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大圣”的文化身份及《西游记》成书过程的阶段划分

——兼答齐裕焜、王枝忠、徐晓望等福建诸贤

提要：《西游记》的成书研究近年才打破误说重起炉灶，新拟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六个
阶段，并有南北系统的区别。在杂剧《西游记》问世之前这个特定时期，孙悟空与齐天大圣并不是同一概念，它们是文化基质和身份、经历完全不同的两只猴。杂剧《西游记》将两只猴合为一只猴，对取经故事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福建的齐天大圣崇拜可以证明构成后来孙悟空形象的南方文化系统，但它并不等于孙悟空，更不能说顺昌就是孙悟空的老家。
关键词：  孙悟空    齐天大圣    文化身份    《唐僧西天取经》   杂剧《西游记》   福建顺昌
　　　　
　　
　　基于《西游记》的强大影响，福建顺昌发现齐天大圣有关资料的消息一经披露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5年1月12日新华社以《孙悟空是福建顺昌人》为题正式报道后，一时竞相转载的媒体竟有数十家之多。笔者在这过程中也发表了的粗浅意见，在对媒体误读误解造成学术泡沫表示不满的同时，对这些资料本身的价值也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①
　　近读齐裕焜先生的《<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从福建顺昌宝山的“双圣神位”谈起》、王枝忠、苗健青、王益民先生的《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和徐晓望先生的《论<西游记>传播源流的南北系统——兼答蔡铁鹰先生》三篇大作②，觉得诸位受邀于顺昌政府，在当地所作的实地考察确有成效，所涉及的资料较之王益民先生的最初披露更为丰富系统，将这些资料纳入严谨的《西游记》成书过程的范畴探讨，很有启发意义。
　　但也许是观察角度和占有资料的不同，笔者对诸位先生的判读仍有疑义及不同看法，主要是我认为：
　　1．有相当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取经故事的形成，要比我们以前所知要早得多，在杨景贤杂剧《西游记》诞生之前，孙悟空与齐天大圣并不重叠，它们是文化基质和身份、经历完全不同的两只猴，与唐僧取经故事的关系也有极大的不同，不可混淆。
　　2．取经故事原本来自于纯粹的佛教，毫无疑义，因其流传的地域我们可以称其为北方系统；元代之后向南传播并吸收了南方固有的齐天大圣故事，在杂剧《西游记》中发生了革命性的文化变异而形成了全新的故事体系。
　　3．顺昌的齐天大圣体现了南方一种民间信仰，这种信仰在元末明初参与了《西游记》的演化，对后来取经故事的丰富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它对于《西游记》成书的意义是有时间、地域方面的限制的，不可随意扩大。
　　我认为现在的讨论之间涉及到《西游记》成书研究这一新的学术分支的核心，因此有必要将我的意见再做阐述，以就教于各位先生。在讨论开始之前，有两个小问题说明一下：
　　1．上述诸位先生的文章中，顺昌的资料被称为“双圣神位”或者“大圣信仰”等，其家族中同时包括了齐天大圣、通天大圣及它们的家族兄妹，这与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对于《西游记》研究而言，这个家族的成员似乎无需细分，故本文为叙述方便径直统称其为齐天大圣。
　　2．上述诸贤的文章，似乎认为在下从不承认南方齐天大圣崇拜对《西游记》的影响，并且将《平话西游记》也归为北方系统。这是误解。其实我在二十年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出南北方文化影响的概念，近年又反复使用了“南方系统”、“南方猴”的字样，这在注释所列比较成熟的叙述（如《西游记的诞生》）中显得尤为清楚。

