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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瓷学者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窑钧瓷可能存在“祖型群”与“后仿群”。余佩瑾还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难道均是文献记载的16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 陶瓷学者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窑钧瓷可能存在“祖型群”与“后仿群”。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他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难道均是文献记载的16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 然而，根据1973年—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年—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祖型群”(精致型)的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绝大多数特征与所谓“后仿群”(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在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器，与1973年—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但也有人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年—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收藏品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好与2004年出土的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掌握的资料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而精致型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儿足内侧，字体大都不工整，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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