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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女性自由、乡土精神和文学诗性的保护神

 优雅a 2015-12-01

贺绍俊:女性自由、乡土精神和文学诗性的保护神

                                                         (2015-09-17 12:11:41)  来源:葛水平博客 
                              

                                                                          葛水平 (资料图片)

 

       葛水平不急不慢走上文坛。她最早发表小说是在2004年,那时候与她同龄的女性作家已经是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了。但她的几个中篇小说接连发表,就引起文坛的一片惊喜,以至于有评论家将2004年称之为“葛水平年”。后来葛水平就像一座丰沛的油井,一旦开钻,就是一次又一次壮丽的“井喷”。她至今已出版了好几本小说集,还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各种奖项。看来,不急不慢有不急不慢的道理,她完全是有备而来的呵。
       我记得第一次读到的是葛水平发表在《黄河》杂志上《地气》,小说写的是一个缺水没电的贫瘠山村,但作者诗意般的叙述给作品铺就了暖暖的理想色调,仿佛让这贫瘠的土地上绽发出了新绿,小说读得我的心里有一丝暖暖的感动,后来见到了葛水平,文静中带一点妩媚,难怪她会写出《地气》这样的作品,因为“宽厚松软的士里岭透出一股隐秘诱人的地气,那地气是女人的气息。”(引自小说《地气》)我当时以为,又出来了一个典型的女性作家,但事实上,葛水平的内心远比我第一次见到她的表情要丰富得多,她不仅有温柔文静的一面,也有刚烈倔强的一面。所以把葛水平定义为女性写作的话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她凭着她的刚柔相济能够超越女性意识和情感的局限。

       葛水平的小说就像是她家乡的山和水,山,是太行山;水,是沁河水。山造就了她的刚烈,水则造就了她的温柔。我曾这样评论葛水平:“她的温柔主要体现为一种乡村的温柔,一种女性的温柔。尤其是她写乡村女子时,她的温柔就像是跳跃的阳光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照耀得容光焕发。她的刚烈主要体现为一种生命的刚烈。这种生命的刚烈有时会成为一种生命的主调。如在一些表现民族危亡的抗日的题材中,在表现煤矿工人的题材中,这种刚烈就作为一种主调,在表现乡村题材时,温柔就又作为主调了。最重要的是她能将这二者融为一体。让我们感觉到她的柔中含刚,刚中有柔。”刚柔相济的特点使得葛水平能够应对各种题材的写作,有时她深入到历史,有时她又蛰伏在山林,有时她钻到地下的矿井,有时她又打探现实的官场。葛水平把更多的温柔给予了乡村,给予了土地,给予了女性。将温柔给予女性,这一点想必人们都非常理解。女性,尤其是乡村的女子,她们承受太多生活的磨难,需要更多的关爱。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也许对这一点体会得更加深刻。至于将温柔给予乡村和土地,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精神在葛水平内心中的分量。葛水平曾说道:“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我常为一辈子蜗居在城里而恼怒,但我却无能与城市决绝,这是我骨子里透出的软弱”。从这坦率、严厉的自责声背后是对乡村和家乡的彻底的爱,当然从这自责声里我们也能感觉到葛水平的刚烈。但我想,葛水平是呆在城市还是呆在乡村也许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她的和心与乡村相通。这就决定了她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或许可以说,葛水平是乡村精神的守护神。她像一只在田园上飞翔的夜莺,不断地为乡村的芬芳而歌唱。但她有时又像是一只啼血的杜鹃,为了乡村正常的时秩而奔走呼号。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溢着乡村田园的诗意,这不是传统士大夫的诗意,而是生活在乡村土地上的一位女孩在她的想象飞升起来后而获得的诗意,所以她写当下农村生活的小说,既直视着裸露着苦难的现实,又体会着农民丰富的精神想象,她的情感与乡村处在一种无障碍的沟通之中。葛水平的乡村小说在面对现实冲突时表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这和那种表现乡村溃败的小说是不一样的。葛水平表现出了一种乡村文化仍然葆有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而不是退守的姿态或者是像那种自我满足的姿态,这使她的小说具有一种对美好理想的向往。

       葛水平既写家乡的历史,也写家乡的现实。这同样也能看出山和水的不同。现实生活是环绕在她身边的流淌着的河水,因而总是新鲜的,总是不停顿的。现实生活既然像水一般,所以她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往往也带有水的温柔。如《地气》如《喊山》。历史传说则是凝固起来的岁月,成为了大山的一部分,也和山中的岩石一样经受着风吹雨,而风雨的剥蚀会把它们的骨骼打造得更加坚硬。历史既然像山一般,所以她写历史的小说往往也带有山的刚烈。如《黑雪球》如《狗狗狗》。