《西游记》成书阶段的新划分和界定依据

　　
　　在我们关于孙悟空、齐天大圣的讨论中，有许多议题需要取得共识，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西游记》成书过程的整体认识。
    《西游记》的成书研究，向来薄弱，原因在于当年王国维误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断为南宋说经话本，打乱了各种资料之间内在的合理秩序，因而对研究的负面影响甚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研究者注意到王国维的错误，提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乃是晚唐五代时西北寺院中俗讲读本一说；而直到近年，比较系统的重起炉灶的《西游记》成书研究才算开始。
    笔者近年也比较注意《西游记》的成书研究，并试图重新界定《西游记》的成书演变阶段，主要想法可以用“六阶段论”表示。
    阶段划分          时  间              代表资料               文化成分
    一、原生取经故事  唐初至晚唐   火焰山、车迟国、僧行七人   佛教、西域沿线传说
　  二、故事初次结集  晚唐或五代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佛教      猴行者
　                  宋、西夏     榆林窟等唐僧取经壁画       佛教      猴行者
　  三、中原祭祀表演  宋、金       队戏《唐僧西天取经》       佛教      孙悟空
　    中原宗教宣传  元代前期     图册《唐僧取经图册》       佛教   似为猴行者
    四、戏剧形式发展  元末明初     杨景贤杂剧《西游记》       道家侵入、佛道结合；
　　　　　　　　　　　　　　　　　　　　　　　　　　　　　　孙悟空齐、天大圣并称
    五、平话故事形式  元末明初     平话《西游记》             孙悟空齐、天大圣并称
    六、章回小说定型  明后期       吴承恩百回本               佛道均流为形式，吴承恩另赋儒学内核；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并称
　　第一阶段是一个新的命题，主要是说实际上在历史人物玄奘法师西行归国时，有关他的故事和他带回的异域故事已经在戈壁古道上流传（包括受《大唐西域记》等的影响），这是后来神化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主要证据是火焰山、车迟国、、僧行七人、金毛鼠（地勇夫人）、女人国等等这些故事历史悠久，极可能诞生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而且都是由西北传入。相关内容笔者在注释提到的著述里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阶段，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晚唐五代时西北寺院里的俗讲读本这一认识，是近三十年来《西游记》研究的重要进展，已经得到学界包括上述诸位先生的认可，各位在文章中都直接或者间接引用了作为这一阶段标志的刘坚和李时人、蔡镜浩的观点。这点既是共识，理由便无须再述。
    第四阶段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分歧。这个剧本诞生于元末明初基本可以确定，齐天大圣正式出场应该被认为是划分出一个阶段的标志，对这个剧本的认识下文详述。
    分歧主要在第三阶段。上述诸位先生的大作都回避了这一阶段或简单地认为我的判断不对。而事实上这个阶段绝对重要，区分出这个阶段，对于完整地认识《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正确评价顺昌的资料都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由两份资料支撑：
　　1．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文化厅搜集到的《礼节传簿》，其中保存了一个叫《唐僧西天取经》的队戏剧本的情节介绍。《礼节传簿》明确可认抄录于明万历二年，其中包括的二百多个剧本没有迟于明前期的，而相当一部分是宋元古剧。因此戏剧史专家认为，这本《礼节传簿》是过录，其底本应该是明前期（永乐）修订的；其底本本身又是一个时代相传的东西，有更久远的渊源，再上推的修订期显然在元代甚至更前；可以判断出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是宋元时期甚至更古老的古剧的遗存。而笔者本人则主要根据队戏的特征将其定位为宋金剧本。现将这个剧本照录于下：③
　　　　　　　　　　　　　　　《唐僧西天取经》一单  舞
　　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朱悟能、沙悟净、白马，行至师陀国；黑熊精盗锦兰袈沙；八百里黄风大王，灵吉菩萨，飞龙柱杖；前至宝象国，黄袍郎君、绣花公主；镇元大仙献人参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多目妖怪一百只眼，蒕波降金光霞佩；观音菩萨，木叉行者，孩儿妖精；到车迟国，天仙，李天王，哪叱太子降地勇，六丁六甲将军；到乌鸡国，文殊菩萨降狮子精；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山神，牛魔王；万岁宫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又；到女儿国；蝎子精，昂日兔；下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案：贫婆国）；西番大使，降龙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萨，阿难，伽舍，十八罗汉，西天王，护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读，七星，九曜，千山真君，四海龙王，东岳帝君，四海龙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释伽佛，上，散。
　　2．前几年在日本发现了元代大型画册《唐僧取经画册》。这个画册虽然已经被日本著名的《西游记》研究学者矶部彰先生印制出来，但国内所见者不多，到目前为止，大概除了拙著《西游记的诞生》之外尚未有正式的详细介绍。这本图册1992年在日本首次公开。前有清代藏书家福建人梁章钜的六篇跋文，主要是介绍梁本人发现、收购画册的经过。矶部璋先生介绍说：④
　　现存《唐僧取经图册》分为上、下2册，蝴蝶装，卷末有清代福州文人梁章巨（字闳中、苣林等，号退庵、古瓦研斋，1755-1849） 6跋。根据此6跋之记载，知本图册原为梁氏同乡、名叔重者所藏。道光18年（1838）梁氏初次观览本图册时，以为乃唐人尉迟乙僧所作，其后，经不断览阅，发现册上书有“孤云处士”名款，才订为元代画家王振鹏（1280?—1329?）所作。……
由于有题款，所以这本画册的作者和时代是可以确认的。画册分上下，共三十二幅取经图，图片尺寸大约25*35cm，介于A3—A4幅面之间，原图有题签，但可能有缺漏有错粘：题签是：
　　上册：1：（题签缺）  2：张守信谋唐僧财  3：（题签缺）   4：遇观音得火龙马    5：流沙河降沙和尚    6：石槃陀盗马    7：毗沙门天王与索行者    8：八风山收猪八戒   9：唐僧过女人国    10： 佛赐法水救唐僧    上11:  飞虎国降大班    12： 飞虎国降小班
13：五方伞盖经度白蛇     14：佛影国降瞿波罗龙   15：玉肌夫人   16：旃檀大仙说野狐精
　　下册：1：释迦林龟子夫人    2：金葫芦寺过火焰山    3：过魔女国    4：东同国捉狮子精    5：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    6：金鼎国长爪大仙斗法    7：中印度寻法迦寺   8：  哑女镇逢哑女大仙    9： 明显国降大罗真人    10：悬空寺遇阿罗律师    11：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    12：毗蓝园见摩耶夫人    13：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    14：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     15：唐僧随五百罗汉赴天斋    16： 唐僧取经回国
　　说实在的，中国的学者初见这份图册时，共同的反应是震撼、惊讶。震撼的是图册如此精美丰富且与我们所知的唐僧取经故事有相当的不同；惊讶的是我们过去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以上两份资料（再加上人所熟知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敦煌榆林窟取经壁画）所包含的信息有几点是确定无疑的：
　　1．取经故事的诞生起始可以上溯到唐，至少在元之前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
　　2．到此时为止，所有故事都以佛教文化为背景——不仅是佛教，而且是西域佛教；
　　3．到此时为止，所有故事都叫“唐僧取经”而不叫《西游记》（包括元吴昌龄的杂剧）；
　　4．到此时为止，所有故事里的取经助手都叫“猴行者”或“孙悟空”而与“齐天大圣”毫无关联。
　　这就是我们认定早期的取经故事来源于佛教和产生于北方的依据，它与南宋以来在福建流传的零星猴故事完全不同，福建诸贤不宜夸大南方“齐天大圣”猴故事对《西游记》的影响。

