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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钱穆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文化关涉两个话题，一是如何做人，二是如何生活。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视野里，人是文化的生物。我们的生活处处可见文化的投影。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化和养老关系十分密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总结出了“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生活经验，至今依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可以照亮老龄化世纪通向幸福老龄化的道路。中西方的经验都表明，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可靠、最安全的养老模式之一。当然这里的家庭养老包括了儿女亲情养老、配偶亲情养老和亲属亲情养老。归根结底，家庭养老的文化精神是孝道养老，即基于血亲之爱联结起来的抚养与赡养关系是符合人性的保障人类社会永续继替的文化安排和生养制度。
然而，在当代社会，连接文化和养老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孝道养老；或者说，孝道养老已经很难应对人口普遍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安全的挑战。由于人口生育率持久、普遍的下降并达到一个低水平，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中国的主流家庭，独子老龄化问题开始出现，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父母以及独生子女自身的养老谁来保障？这根本上是独生子女生育文化对家庭养老传统的挑战。独生子女能否负担起对父母的反哺—赡养的责任？独生子女如何应对晚年孤独终老的挑战？再加上代际关系的平等化、年长者对家庭资源控制能力的弱化、人口流动和崇尚个人隐私以及追求个人生活质量等因素导致的家庭成员居住的分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严重的弱化。仅仅家庭养老难以确保大量有老年人的家庭基本的养老安全。家庭养老的危机与其说是人口危机，不如说是文化危机。在中国社会舆论中，孝的外在约束和内在自觉都在退化。一旦几个儿女都为不孝，就可能产生不好的示范效应，经济理性已经使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失去基本的伦理道德。
所以，我们需要在文化的层面上来思考老年和养老的出路。积极文化的伟力可以激发爱心、整合资源、共谋未来。我们需要建设这样具有积极意蕴的代际关系文化和人类养老文化。“文化养老”是以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伦理、什么样的习俗、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活动来养老的问题，内涵极为丰富。
一、老来怕空：孤独终老挑战中国
老来怕空， 是说老年人最怕内心孤独、情感无所寄托。倘无来自配偶的关爱、友情的温暖和亲情的滋润，那就是“老来空”的极端表现了，也是精神赡养危机的触机。如果没有面对孤独足够坚强的神经，没有面对人生足够积极的看法，没有面对残生足够珍惜的态度，那么仅仅一个包含了无数内涵的“空”字就足以葬送风烛残年的生命。老者对物质和金钱的需求其实很少，但对精神和亲情的需求却十分强烈。因为没有配偶的嘘寒问暖，因为没有朋友的关怀劝解，一些老年人在孤独、病痛和无助中走向自杀就是一个铁证。
老年期之所以充满挑战甚至悲哀，盖出其实质是一个需要不断面临人生丧失的过程，除了笔者以前撰文谈到过的健康丧失、角色丧失、收入丧失、亲人丧失和理想丧失这五大丧失事件之外，老年人最害怕的丧失莫过于情爱的丧失了，就是由爱情、亲情和友情组合而成的人间之爱的丧失，就是被家人和社会在精神上的遗弃，这是最可怕的打击。冰心老人说过：有爱就有一切。那么我们无妨反问一句：无爱，则意味着什么？我要说：爱是生命的营养和支点。“爱”对老年生命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老年人对爱的渴望远远超过爱的获得，那么他（她）对生命的延续就很难有坚持的热情。事业远遁而去，整日无所追求，惟有爱的诉求、情的需要才凸现一个走向衰老的生命对人世的点滴怀恋之情。老年期会出现种种退行性的负向发展变化情势。真正孝顺的成年子女要时刻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帮助老年人渡过心理危机。
二、从“赡养”到“孝养”：养老文化的变革
自古以来，孝敬老年人与赡养老年人就不完全是一回事。著名的一句老话是：“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充分说明在关爱和支持老年人的行为中，是存在着层次之分的。也就是说，“孝”与“养”是可能分离的。如果我们将对老年人的精神关爱、情感慰籍和道德支持看作是“孝”的本意的话，那么“养”主要展示在物质、经济等行为层面上。“孝”的表达可以有多种方式，而正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狗和马都能被饲养，如果不从精神上尊敬和慰籍父母，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显然，“有孝之养”才能体现出人类的道德进步、人文关怀和文化精神，才能展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文明内涵。难怪孟子要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远古时期“孝”的含义是：亲老，子女养之；亲病，子女侍之；亲死，子女葬之。现代的孝理念，在我们看来，就是能自觉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从老年人的利益出发来理解、关心和尊重老年人的需求满足问题。这样，孝的涵义就超越了老时赡养、病时服侍、死时送终的框架了，而是也包括了郁闷时是否有人关心、再婚时子女能否理解、决策时能否被人尊重等方面的内容。
