学如果不能致力于实现人类自我控制，那么它就与人类背道而驰了。行为科学如果不能确认人类是理性和精神的存在，那么它就与科学背道而驰了。这样的科学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们只能被滥用而没有合法用途。但是这并不影响后果的效力。
摧毁人类本性的知识或许比摧毁人类物质生活的知识对人类境况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众所周知，人必有一死；每一个主要宗教都在预测人类的最终灭亡。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开始反省时，人类往往宣称人与纯粹的动物是有区别的，也就是人的生活要不只是生理上的存活。秉持这样的观点，人类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文明、艺术、科学和政府——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它们并不随着人类个体的死亡而消逝。
两千年来，基督徒对世界末日和反基督者的存在信以为真并将其作为启示。现在，对世界末日的预见已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反基督者将所有人最公正的愿望转变为他的毁灭，而又将他的所有愿望转变为对人类的奴役。今天，一个嗜血如命的上校或者对雷达信号的一个简单误判都将使我们在一场噩梦和血雨腥风中、在一个不可挽回的时刻走向自我毁灭，我们谁不为这种知识感到震惊呢？
1.控制权力
除非我们学会控制知识所释放出的这两种新力量，否则人类将无法幸存。显然，我们不能在生理毁灭中幸免。如果我们为逃脱生理毁灭而胆怯地摒弃人类本性和接受道德沦陷，显然，人类将无法幸存，这样至多只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延长我们的躯体生命。
我们不能压制新知识。我们只是拥有了它。实际上，今天每个国家都必须力图进一步地发展它，不管他们多么恐惧和憎恶它。
压制知识及对知识的研究往往是人们对“危险的”发现的第一反应，但这从来都无济于事。
我们甚至不能像过去经常尝试的那样力图将知识限定于一小群的被传授者、“再生”的僧侣阶层或者在心理分析和安全调查的神秘仪式中被净化过的人。相反，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这些知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级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设计和建立全面物质破坏和道德破坏的方法。
我们必须接受新知识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掌握它。
我们必须从政治开始。新知识赋予政府的权力的确远远超越了——用《独立宣言》的话说就是——“政府在人们之间组织起来”的目的。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摧毁人类竟是政府的合法权力。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将人类非人性化竟是政府的合法目的。而今天所有的政府都已经获得了这些权力。
因此，通向生存的第一步是通过剥夺政府的这些权力来重新使其合法化。
很明显，物质破坏的权力要比道德退化和人性泯灭的权力更容易。前者直接针对外国人——尽管今天它可能会摧毁外国敌人、中立者和本国公民。然而后者针对的是政府自己所管辖的公民。此外，虽然远距离监控核武器可能很困难，但要远距离监控施于人的精神的毁灭性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每个权力都和另一个一样是反人类的，每个权力都和另一个一样对人类生存构成重大威胁。
对权力的控制和限制不能靠单方面裁军来实现。它也不能靠这个或那个超级力量的霸权来实现；过去15年应该已经教育了所有的人，包括苏联，图谋霸权甚至是威慑优势都是妄想。
我们需要法律来禁止所有政府使用这些新权力。这样的法律必须以庞大而有力的政体约束为基础，反过来，政体要求大国的多样性，每个国家都足够强大到能制定政策，每个国家都足够统一到其内部是自由的程度，每个国家都足够庞大到能发挥作用。但是这项任务也需要真正的国际机制来表达共同信念，即任何政府都不能被允许使用毁灭人类物质和道德的权力。这些政体必须能够检查并发现实情。但是它们也必须有真正的超国家权力，能够对政府超越权力新限制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立法调节。
我从不幻想这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和只当西方世界能够解决“新领域”任务时，这才似乎有些许可能。但这甚至应该成为西方世界人民和政府的目标和义务。就像广播剧中的女主角一样，我们可能在危机中跳来跳去求得生存。但是，每次危机都会比上次危机更糟糕，除非我们有目标。今天的目标只能是无例外地彻底否定政府拥有物质和道德的毁灭性力量，这些力量与任何合法目标相矛盾。
然而，政治活动只是在拖延行动。如果道德价值观和心智判断融入政治活动，它甚至不可能成功控制潮流趋势，尽管仍然必须做出尝试。科学知识突破所产生的问题对人类存在的核心来说并非政治性的，而是精神的和纯粹哲学的。它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和权力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知识和权力在生物属性中是人类特有的，这个问题实际是：人类存在和人类精神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与人类一样古老。但绝对知识为之增添了新的紧迫性和新的深度。
