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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静峰，渊博教育研究院院长。 青少年生涯教育的衔接 ——从大学视角建构中学和大学初期生涯教育 大家对远播教育可能相对比较陌生。我在交通大学读书加工作20多年，也属于比较有意思的人，因为在大学里面呆了15年后做了一线的学校辅导工作。其实这15年中，我一直参与一件事——交大的招生，负责学生的遴选，同时5年交大通讯主任的经历，使得我对学生的“出口”和“进口”都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 这里再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决定离开交通大学，我为什么做生涯规划？原因是交通大学有一个类似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院——交大密西根学院，办学之初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学费相对比较高，进入交通大学愿意承担这个费用的学生才能进入到密西根学院，但是办学到现在10年了，在学院就业工作报告里面做了很好的总结，认为进入到密西根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到了名校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出了一份报告。第一，进入到密西根学院读书的学生，原本有出国意愿的比例就比较高；第二，进入到大学以后有明确的下一步培养发展方向的学生比例也比较高。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假设，如果在交通大学其他学院里面，我们有同类型的学生比例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情况怎么样？所以我选择了交大几个特殊的试点学院的学生，同样生涯成熟度比较高。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国内的其他（学校）的成才率比密西根学院更高。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反思：十年前，密西根学院在交大是被调剂的。密西根学院的整个教育其实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于，就像刚才沈校长所说的一样，在那个基础上有一个成熟的体系帮助这些学生更好地发展。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十年之后，最好的学生进入了密西根学院之后，学生为什么没有像当时那样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就做了一个分析。分析当中唯一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我所关注的生涯成熟度的问题，这个孩子本身对自己未来发展前途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方向的问题。回过头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生涯偏好的问题。咱们今天在讲重构学习，我们讨论的是学生的兴趣，我们讨论的是学生的学习掌握知识的有效性的问题，我们都想把这些东西抓住，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是学生的动力问题。 所以当我跟远播教育聊的时候，他们说学生不知道怎么填专业，我们大学的老师习惯性地跟学生说：你想想看你的兴趣。大部分的孩子漠然地看着你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兴趣。我们的大学教授在招生宣传的时候说，没有关系，我们学校好，你就先进来，再慢慢感受。进来以后，他看到其他的同学是那样的样子，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很焦虑的。因为我有这段经历，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也有机会参加了国家新高考方案制定过程中的专家咨询建议工作，形成一套还不错的新高考的模式，借鉴了美国走过了30年的道路，也看了台湾这15年走过的道路，其实新模式设计的游戏规则是在中国当下的时空条件下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只能是当前最优的选择。但是浙江、上海的高考改革政策怎么会被指责？自己做了一个很坚定而又艰苦的决定——我要离开大学，专注于做生涯偏好。 其实从2014年到2020年，全国全面实施生涯规划。这6年以后的孩子会好很多，但是6年（之间）涉及到中国的1亿孩子，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视角，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工作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我今天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生涯教育，我们应该为此做一些什么？ 我想从大学的两个问题来谈，第一，我们生涯规划的核心是需要有自我的概念，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第二，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我们要教会孩子生涯规划，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实际上生涯规划重要的是让学生适应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做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个时代变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看大学呈现的状况是什么？ 第一，自我生涯发展的意识薄弱。很少有孩子会想过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在干什么。因为没有想过，所以可能我们需要幻想。 第二，我们的孩子其实不太愿意和老师互动，即使和老师互动，通常是具体的问题，这道题怎么做，或者是一些具体的生活的问题，但是对于自己怎么样更好的成长，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要求，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可以提的，或者说我们是可以帮助他的。 