       但是,葛水平把更多的温柔给予了乡村,给予了土地,给予了女性。将温柔给予女性,这一点想必人们都非常理解。女性,尤其是乡村的女子,她们承受太多生活的磨难,需要更多的关爱。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也许对这一点体会得更加深刻。至于将温柔给予乡村和土地,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精神在葛水平内心中的分量。葛水平曾说道:“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我常为一辈子蜗居在城里而恼怒,但我却无能与城市决绝,这是我骨子里透出的软弱”。从这坦率、严厉的自责声背后是对乡村和家乡的彻底的爱,当然从这自责声里我们也能感觉到葛水平的刚烈。但我想,葛水平是呆在城市还是呆在乡村也许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她的和心与乡村相通。这就决定了她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或许可以说,葛水平是乡村精神的守护神。她像一只在田园上飞翔的夜莺,不断地为乡村的芬芳而歌唱。但她有时又像是一只啼血的杜鹃,为了乡村正常的时秩而奔走呼号。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溢着乡村田园的诗意,这不是传统士大夫的诗意,而是生活在乡村土地上的一位女孩在她的想象飞升起来后而获得的诗意,所以她写当下农村生活的小说,既直视着裸露着苦难的现实,又体会着农民丰富的精神想象,她的情感与乡村处在一种无障碍的沟通之中。葛水平的乡村小说在面对现实冲突时表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这和那种表现乡村溃败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类型的乡村小说中,我们感觉到乡村文化好像完全溃败了。好像完全变成一种弱势了,好像完全是一种被怜悯、被哀悼的对象。而在葛水平的乡村小说里她表现出了一种乡村文化仍然葆有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而不是退守的姿态或者是像那种自我满足的姿态。这就带来一种对美好理想的一种向往。我认为《地气》就可以代表她的这种姿态和情态。小说中的乡村教师王福顺,因为正义,就要受校长欺负,校长把他派到十里岭教书。十里岭只有两户人家,两户人家只有一个孩子上学。但王福顺要争一口气,一个学生也要认真教好。他不仅教二宝考了个全区第一,还让山上的两家人走近了闪亮的灯火。这位清瘦的王福顺倒有几分刚烈之气,更重要的是,一直受到排挤而心情沮丧的王福顺在这个缺水无电的十里岭找到了幸福感和尊严感,因为他在这里吸收到暖暖的“地气”,地气也就是正气,也就是人气。“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泽东的诗意在葛水平的小说里得到了崭新的诠释。《喊山》中那些生活在山梁上的农户,物质生活无疑是匮乏的,但作者透过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发现他们的质朴的心灵在艰难生活的磨砺下闪耀出金子般的光泽。这显然与有些作家对苦难乡村投入的怜悯和同情不一样,它具有更难得的民主精神。

       葛水平的小说中有三个重要的东西,一是女性的自由,一是乡土的精神,一是文学的诗性。她在写作中始终如一地充当这三件东西的保护神。当她正面描写它们时,她洋溢着赞美之情,她的温柔一面就显露了出来。当她面对它们遭到侵害和破坏的现实时,就会怒目金刚,她的刚烈一面就得到尽情的释放。有时候,这三件东西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她的小说的复杂性。比如中篇小说《比风来得早》,主人公是一个不得志的官员。作者从骨子里是看不起那些在官场上丧失自我的逐利者的,她无法将她在乡村叙述中的诗意注入到吴玉亭这个萎琐的小官员身上,但她仍然同情吴玉亭,因为吴玉亭几十年小心翼翼地在官阶上攀爬,始终也断不了他与家乡的情缘。所以作者把吴玉亭写成一个诗人,他为了当官放弃了写诗,这种放弃是得是失,也许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结论,但从“比风来得早”这带有谶语式的诗句里,我们仍能感到葛水平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情怀。葛水平以乡村精神为肌里,以现实的批判精神为骨骼,精心塑造了吴玉亭这一小官员形象。他与乡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心理行为都由乡村伦理牵牵着;但他毕竟离开了乡土,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的生活志向要不断地拉开他与乡村的距离。这就造成了他内心的矛盾,常常使他的人格处于分裂的状态。他的身躯也许迟早还会回到乡村,因为只有乡村才能让他的身躯感到安全,但他的灵魂恐怕很难真正回到乡村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让我们发现他身上丰富的文化信息。比如中篇小说《月色是谁枕边的灯盏》,描写的是异域他乡的生活。即使在异域他乡,葛水平仍然凭着自己的刚柔两面应对自如,因此在处理阿银与父亲的关系时,她该断就断,一点儿也不顾及父子之情,这显示出她的刚烈;而在处理阿银与马克的关系时,尽管两人已经离婚,但似乎仍藕断丝连,这显示出她的温柔。但是,我还是从这篇小说中感到了葛水平不同以往的东西,葛水平似乎不像以往那样果断鲜明,她的眼里分明闪烁着犹疑不决的神色。葛水平承认,远离祖国,“面对海德堡,我是一个比陌生人还更加陌生的人”,读了这篇小说,你就会发现,故乡情结在葛水平的身上有多么的凝重。你就会发现,她小说中的乡村和土地,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美丽女性,她之所以倾注了那么多的爱,是因为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到故乡情结中来。