孝本质上是一种责任和爱心。“ 孝德”是需要造就的。如果不注意保养，良知就可能泯灭。孝需要引导和建设。像参美集团的做法就担负起了应有的道义上的责任。遗憾的是，在农村，中国还普遍缺乏老年人的维权组织。如果既没有来自家庭的温暖，也没有社会的热心帮助，对老年人的人道关怀体现在哪里？比较之下，我们可以很断然地说：中国对农村老人的问题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有不少老人生活在人道主义的灾难和危机之中。让父母丢面子，也是“不孝”——这涉及到了子女的行为对于父母心理和精神的影响。最大、最高的孝就是在符合法律和伦理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为给父母带来最大的精神满足。让父母老年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并提升其人生的境界，这才是天地为之动容的大孝。
笔者所呼吁的孝养观是： “ 孝字当头，辅之以养。”这种将孝与养分出上下两个层面的观点显然超越了传统的赡养观，凸显了对内心关爱和行为支持对立统一关系的一个认识。以为养就是孝，孝就是养，或者相反，这是极大的误解。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发达，养的重要性被过分强调了，似乎养老就是一个如何解决物质养老保障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老年人对儿孙孝道的要求、对精神关怀的需求都是亘古不变的，因为这终究是天伦之求，无可厚非。精神赡养至少包括人格上的尊重、精神上的关爱和情感上的慰藉。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做到心中有父母。根据笔者的研究，有四种孝养结合的情形：
首先，既孝又养最为理想，不仅有精神的关爱，而且有行动的支持。心中有父母而且付诸行动。靠孝心这种道德上的自觉和内生性力量来维系的“赡养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有孝之养”。
其次是孝而不养，心中对父母有爱但可能父母并不需要来自儿孙的物质回报。如果我们将养理解成经济供养的话，那么在一些老年父母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这种孝与养的分离也是多少可以理解的。
再次是不孝之养。不孝之养，是形式上的孝，实质上的不孝。真正的孝是一种发乎内心的报恩情怀，一种站在老年父母立场的认真思考，一种从心理到行为再到物质的全方位关爱。给钱给物展示的只是一种义务，而不一定是爱心的表达。对老年人来说，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外，最需要的是情感的慰藉。只关注老年父母的物质需求，而不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并非“全孝”的表现。“准孝”更多是从自己对老年人需求的理解出发，全孝则是真正从老年人自己的需求出发。如果能将心比心，更多地站在老年人的立场和需求来提供对老年父母的支持，那么类似的悲剧就一定能减少和预防。靠法律这种外部的强制性力量才得以维系的“赡养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不孝之养”。
第四种情形是最糟糕的，就是不孝不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孝不养”从根本上放弃了做儿孙的赡养义务，这在伦理上说不通、道德上站不住、法律上越了线。
从精神赡养对养老质量的保障功能来看，完全有必要提出“孝养”的新理念来取代一般意义上的看不出“孝不孝”的“赡养”的说法。一般所说的“赡养”，虽然也包括了精神慰籍的内容，但一则不能直接从“赡养”的说法中反映出来，二则常常与经济供养处在分离的状态———譬如，我们在讨论“老有所养”问题时，常常局限于经济供养方面。所以，是一个低级的、有待发展的概念。比较来看，如果说“赡养”的观念淡化了“孝”字，“孝养”的说法则突出了“孝”字。
我们心目中的“孝”不仅有“ 敬” 之意，而且有“顺”之行。“敬”是对老年人人格尊严的肯定和尊重，“顺”则是对老年人需求实现的理解和关心。鉴于现实生活中已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孝之养”甚至“无孝之养”的问题，所以极有必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一种以和文明同步的
“孝德”为基础、为依托的新型赡养关系。新型孝养观的基本涵义就是“以孝为本，孝养结合”。在我看来，只有“孝养”，才可能真正保障养老质量和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提升老年人的健康价值，而“赡养”的说法则不能———没有孝德作为基础的赡养，不可能有良好的代际关系。“孝养”观念直接兼顾了精神慰籍和经济供养这两个基本方面。
“老龄问题”的提出表明“老年人问题”再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家庭里或亲属网络的小问题了， 而是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向外界的转移以及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替代”这一事实表明，现代的老年人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宏观层面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老年人问题不仅需要家庭的关注，更需要社会的关注。