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的标志性意义

　　以上述资料为对照背景，我们再来解读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笔者认为这个剧本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齐天大圣正是以它为媒介，闯入了唐僧取经故事的。且看杂剧《西游记》的内容。剧目如下：
　　　　第一本：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亲、擒贼雪仇
        第二本：昭饯西行、村姑演说、木叉售马、华光署保
        第三本：神佛降孙、收孙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
        第四本：妖猪幻惑、海棠传耗、导女还裴、细犬擒猪
        第五本：女王逼配、迷路问仙、铁扇凶威、水部灭火
        第六本：贫婆心印、参佛取经、送归东土、三藏朝元
这是一个长达六本二十四折的剧本，长得有点出奇，在元杂剧中大概数得上第一。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我们先引熊发恕先生的一段话：⑤
　　《西游记杂剧》杂剧第一本、第四本情节安排集中，曲白通畅，很可能出于“当行”文人之手；中间的三本，结构粗疏，语言质朴，有较浓的民间文学色彩。
原来这是一个拼凑的剧本。仔细看，确实如此，第一、第四本原来可能是独立的剧本。理由：
　　1．杂剧《西游记》的其余各本中，除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事占两折以外，其余各事均只占一折，一折一转，比较均衡也算合理。但是玄奘出身的第一、八戒出身的第四本却是连续的故事整整一本，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个故事原来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单独的剧本，后来被整体加入杂剧《西游记》。八戒出身的故事我们还没有找到原文，但玄奘出身的故事已经可以证实是在古代海州地区三元大帝传说的基础上生成的，它的出现与神话的取经故事没有关系，其中的玄奘不取经也并不依赖于猴行者（孙悟空）、齐天大圣之类。
　　2．按照杂剧规制，每个剧本应该有一、二个楔子。《西游记杂剧》六本都没有标出楔子，但不标出不是没有。巧得很，也正是第一、第四本有楔子出现：第一本的楔子是刘洪上场前夫人唱的[仙吕赏花时]，第四本的楔子是裴女与梅香过场唱的[仙吕赏花时]和[幺]两支曲子。这也是独立剧本的象征。
　  3．在杂剧《西游记》中，已经看到了吸取南戏表演形式的痕迹，不再严格区分旦本、末本而采用轮唱的方法，如第二本四折由尉迟恭、胖村姑、木叉、华光各唱一折；第三本由金鼎国女、山神、刘太公、鬼子母各唱一折。但第一本则全由“夫人”唱，是一个典型的旦本；第四折也是比较完整的旦本，前三折全由“裴女”演唱，第四折“细犬擒猪”因为全是武戏，才改由二郎演唱。这不是巧合，正说明第一、第四两本原是两个独立的剧本。
　  现在我们可以强调以下两个问题了：
    1．剔除第一、第四两本后再看杂剧《西游记》。这与前面谈到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相比，故事情节虽然还不能完全对应，但用“一脉相承”来描述是不会出格的。
　　2．在明处拼凑了唐僧故事、八戒故事之外，在暗处杂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添加，就是在第三本为孙悟空增加了齐天大圣的名号和相应的身世故事，并且将传统的“唐僧取经”改为《西游记》。这个变化其实是最重要的，是一种革命性的、脱胎换骨的文化嬗变。
　　我们不知道杨景贤的所作所为有意还是无意，出于宗教因素还是纯粹的为了娱乐，但他这次改造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杂剧《西游记》之前孙悟空文化身份辨析