第三，因为家长在考虑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给与太多强化的概念。过去中国快速发展让大家觉得找工作还是很难摆脱以生存为重点的价值观的东西。但是其实现在想，你做的很多工作只是跟你的角色有关，跟你的收入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你做A或者是做B，其实已经有了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初期的脑力工作者的收入已经比初期的体力工作者的收入要低了。当然，脑力工作者未来的增长趋势很小，但是整个社会随着收入分配体系的逐步向欧美靠拢，他们的收入差会变化，而读书对大部分人来说，未来只是选择了自己未来职业情景差异的一种方式。 第四，孩子都很善于考试。只要是可以测试的，中国无论哪个地区的学校都是过关的。因为测试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孩子擅长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特长的。 第五，没有明确的兴趣导向。 第六，比较要命的是现在的孩子不愿意思考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很容易有（这种反应），如果这个老师是射手座，其实言下之意是一种定论，定论之后会分析；如果说我是处女座的，做事就会特别谨慎，你必须接纳我，所以其实对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他是可以发展的。 还有我们中国的产业发展发展太快了，所以从社会也好，学校也好，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常态的定性的，或者说是定量的判断，而且现在是一个创新2.0的前期，创新2.0遇到的对我们的挑战会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只能给孩子们去试。 所以，我们对生涯的理解是找到内心的自我，从人生的长度去对自己有一个规划，在这个阶段中激励自我，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到当下，“我有具体任务，并且我能够实施”。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有没有其他人干过？其实从美国大概30年前，美国的ACP考试就建构了这样一个模型，把美国的所有职业变成一千个模型，做了一些关于个人特制的呼应，他建立了他的K16生涯发展体系，导引学生。这是在美国。 在华人世界里大家都是要读书的，台湾大概在15到20年前开始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选择专业，因为高中的下一步还是大学，还是读书，所以他把专业转化成18个学群，按照不同的位置去告诉高中的孩子，你们未来的图书是什么样的，和高中是什么样的关系。 而我们呢？ 我们也的确需要做这个东西，但是大学做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在交通大学做生涯规划做得很辛苦。最后，孩子们一句话就将我堵死：这个不是我选的，考得不好是因为我不喜欢。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今天应该是中国最最好的学生之一，我们曾算过，全国一千万考生，只有前一万名学生才能进入到类似于清华、北大、交大，复旦这样的学校，学生加一起也就是1万人左右。 问题来了，如果今天把国外的那一套完整的生涯体系搬到中国，就会发现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慢慢的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和观念。另外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没有耐心思考，等到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你是需要给他决策，或者说你学习给他策略，让他自己具体的决策，所以我们说在生涯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太多的基础、策略、方案的给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的还是要孩子有自己，不管在做什么，我们要让孩子体验他自己的存在感。在体验当中，不断的帮他描述自己走过的路，让他能够更加的开心。然后帮助他建构他自己的未来，在建构他自己未来的方向上给他策略，但是那个只是他的策略，那个策略到底好不好，是需要他自己感受的。当他感受完了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继续带领他往前走。 前面有一位嘉宾说了一个学习的理念——慢学习，其实学习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但是一旦你改变了，你会发现它就一通百通。所以我们用每一个小的发展来换取大的发展。当然对于策略来说，我们太需要给到我们的孩子一个全球未来发展的态势，我们的国家专业太细了，13个门类，506个混合专业，加上特色专业，全国有23179个专业，所以我们做学界研究的，必须拿出对于孩子来说的未来，高中完了，大学是什么样，大学完了以后，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地图。因为有了地图，孩子才能在这里面走得不再迷盲。我们需要建构学业和职业建构的概念。 回到原点，我们要建立一个两个态度，一个是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为什么要求孩子们要变？因为这个世界变了，因为全球化了，因为多元化了，因为信息化了，所以我们要从时空观的角度。大家以前一直沉浸在创新点上，因为创新是科技的进步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乔布斯做了什么？乔布斯就是因为人的需求，欧亚学院是一样的，要打败传统的大学，和传统大学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们用他自己的方式。21世纪不是生命的世纪，不是材料的世纪，就是一个思维的世纪，因为需求，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今天有很多老师一直在讲要“大学科”，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前的知识本身就没有学科，只是我们人类为了让他便于传承划了学科。 同时，还是要回到一个过程，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时空变化，找到适应他的方法，但是世界再怎么变，你不能变。