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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为何会提出“官钧”明代造？他们提出的依据又是什么？本栏目将陆续刊出深圳方面关于此观点的论据。
（深圳方面考古观察一）“官钧”瓷器分类
传世和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明显可分两类。一类胎薄，工艺较精致，一类胎体较厚（仅限花器），工艺较粗率。两类的区别如下：
精致型与粗放型 “官钧”瓷器的主要区别是：
1．精致型胎体普遍较薄，造型匀称；粗放型胎体普遍较厚，造型笨拙。
2．精致型支钉痕细小而疏朗；粗放型支钉痕大而密集。
3．精致型外底多为芝麻酱釉；粗放型外底少见芝麻酱釉。
4．精致型泄水孔较大；粗放型泄水孔多数较小。
5．精致型器足较小，精致；粗放型器足较大，粗放。
6．精致型圈足规整；粗放型圈足不甚规整。
7．精致型数字位于外底，位置固定，多戳印而成，字体规整；粗放型数字位于圈足内墙、器足内侧或外底，均刻划而成，字体草率。
8．部分粗放型瓷器如鼓钉盆托釉面垂流现象较严重；而精致型鼓钉盆托釉面少见垂流现象。
传世“官钧”瓷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情况，早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钧”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与“后仿群”，即原型与后仿问题。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她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即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
“难道均是文献出版的十六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然而，根据1973～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的“祖型群”(精致型)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则与所谓“后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两种类型“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器，与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瓷器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并强调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为所谓“北宋官窑”。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与2004年出土“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因此在对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遗物及传世“官钧”瓷器未做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留下难看的疤痕；而精致型则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齿端尖细，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这样烧成时既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精致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应是在粗放型基础上的改进和规范。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足内侧，字体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
（深圳考古观察二）“从器物排比看“官钧”年代
器物排比是考古类型学的基本方法。由于传世“官钧”瓷器中缺乏标志时代特点的器物，故给断代造成一定困难。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出土品中，特别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征集的“官钧”瓷器标本中，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其中有些器类与器型的时代特征突出，为“官钧”瓷器的断代提供了新的重要物证。此外，通过对传世“官钧”瓷器与相关材料的对比研究，也发现不少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钧釉方流鸡心扁壶