       《裸地》作为葛水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突出表现了她的刚烈性情,因为在这个长篇的大容量里,女性的自由、乡土的精神、文学的诗性,一下子全都汇聚拢来,而且不管不顾地朝着裸露的历史和土地冲撞过去,她必须竭全力保护她心中的这些神圣的东西,恨不得生出十只手,为它们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灾难。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读完小说,我也很难归纳出葛水平所要表达的主题,小说的情节和意象似乎有多方面的指向。但是,尽管指向是多方面的,却都是从一个地方出发的,这个地方就是葛水平的乡土情结。她的乡土情结既有爱,也有恨,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她的复杂思绪。

       盖运昌是这部小说的主角,葛水平的大爱大恨毫不掩饰地投射到了这位主角的身上。盖运昌为了得到一个儿子,先后娶了四房女人,不能说他对女人没有情分,但盘萦在心头的还是一个后继无人的问题,因此他就会像丢弃弊履一般地先后将一个个女人冷落。小说花了很大篇幅来写这四个女人的命运,她们像茶杯一样围绕在盖运昌这个茶壶周围,但她们并不是都能得到茶壶的眷顾。葛水平心疼地写到这四个女人在相处的生活中相互猜疑,相互嫉妒,也相互帮衬;写她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耗去了青春,湮没了内心愿望。葛水平替这几位女子而恨盖运昌的作为,但葛水平并不是单纯为了心疼几位女子而写这部小说的,因为说到底支撑着这些女子如此生活的是乡村的习俗传统,盖运昌并没有越雷池半步。他需要爱情,但他更需要儿子。从另一角度说,葛水平又很欣赏盖运昌,欣赏他的毅力和意志,欣赏他的争强好胜。他凭着自己的努力,终于压过了原家成为暴店镇的老大。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争强斗智的文化,归根到底就是帝王文化,英雄豪气概由此生。

       当然葛水平更钟情的还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女人。在这部小说中,葛水平写了很多的女人,除了盖运昌的四个妻妾原桂芝、武翠莲、李晚棠、梅卓以外,还有盖运昌的几个女儿,还有李旮渣的媳妇玉喜、丫头秋棉、盖运昌的娘春红,她们性格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但她们的命运都是凄惨的。怜悯和叹息女人的命运,是葛水平乡土叙事中的基调。但女女是葛水平更加用力的人物,女女给这个基调添加了一些亮色。女女仍然逃脱不了成为茶杯的命运,但她却能保持着高傲的心境,又恪守着妇道。原桂芝也好,武翠莲也好,李晚棠也好,也曾经有过她们光彩夺目的一面,但“续接香火”的欲望就像是沉重的雾障,吞噬了她们的光彩。唯有女女能够让自己的光彩穿透雾障,把男人死寂的心照亮。盖运昌自从把女女接到盖府以后,他的性情和念想就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因此他到后来才能够坦然面对革命夺去他的财富和土地,甚至他为女女的孙儿起个名字也叫“土改”。葛水平写盖运昌,最终还是落在了女人身上,是女人让盖运昌明白了什么才是生活的意义,失去财富和土地的盖运昌与女女一起过,“他比从前活得简单了,他现在才明白,简单活着才是大幸福”。

       在这部小说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葛水平对乡村贵族精神的倾心。无论是盖运昌,还是原家,他们代表了乡绅阶层,他们不仅敛聚了财富,也积累和传承了文明。小说曾写到大户人家的“斗富”,那不仅是在炫耀财富,而且是在表达对文明的景仰和膜拜。所以原添仓非常看重他所藏有的一块唐代断碑的拓片,他期待这个断碑年代久远后便成为一个“使人追往的童话,那个童话恍然是一个精灵就会常伴他的左右”。因为这块断碑,原添仓在盖运昌面前就有了一种精神优越感。女女之所以能在众多女子中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她受过乡村贵族精神的熏陶。盖运昌第一眼看到女女就被打动了,并不是女女的容貌,而是女女的举止和气质。这种举止和气质是乡村贵族精神滋养出来的。如果把乡村文明看成是一个金字塔,乡村贵族精神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其实,乡土文化的衰落首先是从塔尖开始的,没有了塔尖,也就没有了令人仰慕的光芒。这种构想,这些描写,其实都是葛水平内心对诗性呼唤使然。

       无论温柔也好,还是刚烈也好。葛水平都是在行使保护神的职责,她精心呵护着女性的自由、乡土的精神和文学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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