    在杂剧《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第一次出现并与与孙悟空（猴行者）相容成为一体，此后遂成定例。而在此之前，两者是两个文化身份根本不同的神祇。
    前面已经说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晚唐五代西北地区寺院里的俗讲读本，其中一些故事与玄奘西行取经以及西域的风土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故事中还衍生出一个取经助手猴行者（敦煌的取经壁画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些笔者已有详证不再重复。关于这只猴子的来源，众说纷纭，笔者也曾给出过通过藏传佛教流入的印度神猴哈奴曼、佛教典籍里的猴形神将、西北古羌人的猴图腾等三种解释，这些解释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讨论不能离开这只猴的基本文化身份。如果不接受这些，那是无法解释《取经诗话》、敦煌壁画、取经画册和队戏中那许多西域和佛教文化因素的，甚至连元代中期吴昌龄取经杂剧中“回回”这样的残存都解释不了。
    在论述了这一点之后，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这些故事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内陆进化的？
    有些显然进入了南宋的都城临安，不知何种原因被地处中瓦子的张家书店刻印出来，形成小范围的流传。但这不是故事的主流，刘克庄等资料里都仅仅提到猴行者而没有更多的情节是一个明证。我个人认为在杭州刻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与佛教有关，刻印这种书不会是纯商业行为，所谓“南宋说经话本”云云，纯是王国维的误断，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出一点哪怕有一丝关联的旁证。
    主流在哪？在与敦煌佛教有密切联系的三晋地区。请看前引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它虽然混杂了一些民间的东西，但故事的主题毫无疑问还是佛教的、西域的。这里的猴行者变成了孙悟空，有了正式的名称（法名），但它的文化身份没变。
    《唐僧取经画册》可以作为辅证，它的丰富内容虽然与队戏有很多不同，但仍然可以明确地判断它是佛教的产物。三十二幅取经图只有少数几幅有猴形人物出现，因为只有画面没有名称我们不知道他叫猴行者还是孙悟空，但在画面中是一个行者的装束。
    现在我们归纳一下：唐僧取经故事是在西北的佛教文化土壤里产生的；最初的故事都叫“唐僧取经”，再到杨景贤的杂剧才改称《西游记》；最初的取经助手叫猴行者，后来有了正式的法名孙悟空，一路降妖伏怪，恪守助手本色。直到杂剧《西游记》为止，他与民间信仰中（或者也可称道教中）犯上作乱、贪财好色、劫人妻女的齐天大圣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补充一句，我们通常所说的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应是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的某些故事的精致化扩充（或者叫精致的局部），这个剧本可辨的残文“昭饯”、“回回”两折，大约可对应于队戏的“唐十丞相”数语。从这两者的承袭关系上，可以看出时间上的顺序。吴昌龄可考算是元代中期人，队戏当然只应在前。
　　