在近年出土的“官钧”瓷器中，此式扁壶是最值得重视的。2004年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从民间追回一批标本，其中有扁壶残片(方流和及其他部位残片)（图5）。由于无法复原，这些残片被当地学者误认为是明清时期的“炉钧”制品(亦称“卢钧”。传晚清以来当地卢氏烧造的一钧瓷品种)。流散到私人手中的，还见有完整的方流和执柄残片（图6）。深圳征集的标本中大致有6把扁壶个体的残片。釉色有月白、玫瑰紫、青灰等。庆幸的是，其中1件可复原(图7)。其造型为圆唇口，颈微束，溜肩扁腹，腹两侧呈心形凸起，中腹偏下内收，方流曲柄，平底内凹。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经复原的扁壶，其造型与景德镇明永乐官窑烧造的方流扁壶竟完全一致(图8)。无独有偶，相同的造型还见于永乐时期官样锡制品“。明正统年间的梁庄王墓中也出土了两件分别为金、银所制的方流鸡心扁壶(图9、10)，同出的金执壶上刻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洪熙”为明仁宗年号，公元1425年)款识。考察景德镇历代瓷器，这种方流鸡心扁壶仅见于永乐时期。嘉靖时曾有仿制，但形制特点已相去甚远。可以说，这种方流鸡心扁壶是明早期特有的一种壶式。据此，似可将钧台窑遗址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以及同出的其他“官钧”瓷器的年代确定在永乐或稍后一个时期。
高足碗
高足碗是近年的又一重要发现(图13)。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出土品及深圳征集品中均可见到。釉色有月白、紫、青灰、孔雀蓝等。形体有大、小之分。造型特点为侈口、弧壁，下承喇叭状高足，少数高足上饰多层凸弦纹。高足碗最早见于元代(图12)，并流行于明清两朝。由此可知，钧台窑遗址出土的高足碗年代上限不可能早于元代。而且，其造型及工艺等特点与明初特别是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高足碗尤为相似(图14、15），故推测二者的年代应大致相当。
大罐
大罐是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官钧”瓷器中的稀有品种，也是首次发现(图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正式发掘品中有大罐腹部残片。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的标本中仅见有大罐口沿残片。所见大罐釉色有月白、天蓝、玫瑰紫、孔雀蓝等。深圳征集品中至少有3只大罐的残片，其中l件可基本复原。复原大罐的造型，为直唇口，短颈，丰肩，鼓腹，中腹以下渐收，平底。与前述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一样，复原后的大罐，也与景德镇明早期流行大罐造型相类(图18)。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1件相同造型及工艺特点的钧窑天蓝釉罐“，只是形体较小(图17)。钧台窑遗址的发现，或可使其窑口及年代得以确认。
盘、碗
盘、碗也是近年发现的品种(图20、22，传世品中亦有少量类似盘碗)。在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中，以这类器物的数量最大。器式有深腹碗、折腰碗、撇口盘、折沿盘、折腰盘等。釉色有玫瑰紫、葡萄紫、月白、青绿、青灰、孔雀蓝等，亦见少量白瓷(施化妆土)等。除折沿盘为满釉支烧外，其余均为垫烧(足根无釉)。釉层普遍较厚，胎质细腻坚致，成型及修胎考究，体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这类瓷器，除折沿盘、折腰盘承袭金元形制外，其余如深腹碗、撇口盘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盘、碗造型如出一辙(二者平切的修足工艺亦完全一致)(图21、23)，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出戟尊
出戟尊是“官钧”瓷器中的典型器，其造型源自西周时期的青铜尊。冯先铭先生在论证钧窑始烧于北宋的观点时，所举钧窑与汝窑、官窑等有共同点的器类，就可能包括出戟尊。不过，汝窑瓷器中究竟有无出戟尊这类器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举世仅见的汝窑“奉华”铭出戟尊，究竟是不是汝窑制品，这可能还是个问题。对“奉华”铭出戟尊的年代及真伪，已有台湾学者提出疑义“，加之汝窑遗址从未发现过类似器物，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汝窑出戟尊似不宜作为可靠材料在研究中使用。
目前古代瓷器中年代最早的出戟尊，见有南宋官窑和龙泉窑制品。南宋官窑制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图24)，杭州老虎洞窑址出有相同的器物标本“。龙泉出戟尊，以日本颖川美术馆藏品最具代表性(图25)。从南宋官窑和龙泉窑的出戟尊来看，二者腹部均为扁圆状，出戟为隐起的“出筋”或扁平的泥条，整体造型简约，线条柔和。
元代出戟尊，见有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的龙泉窑制品(图26)。其造型基本承袭了南宋龙泉窑形制，只是工艺略显简略，出戟仍为南宋流行的扁平泥条。