你得要有一些不变的品质，所以你的自我管理，你的社会参与以及你的思维，既然是思维，就有结构化思维的能力、组织思维的能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思维方法。 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步。 第二步，对于孩子来说，我赞成兴伟的观点，不同层级的每个人都可能需要有一个全能发展的过程，这是我在交通大学做的全能发展的模型 我让孩子们在这个圆圈里看，你要自我实现，你得具备什么样的东西，每一个东西在你的人生历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生涯发展都包含自我认知、外部认知、决策。但是孩子的体验太小，现在简单的用测评给到他，就会发现他就得自己贴标签了，所以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让他慢慢的体验，体验自己的存在，体验外面适合自己的地方，最后要给到他数据，给到他地图，最后一部还是要决策。因为选择自由的前提是你承担选择的责任。这个要跟孩子们说清楚。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学生的成长电子档案，这个档案里面两个部分——学生和学校。因为对于学生来说，他有成长的需求，但是对于学校来说哪一个学校的学生成绩是分得很清楚的？从小学一上来到初中，学生就会开始按照不同的学校，学生的成绩就是捱在一起的，没有其他层次学生的那种思维，他们都是在一个过程中的。学校针对这些孩子们容易暴露的问题，其实往往是看不到的，因为你没有差异化。所以需要做一些校本研究，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才可能发生学生培养当中的问题。 当然，个性化的策略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中国今天的教育，不是部分的留学机构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家长的教育成本已经远远的高于了我们的承担，而且其实国外的教育成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对于家庭来说要有一个判断未来怎么走，国内或国外读什么专业的问题。 国内未来也是这样的，未来的综合评价只出了一半，就是要三选三，或者说是六选三，其实第二步没有做，因为还没有到时机。（两步都走完）我们这一轮的高考改革才算结束。 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家校互动。有一个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孩子生涯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父母。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一起，中国的父母是最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的，但是我们的孩子通常没有觉得陪伴，感到的是监督。一样花时间，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更好的陪伴的方式呢？需要有一个互动的体系，从老师主导，从学生主体，从家长主动带做一些呈现。 另外是需要课程，一提到课程，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开生涯课。中国的孩子不能再开生涯课了，那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能再做增量改革，所以为什么心理健康课，为什么有社团课，社会实践，不能改造呢？改造完了以后，我们用这些方式融入到当中来，来帮助孩子，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还是要带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对大学的参考、国外的参考，不要交给旅游公司，旅游公司只会带你去免费的景点看一看，你得进到宿舍，进到课程，让学生切实的感受。联动父母，不同的地区，我们告诉父母孩子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样把你的时间不是用在监督上，而是陪伴上，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工作。 当然这个是高中，因为这半年我差不多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梳理，包括和中学做了落地，中国的大学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在那个部分做好。在交通大学花了四年时间做这个体系，大一到大四，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给（学生）什么，第一课堂做什么，第二课堂做什么，网络做什么，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绝大多数的校长、老师都在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但是未来大学这个问题少一点，因为这个矛盾推到了高中，所以高中未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座的有一些同行对这个报告很期待，我想说：大学本身是需要有一个过渡的，因为高中的生涯规划现在的模糊，必须让学生进到大一，一进来不迷盲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黄金六周。 全世界做研究的人都在研究那六个星期的习惯怎么养成，其实做高等教育的人很清楚，这个孩子大一结束，他的成绩怎么样，状态怎么样，跟大学毕业四年以后的状态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再仔细看一下六周以后怎么样，和这期结束也基本上是对应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六周的方案。再看看台湾或者是香港，香港的学校大概差不多要把两周完整的时间没有课程，让学生了解大学，适应大学。 我们太习惯于批量化生产，工业化生产，但是对于每一个学校来说，目前在做一套模式，就是进入到学校做学校的评测，再做出对学校相应的方案。希望做一个生涯教育的3.0，不是从第一个1.0，第二个是简单照搬西方的东西，从自我认知、外部认知到评测，更多的是从希望陪伴孩子中找到自己。 谢谢大家！ 【来自“重构学习·第二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的精彩演讲。新校长传媒，为您独家专题报道，呈现每一场的精彩，敬请关注。欢迎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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