这都是纯粹哲学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因此答案会折返回来——“是回归精神价值和回归宗教”。
今天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宗教复兴。这至少在30年前就开始了——或许在世纪之交的法国由夏尔·佩吉（Charles Peguy）开启。我怀疑，为衡量宗教复兴的严肃性和程度来计算去教堂的人数，这与记录天使的计数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此深刻地成为现代社会300年特质的对宗教的偏离和抵制倾向确实被逆转了，至少目前如此。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应该会有人记录下我们的宗教复兴——很可能把回归宗教视作我们这个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和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危机的拐点。
社会需要回归到精神价值——不是要弥补物质而是要充足地生产物质。尽管大众需求的实现还很遥远，但今天可以承诺物质丰盈或至少物质自给自足。通过解除抑制人们需求的镣铐——这曾经使钱财成为人类的主人而非仆人，经济发展大有前景。我们利用物质财富的目的是什么？考虑到人类大众仍然生活在难以忍受的贫困中，像某些经济学家那样谈论丰足经济学还为时过早。经济学家关注现实，而丰足离现实还很远。但是，认真思考关于丰足的哲学和形而上学并非为时过早，因为哲学和形而上学处理的正是什么能够和什么应该的观点。
人类需要回归到精神价值，因为他需要同情。他需要所有高级宗教所分享的你我皆一体的深刻体验。在恐怖、迫害和大屠杀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道德麻木的坚硬外壳或许是生存所必需的。没有它，我们或许会屈从于麻痹的绝望中。但是，道德麻木也是严重的精神和心理疾病，以及严重的威胁。如果它得不到缓解，就会引发野蛮和迫害。我们知道，19世纪伦理上的人道主义并不能防止人类变成野兽。只有同情能拯救人类——哪怕为最寥寥的上帝的孩子奉献绵薄之力也是我们自身的责任，这是我的心领神会，这是精神的领悟。
每个人都需要回归到精神价值，因为只有明确人并非只是生理和心理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也就是上帝的创造物，为上帝的意志而存在并服从于他，唯有如此，他才能在人类今日之境遇中生存。唯有如此，个体才能明白，人类的瞬间物质毁灭带来的威胁并未否定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责任。最重要的是，唯有如此，个体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
2.知识和人类存在
但是，事情并不像“回归宗教”这句斗争口号可能暗指的那样简单。我们所处的危机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也是哲学信念问题。人必有一死，和从前一样，今天这仍然足以让我们理解和相信“那些被赐福的人都是从现在起为上帝而死的人”。尽管精神体验是深刻的，但它本身并不回答绝对知识和绝对权力的新问题。
西方世界将其出现归功于对知识的认可。古希腊人教导我们，正确的知识通向正确的行为。这一说法暗含的两点——人能够获得知识以及知识并非空洞的而是实际有效的——是西方特有的哲学观。一千五百年后，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圣·波拿文都拉（St.Bonaventura）再次强调了这点。他的真理和现实观成为现代科学的纲领。现代科学家会说，知识本身就是价值观，因此它“中立”于其他价值观。但是，这只是一个不同的术语；他仍然在重复着圣·波拿文都拉大约700年前所说的。
然而，这在今天已不适用。圣·波拿文都拉以及后来的所有的知识和科学思想家都关注对知识的危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通过抑制知识来解决知识产生的问题。我们在关注知识的危害。仅在六七十年前，学习知识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科学是为了知识而研究。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今天的科学越来越是为了权力而研究。我们还没有知识理念来应对人类存在的新现实。
我们的传统更加缺乏应对通过绝对知识获得绝对权力的新现实的因素。
总之，对所有的人类基本现实的权力，我们研究和知道得太少。政治学者总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总体来看，哲学家和艺术家放弃了这一领域。理论学家和道德学家则质疑它。政治家关注权力的组织而非本质。其他人则只关心不要把它混淆到别的领域。然而它是什么？它属于哪里？权力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存在的必要。传统方法纯粹消极地力图将权力从人类生活的真正重要领域排除出去。不过，即便权力只是野蛮暴力而已，这种纯粹消极的方法也几乎无法奏效，何况权力通常远不仅是暴力。
今天，权力的基础是知识，而权力的本质是它变得绝对和全面的潜能。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有积极方法的权力哲学，它将权力视作现实和必然，它思考着权力的适当功能和正确目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权力为何而生，我们就说不出它的局限。如果我们不明确权力的适当用途，我们就阻止不了它的滥用。正是因为绝对权力如此鲜明地超越了它的界限，如此鲜明地被肆意滥用，我们需要知道权力的正当范围和恰当用图。