明代出戟尊，除瓷制品外，更见珐琅器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均藏有“大明景泰年制”款掐丝珐琅出戟尊(图27)。应强调的是，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夏更起先生的考证，景泰铭掐丝珐琅出戟尊系由明代御用监制作，年款是后来在宣德器上加刻的。故其应代表宣德前后的官器作风，可作为断代的标型器。有学者还注意到，明代正德、嘉靖及万历等朝，景德镇也曾大量生产出戟尊(图30、31)。不过与“官钧”相比，多省去了两组出戟，较“官钧”有简化的趋向。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明代龙泉窑同样有出戟尊产品。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广田松繁寄赠的1件龙泉窑刻花出戟尊“及日本德川美术馆藏龙泉窑出戟尊(图28、29)。这两件器物分别被认为是元代和元明之间的产品。不过，通过与新近发现的龙泉官窑(所谓“处州官窑”，窑址在浙江丽水)瓷器对比，应是典型的明代龙泉窑产品。细加观察，日本这两件龙泉窑出戟尊，颈部及下部的轮廓曲线、突起的中腹及凸楞较高的出戟等特征都非常一致。而二者的这些特点，也与“官钧”出戟尊十分接近，体现出一个时代南北不同窑口器物息息相通的风格特征。
此外，深圳征集的出戟尊标本有的个体非常高大。如标本SY0498，为刻有数目字“一”的出戟尊足部残片，其足部直径28．5厘米，按一般出戟尊的比例推测，该尊的高度约在47厘米左右。如此硕大的形体，似与宋代官窑作风格格不入，也不合宋代“花事”之需。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讨论。
由上或可看出，南宋至元代出戟尊线条较柔和，出戟隐起。明初出戟尊已有较大变化，整体线条较硬朗，由长方形泥条或锯齿状泥条组成的出戟明显突出。明中期以后，出戟尊整体造型变化不大，但出戟数量减少，形制趋于简化。如果把“官钧”出戟尊放入这一器物发展谱系中考察，不难发现它与明初制品的特点最为契合。
明代绘画亦可反映当时出戟尊的特点。镇江博物馆藏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图32)。此卷绘于正统二年，描绘的是当时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本人等在杨荣家“杏园”聚会的情景。画中一书案上置一插花的出戟尊。该尊出戟较高，中腰凸起折线分明，与“官钧”造型特点接近。由于该画作者身份特殊，描绘的又是特定场景，故画中的陈设等内容当真实可信。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绘《蕉阴清夏图》(图33)。画的下方石案上置一插花出戟尊，其特征与“官钧”出戟尊相同。仇英主要活跃于嘉靖年间，其作反映的当是明中叶上层社会的生活场景。
渣斗式花盆
已知年代最早的渣斗式花盆，见有杭州老虎洞窑(图34、35)、南宋龙泉窑等制品(图36、37)。它们的造型特点完全一致，均为花边口，肩部和近足处各饰一周凸弦纹，有的凸弦纹作花边状。
元代渣斗式花盆，见有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瓷器。其渣斗式花盆花边口作法承袭南宋特点，只是形体趋于笨重。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花盆大多伴出配套的盆托。这可说是一个新变化。
明代的渣斗式器物，早期见有景泰款掐丝珐琅龙纹尊，除圈足较高外，造型与“官钧”渣斗，式花盆大致相同。该尊应与前述掐丝珐琅出戟尊情况相同，同样是御用监制造，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明中期见有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出土青釉渣斗式花盆及配套盆托(图57)。其花盆的颈部较“官钧”略长，盆托鼓钉环饰一周。此外，湖南长沙明吉藩王府花园遗址的一口古井中也出土大量明中期的花器，其中1件低温绿釉渣斗式花盆，造型特点与“官钧”完全相同。
除传世与出土器物外，我们还可以明代绘画举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弘治乙未”
(公元1499年)吕纪、吕文英所绘《竹园寿集图》中，描绘有一对置于庭院山石之上的天蓝釉渣斗式花盆及盆托。从造型及绘画着色上判断，其或为“官钧”制品。
仰钟式花盆
仰钟式花盆始见于元代，最重要的一批资料来自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其中包括龙泉窑及浙江金华铁店窑产品(图44、45)。龙泉窑仰钟式花盆，为花边口，器身自中腰始外侈，口外张角度较大，胎体厚重，造型笨拙。铁店窑仰钟式花盆可分两型，一种口沿外张角度较大，一种口沿外张角度较小，均为花口，下腹贴附花边一周。花口及下腹贴饰花边的作法，显然是受到南宋花盆装饰的影响。
明代的资料，首先来自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该遗址发掘出土了宣德官窑青釉仰钟式花盆(图46)及盆托(图56)。此时的花盆口沿已不见花边装饰，造型与“官钧”基本一致(御窑厂遗址出土花盆较“官钧”略矮)。湖南长沙明吉藩王府花园遗址的古井中，也出土1件明中期青花仰钟式花盆(图47)，造型同样与“官钧”相若。