杂剧《西游记》之前齐天大圣文化身份辨析

    杨景贤的杂剧第一次使用了《西游记》的名称，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而如果注意到这个“游”字有相当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从老前辈庄子的《逍遥游》开始，到魏晋的游仙诗、老子西出函谷化胡之说，再到唐代的游仙枕等等，道教（家）对这个“游”赋予了一种似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殊意义——那我们应该意识到取经故事经历了一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文化政变，原本的佛教题材已经被罩上一层厚厚的道教色彩。
    今天的读者可能因为已经远离了道教而不介意“游”的意义，所以这许多年来杨景贤偷天换日将取经故事题名《西游记》竟没有引起关注；但读者不能忽视“齐天大圣”的加入，因为取经的故事从此发生了变化。
    齐天大圣也是一只猴，但它是与猴行者孙悟空完全不同的一只猴。这只猴来自于中国本土，与哈奴曼、佛教猴行神将等等完全无关。以下我们试对这只猴的历史作简略的追溯：
    中国古代向来有猴精作怪的记录：在《山海经》中有其状如猿的怪兽“朱厌”；在《易林》中有夺人妻女的“南山大玃”；在《抱朴子》中有千岁则变为老人的“寿猿”；《吴越春秋》有著名的“袁公”；《搜神记》里有夺人女子还要女子家人为其抚养后代的“猳国马化”。
    但以上都是零散的猴精猿怪的故事，比较系统的这类故事出现在唐代以后。首先是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中有了一个号称申阳公的白猿精，这个猴精已经不是一般盗人盗色的蟊贼，其修炼出来的功夫，已入道教轨范。至宋人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延伸出来的猴精，更复杂得多，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形成了一个家族，声称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这应当包括了无支祁的故事）。再到元代，这个家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大了，元人有一本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专门讲了以齐天大圣为代表的这个家族为非作歹，大闹天宫，最后被二郎神锁拿的完整故事，到这里齐天大圣家族的故事达到了顶峰。由于这些材料都很常见，所以就不再引录了，但笔者认为需要强调：这些猿猴叫申阳公、叫齐天大圣，但从未叫过猴行者、孙悟空之类的佛教名称；它的形象也不太正面，有盗人妻女的恶习，有偷仙丹、仙衣闹天宫的经历但与取经从不相干。这一系统的家族式猿精故事的出现，我以为与中国古代民间（尤其是南方的两广、浙闽）的“淫祀”有关，和道教文化的特色有关。联系到顺昌的齐天大圣石雕神位和其他的一些资料，可以认为我们以前看到的是纸面上的，资料里的；现在看到的是立体的，生活中的，这就是顺昌资料的充分意义。

　　最后我们说，杂剧《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其实由代表了两种文化、来源完全不同的两只猴子构成。齐天大圣猴进入取经故事，是取经故事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标志：在文化性质上，它脱离了佛教的限制；在故事情节上，它打开了无限的空间。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与福建诸贤达成共识，对顺昌的齐天大圣资料，给出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价，至于“顺昌就是孙悟空的老家”云云则可再议。
　　当然，还得加上一句，猴行者孙悟空加上齐天大圣还不是我们喜爱的百回本中的那只猴。我们不能忘记吴承恩的功劳，是他对杨景贤笔下那只浑身妖气不甚可爱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用儒家规范再次作了改造，让它多了许多正气、英气、灵气，成了一只人人喜爱的美猴王。这就是《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第六阶段，因为吴承恩创造了美猴王这个词，因此笔者本人喜欢称为美猴王阶段。这个阶段同样不可缺少，只有融合了而又超越了释（猴行者）、道（齐天大圣）、儒（美猴王）的孙悟空才是中国读者最广泛接受的艺术形象。
　　至于徐晓望先生关注福建建阳刻书业的兴盛，进而认为平话《西游记》的产生与其有关，我认为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成书的第五阶段即平话《西游记》阶段，疑问还很多，我们甚至还不能判断这种平话体的故事与杂剧究竟是何种关系，从建阳刻书业的兴旺去寻找线索也许是可行的办法。

注释：
①笔者近几年就此相关问题有不同角度的论述，引起福建诸位反驳和商榷就是这些论述：《福建顺昌“齐天大圣”资料判读》，《淮海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6期；《“大闹天宫”活水有源——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学海》2006年第1期；《<西游记>的诞生》第四章“齐天大圣闯入<西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10月出版。另，《唐僧取经故事生成于西域之求证》，《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从西域到中原：渐行渐近的<西游记>》,《淮阴师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三晋钹铙打造了孙悟空》，《晋阳学刊》2006年第2期、、也述及到《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研究。
②《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和《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
③《礼节传簿》《唐僧西天取经》的原文及有关考辨，请见山西师大戏曲文物所编辑的《中华戏曲》（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在注释①所引拙文《三晋钹铙打造了孙悟空》，里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④《唐僧取经图册》，[日] 矶部彰、板仓圣哲编集，株式会社二玄社，平成十三年出版。其中的六篇跋文和矶部彰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都已收入拙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
⑤熊发恕《〈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