权力不再独立于人类的存在和社会目的；它已成为二者的核心。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使它服务于人类和社会的目的，它将会摧毁人类及社会。
知识和权力——在传统上以自身为目的——必须成为通向人类更高目的的手段。知识和权力必须以目的为基础——这个目的超越了知识的真理和权力的荣耀。我们必须要求二者为实现目标担负责任和在此目标之下自我控制、自我引导和自我限制。再没有比新世界和昨日的现代世界之间的差距更大的了。正是在这里，我们向作为行动和事件基础的目的做出了最大的转变。关于知识和权力，我们将从现代人对权力的宣称最大限度地转向对责任的新认可，而责任是自由的原则。
我们不能再说“知识是真理”或者“所有的权力都腐败”。我们必须接受新建议：知识就是权力，而权力就是责任。
知识和权力自伊甸园以来就是困扰人类的问题。现在，它们正处于人类存在的核心。归根结底，新时代发现的解决之道将决定它们的特征和含义。如果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这将不仅是一个没有星星照亮夜空的黑暗时代；这也很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个时代——即便征服宇宙也改变不了它。但是，如果新时代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它将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3.生活在重叠的时代
现在，对后现代世界的报告可以作一番结论了。这份报告在乐观主义情绪（如果不是狂热的话）和忧郁情绪（如果不是失去勇气的话）的交替中进行。因为后现代世界是一个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重叠的时代，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挑战和机遇，也充满了令人恐惧的巨大危险；还是这样一个时代，将未知的陶醉与恐惧结合在一起，也将有待完成的新任务的挑战与有待宣判的旧罪行的惩罚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强调了麻烦、问题和任务而非解决之道、答案和成就，我想这也正确反映出一个转变和重叠的时代。是什么将一个时代统一起来，又是什么给了它特征、勇气和信心，这些几乎不是答案，而是对麻烦和任务的普遍看法和对它们的确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赞同。过去的成就是给老人们在炉火边回忆用的，而未竟之业和需要逾越的障碍则是留给年轻一代——也是留给每个年轻人——的重要挑战。
今天，我们正在中途。我们大多数人仍把旧世界视作理所当然；但有件事情是确定的：逝者如斯夫。如果有样东西我们可以预测的话，那就是变化。未来的几年将是急剧变化的几年，我们的观念、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应对的任务及其优先性，以及我们衡量成功失败的标准都将急剧变化。新世界已经清晰可辨，这是本书的主题；描绘新世界的轮廓，这是本书的主旨。
这样一个时代并非舒适的、安全的和懒散的。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历史潮流席卷每个人的时代。这是一个痛苦、危险和灾难的时代——至多也就是一个丑陋、可恨、残忍和野蛮的时代。这是一个战争、大屠杀和堕落的时代，一个嘲弄上帝和人类所有法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没人能对他所生活的世界、他所珍惜的事物以及对他来说如此显而易见的价值观和原则视作理所当然。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恐怖的人们，那些从未经历过全面战争、奴役集中营和警察恐怖的人们，不但要心存感激，还要心存仁慈和怜悯。
但是，对在日常生活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每个人来说，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新视角和新成就的时代、一个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人类命运的戏剧中扮演着主角的替补角色。每个人都必须准备着在无告知的情况下接任主角，成为圣人和英雄或者恶棍和懦夫。在这个舞台上，伟大的角色不是用短长格五步诗体或英雄剧本中的亚历山大式诗体写成，他们是用散文体写成——来自日常生活、工作、公民身份、同情心或缺乏同情心、坚持非大众原则的勇气，以及对认可残忍的和道德麻木的时代的不人道的拒绝。
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新观念和新危险、新领域和持久危机、痛苦和成就的时代，在一个像我们这样重叠的时代，个体既是无能为力的也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他认为能够强加自己的意愿和掌控历史的潮流，那么他就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地位有多尊贵。如果他知道自己要担负的责任，那么他就是无所不能的，无论地位有多低微。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已经发生的未来》（东方出版社）
信息时代决策者们必读的6本德鲁克专著
《养老金革命》
《已经发生的未来》
《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
《管理新现实》
《后资本主义社会》
《变动世界的经营者》
德鲁克的2本经典小说
《行善的诱惑》
《最后的完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