明代绘画方面，前述明正统二年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明中期杜瑾《十八学士图屏》(菲律宾庄万里家族捐赠)(图5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十八学士图》(图49)及上海博物馆藏《五同会图》(图50)等，其画面中均见有造型与“官钧”基本相同的仰钟式花盆(与盒托配套)，其中杜瑾《十八学士图屏》所绘仰钟式花盆着红彩，颇似“官钧”玫瑰紫色。
鼓钉盆托
鼓钉盆托的形制源于南宋流行的鼓钉香炉。鼓钉香炉见于南宋龙泉窑、吉州窑及建窑等，亦见有哥窑制品。其特点是形体小，确乎只适于焚香之用。如杭州出土的南宋龙泉窑鼓钉香炉(图52，口径只有9厘米。又如江西吉州窑遗址出土为数不少的鼓钉香炉(有白地褐花绘鼓钉、绿釉、黄釉及青白瓷等品种，鼓钉排列有密集和稀疏两类)”，形体同样很小。
元代鼓钉香炉仍有生产，但开始借鉴其造型，大量生产鼓钉盆托。如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就打捞出大批龙泉窑及铁店窑鼓钉盆托(图53～55)。其中龙泉窑盆托很有特点，器物全靠器底支承，而三足架空，仅作装饰之用。鼓钉有花形及素面两种，鼓钉排列亦有疏密之别。铁店窑鼓钉盆托工艺较粗率，鼓钉仅口沿下一周，三足虽触地，但与龙泉窑盆托一样，器物的承重却在底部。
明代鼓钉盆托，主要见有景德镇窑与龙泉窑制品。景德镇窑早期见有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宣德年青釉制品(图56)，包括鼓钉盆托及相配的仰钟式花盆(图46)。中期的有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出土青釉鼓钉盆托(图57)及配套渣斗式花盆(图42)。上述两件宣德、成化青釉盆托造型均与“官钧”相近。明代龙泉窑鼓钉盆托(或称鼓钉盆，可单独使用)，传世量较大，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日本德川美术馆等都有收藏(图58～61)。在中国大陆，这类龙泉窑盆托的年代和用途长期被误读，时代被提早到宋元，定名上则非炉即洗。而在日本，由于这类器物大多流传有绪，故该国学者对其年代及用途都有较明确的认识。这类器物是日本室町时代(1338～1573年)以来书院等场所种植菖蒲的花器，名为“石菖钵”。
也许并非巧合，我国明代“官钧”等花盆的主要用途也同样是用来种植菖蒲，其名“蒲石盆”，称呼上也与日本相近。这个情况或反映出明代花事对日本的影响。
绘画方面同样有分别来自明早期和中期的两则资料。即前面已提到的正统二年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和吕纪、吕文英所绘《竹园寿集图》。二图中与鼓钉盆托相配套的，前者为仰钟式花盆，后者则为渣斗式花盆。
海棠式花盆
海棠式花盆的母本，似也可追溯到南宋，或由同式香炉衍生而来。江西樟树开禧元年(1205年)墓出土1件海棠式炉(图63)。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件被认为是南宋哥窑的海棠式“花盆”(图62)。从其体形较小及底部无泄水孔的特点来看，应为香炉而非花盆。至于故宫博物院这件藏品的年代是否确属南宋，因学界在哥窑年代及性质上认识不一，尚难确定。不过，该“哥窑”炉作为“官钧”模仿母本还是有可能的。
至今尚未见到元代海棠式花盆资料。景德镇明宣德瓷器中见有海棠式花盆。湖南长沙明吉藩王府花园遗址古井中也出土了明正德前后的三彩海棠式花盆(图64)。但上述这些花盆的底足特征均与“官钧”不同。最近，深圳征集到l件陕西西安出土的茄皮紫海棠式花盆(产地不明)，造型与“官钧”基本相同。该盆外施茄皮紫釉，内施孔雀蓝釉，底部开一泄水孔(图65)。由于茄皮紫釉未见早于明代的制品，故该器对海棠式花盆的断代研究有重要价值。
象棋子
深圳征集的标本中，有与其他“官钧”瓷器同出的一枚象棋子(图66)，其胎质也与其他“官钧”瓷器相同，故可断为钧台窑制品。象棋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行式样不同，因此通过比较，也可从另一侧面对“官钧”瓷器断代提供佐证。
中国象棋的历史悠久，形制多有变迁，直到北宋末至南宋初才基本形成定制。从出土的大量宋代象棋实物来看，无论何种材质，象棋子大多个体较小，也较薄。如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杭州老虎洞窑遗址“、浙江慈溪寺龙口窑遗址等出土的象棋子，概莫如此(图67～69)。而深圳征集的这枚象棋子，较厚，呈鼓形，其式样是明代才开始流行的。而且其上所刻“包”字(“炮”的异体字。明代象棋的“炮”字，大多一方写作“袍”，另一方写作“包”)，亦是明代以来象棋流行的写法。如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一副明代青花象棋及一副明代象牙象棋，其一方的“炮”就写作“包”(图70)。而从宋代象棋资料来看，象棋双方“炮”的写法均为石字偏旁的“袍”，如四川江油宋代窖藏出土的两套象棋(图71)即是如此。
传世“官钧”瓷器，虽有玫瑰紫、海棠红、月白、天青等多种釉色，但这些釉色均属“钧釉”的不同变化而己。2004年钧台窑遗址的新发现，却使我们看到不少“钧釉”以外的釉色品种，如孔雀蓝、茄皮紫(中温色釉)、酱釉及白瓷、白地黑花等。由于这些新发现的品种在造型和工艺特征上与其他同出的钧釉瓷器完全相同，故可断定它们为同一时期产品。
孔雀蓝釉
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资料及深圳征集标本看，孔雀蓝釉瓷器有鼓钉盆托、菱花式盆托、海棠式盆托(图76)、长方形盆托(图73)、莲瓣纹盆托、渣斗式花盆、长方形花盆(图72)、出戟尊、折腰盘、高足碗(图75)、深腹碗、大罐(图19)、喇叭形花插、高足球腹罐(图74)等。除莲瓣纹盆托、喇叭形花插、高足圆腹罐外，其余品种在近年发现的钧釉瓷器中都可见到。
孔雀蓝釉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中温色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瓷器中的孔雀蓝釉品种是受“波斯陶”影响出现的。晚唐五代时期，“波斯陶”即已输入我国”。而我国开始烧造孔雀蓝瓷器的时间则可能是在12世纪后半叶。至元代，孔雀蓝釉瓷器才比较多见，明代更为流行。钧台窑孔雀蓝瓷器遗存数量大，釉色鲜艳稳定，工艺成熟。而且，其中见有明初特点的高足碗、大罐等。据此判断，这批孔雀蓝釉瓷器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
茄皮紫釉
据了解，茄皮紫釉瓷器在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中已有出土(图77)，只是当时未引起重视，发掘简报中只字未提。据2004年发掘资料，茄皮紫釉瓷器见有鼓钉盆托、出戟尊、渣斗式花盆、菊瓣式花盆、碗等。
同孔雀蓝釉一样，茄皮紫釉也属中温色釉。过去，我们只注意到茄皮紫釉流行于明中晚期。而对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并不大在意。所以，当我们初次见到钧台窑遗址出土的这批茄皮紫釉制品时，多少有点疑惑。经查检资料后发现，在琉璃法花制品最为丰富的山西地区，
目前己知最早的茄皮紫釉制品见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建造的大同九龙壁(图78)，该壁两条龙身上满施茄皮紫釉。此外，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藏的一对“大明永乐四年”款法花狮子，其局部也施有茄皮紫釉(图79)。景德镇瓷器中年代最早的茄皮紫釉制品见有宣德官窑弦纹三足筒炉
(图80)。由此可见，茄皮紫釉制品的年代可上推至明初。这样，在15世纪初永乐朝，甚或更长一个时期内，钧台窑烧造茄皮紫釉等“官钧”瓷器也就可谓顺理成章了。
白地黑花瓷器
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标本中，有一类细线勾描图案的白地黑花瓷器品种(图82、83)。郑州也出土过同类瓷器残片(图84)。器形可辨的有罐、瓶等。其胎、釉等特点，与同出的“官钧”瓷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装饰图案中的西番莲纹样。西番莲纹样最早见于元代青花瓷器上。明洪武至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等器物上最为多见。此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钧台窑白地黑花瓷器上的细线花卉装饰，与江苏南京明洪武二十一年虢国公俞通源夫人于氏墓出土白地黑花梅瓶及大英博物馆藏“正统十一年”款白地黑花缠枝花卉纹罐(图81)的装饰内容与手法相近。据此推断，钧台窑这类以细线勾勒花纹的白地黑花瓷器，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元代，应是明前期产品。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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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圳文物鉴定所提出的“官钧”明代造的观点，文物各界的专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刘新园（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
科学旨在探求真理。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这项研究，证据过硬，工作细致，方法科学，让人钦敬和信服。他们更以考古为利器，通过明清文献的举证、器形类型的比较、“宣和元宝”钱范之作伪、“奉华铭”之不足信，“艮岳”“花石纲”论者之主观臆测、宋画中陈设器的信息显示等多方面，彻底否定了“北宋说”，从而建立起“官钧起于明代”的理论架构。
会上有人期望提出更充实的证据，这是对的，我相信还有寻找证据的空间、摆事实的空间，譬如未来的考古发掘，譬如新证据的确立，相信我们会把这项断代工作做得更好。
金立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亚洲史专业博士、香港佳士德拍卖公司陶瓷专家）：
在日本，陈设类钧瓷有一些，人们把这类东西定为金代，主要是受欧洲研究的影响。英国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研究员玛格莱德·麦得里女士曾在1974年作出详尽考证，以为陈设类钧瓷不同于中国五大名窑，它们应该属于金元时期，该氏的理论在欧洲被学界普遍接受。
这次会议是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它让人们重新审视以往的陈说，有非常独到的研究。以往，学者们大多将陶瓷资料秘而不宣，而这次会议则把陈设瓷的标本公开给大家看，让大家不囿于传统成见和束缚，自由发表各自的见解，对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张浦生（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官钧”是明代初年的，从历史上看也合乎逻辑。朱元璋开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正是中国的繁盛时期，皇宫的建设、郑和下西洋等重大历史时间等等，就可表明国家的财力非常雄厚，社会安宁富庶。当时的建筑业发达，甚至民居及其庭院也发达，从皇室贵族到黎民百姓，对花器、陈设器的需求旺盛。从明朝的绘画看，就可知晓当时陈设器、花器的样子，可以同这次展出的研究标本相比对着看。
理有所至，势在必然。这项研究成果的公布，让我们得到启迪而思考，譬如：这些瓷器是官窑还是民窑？粗放的瓷器是民间的吗？精致的就是官府或朝廷的？都有待我们理解和再认识。
秦大树（考古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当年在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馆做博士后时，就把佛利尔所藏的东西都看了，其所有陈列瓷，从器物风格、工艺看，都应该属于金代，我把它们定为金后期。去年北京毛家湾的一个灰坑，出土了几千件碎瓷片，经初步整理，早的是元代，最晚的是明朝正德年间，其中十几片，跟这次会议所见的标本是一样的东西，它们可以给这次会议上的“明代说”作一个旁证。
通过这次会议的争论和见识，教益很大，我开始接受“明代初年”的说法。但我感到不理想的地方是，收集到的标本固然是好的、美的，但远远不够，还需要考古发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尽可以提出疑问：瓷片什么时候出土的？出土时的状况怎样？在同一个地层里，粗放的瓷器在上，精细的瓷器细在下？还是细在上、粗在下？共生共存的吗？这两组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只有经过认真的考古发掘，才可以最后判定“官钧”的准确年代。
陈克伦（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深圳做了一个大好事，把大家聚到一起讨论问题。会上所展出的标本和2004年禹州钧台窑遗址发掘的东西是一样的，那是唯一清楚说明有地层叠压关系的考古，时代应该是元晚期或更晚，但遗憾的是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没见发表。所谓的“官钧”断年，太需要古地层关系、纪年墓葬、窑址出土的考古资料了。
我们以往的研究主要靠传世资料，传世资料在宫廷里才有，到了现当代才有了考古手段。如今我们又多了个利器，那就是上海博物馆2005年开始采用的“热释光”年代测评技术，对年代的科学确认比较管用。
蔡毅（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研究员）：
关于“官钧”起于明朝，我只想提一些看法作为研究方面的思考：一，战争的频仍、朝代的更迭把“流传有序”破坏掉了，我们对“官钧”的考察，见不到序列，只能靠出土发掘、旁证、佐证去证实。二，文献的记载要大大地滞后于烧造时间，这是规律，文献上见不到的，也许因为没记，没记不等于没有。三，如果“官钧”真的是明代，那么好的东西皇宫里肯定有，有的话就可以做到宫内太监们的口口相传，譬如清人说过“永宣青花”，说过“仿钧”，没说过“仿永宣的钧”，为什么？是个疑问。
吕成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
我仍然力挺宫廷传世钧瓷属于北宋的观点。一，无任何直接记载造成断代困难。关于“官窑”的生产是保密的，它们一般规模小，烧造的时间也很短，由于产品严禁民间使用，因此在弃窑时，都要彻底毁掉不留痕迹，这也成为不易发现窑址的原因之一。北宋时期没有任何关于钧窑的直接记载，而且官窑钧瓷至今尚未发现带有纪年款的一件作品，这就造成了日后对于官窑钧瓷断代困难的问题。二，钧瓷生产与宋徽宗大规模修建园林相关。虽然能够佐证钧窑时代的证据很少，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与“寿山艮岳”同处河南境内的钧窑所出瓷器的主要器形是花盆、花盆托，这与当时宋徽宗大规模装点园林的需要十分契合，而此时的其他官窑几乎并不烧制与此类似的花盆。以青瓷为例，明初的官窑景德镇和龙泉处州由于造型须由宫廷出样，因而所烧制的青瓷完全一致，如果要说钧窑是明初的，为什么在景德镇和龙泉都没有出产与钧窑形制类似的花盆和花盆托呢？景德镇所烧花盆底部为何并不像钧窑花盆刻有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呢？三，同时代艺术风格成为断代软标准。宋代之后，广东、江苏、江西等地对钧瓷均有所仿制，不仅如此，就是在河南禹州，历代也都有钧瓷的烧造，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气息，尽管就地取材，但内涵方面也是有变化的。专家们判断钧瓷起源于北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精美、典雅、含蓄、明净的艺术风格是宋代特有的时代风尚，而宋钧与其他宋官窑的美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时代相同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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