第一， 中国需要开设“ 家庭道德法庭”，由社区成员、法律人员和伦理学家一起共同组成。对不孝子女需要从各个方面需要制约和教育，以促其改邪归正。关键是现在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好利”而非“好德”，中国极端需要重建道德秩序，否则21 世纪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将会使整个社会走向真正意义的灰色时代，家庭养老的传统已经被极大地破坏，人心道德的沦丧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老龄社会是一个更需要道德资源和道德建设的社会，这是因为代际关系在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中将变得逐渐的紧张和扑朔迷离。我们需要道德建设，但这要建立在符合时代精神的基础之上：父慈子孝，自助而助。
“自助而助”是指理想的代际关系应当是自助为主、互助为辅。无论是父代抑或子代，都要自尊自强，加强自我保障能力，对异代保持最低程度的依赖而自求多福。另一方面，两代人又要互相关心、互助帮助，上一辈人要慈爱为怀，下一代人要孝心为本。“自助而助”也表明“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是解决老年人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和充分重视的基本方面。西谚讲：“自助者天助。”老年人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保持自强不息、独立不依的精神和修为，才可能一扫被动、依赖、无助的消极形象，树立起积极、健康、可敬的社会形象。以“刚健自强”为旗帜的老年文化建设必须摆上我们的议事日程。这样，如果我们真想坚定不移地推进健康老龄化的战略，那么老年人的自爱自强、自立自助就应当无可置疑
地视为解决老年人问题的第一原则。
第二，“父慈子孝”的文化模式意味着父母对儿女有一份担当。例如，老子对儿女未尽抚养义务， 儿女是否就有权拒绝赡养老子呢？子女不孝也有做父母之过，因为父母没有将孩子心灵中善的一面加以培植，结果反而害了自己。教养子女最成功的做法就是要使子女成为真正负责的人、真正有爱心的人。子女能拿出多少的养老资源并不是最首要的问题，自私、骄横的子女必然成为老年父母的负担和麻烦。
虽然从情感上讲，父母未抚养儿女，儿女拒养合情，但按照法律的规定，不管父母亲是否对其儿女尽了抚养义务，儿女都有赡养父母亲的义务。情与法的冲突是令人遗憾的，虽然法律具有强制性，但法律最好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否则靠强制的力量来推行，心里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最好将法律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之上。孝反映的就是代际交换关系。的确，我们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父母的付出和子女的回报是否成比例，但只要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
从一般的道理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有的子女会这么没有良心。关于孝还是不孝的故事，我们看到的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年老的父母也有年轻的时候，也有当别人子女的时候，那么当时他们的修为如何呢？这不是“秋后算账”，而是这种延伸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孝深层的原因。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孝，另一种是不孝。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父母自身的德以及对子女的影响到底会怎样影响他们今后的命运。如果做父母一辈子有德行，对子女也是严加管教，结果却遭遇了“子女不孝、老无所养”的困境，那么这的确是值得同情的，而且我们要从更广的范围———譬如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对家庭教育来说，绝对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养德重于养身。做人就是积德的过程。“社会化”就是不断学习、自我超越、价值实现的过程。价值实现就是“德被天下”。什么是德呢？就是天人相应、人我和谐、尽我本分、自我完善。
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这其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父母对自己老年生活的安排和准备以及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充满智慧的养老策略。正是因为做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缺德”，所以一旦老人无可利用之价值。在一些精明的子女看来，老人只是“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象征，这是某些老人很悲哀的角色定位，就可能被遗弃。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冰凉的经济理性在主导着代际关系的运作。
追究起来，这里面应该有因果关系。一个很深刻的原因是物质和知识的双重贫困使不少做父母的在当年限于能力和视界大大忽视了子女“德”的养成，甚至可能做媳妇的当年就虐待过自己的公公、婆婆，结果正是应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老话。一些对儿童成长研究的理论认为：道德的概念早就在幼儿期间就开始初步形成。一旦留下烙印，就可能终身形成惯性。
望远看，“父慈”与“子孝”是互动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年长者向年轻人学习、青春文化影响老年生活的“文化反哺”现象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年轻人应该也可以帮助老年父母进步，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文娱养老是文化养老的重要方式
生命在于运动。积极的文化将促进积极的养老。“老有所乐文化”的背后是蓬勃兴起的老年群团组织。全国的老年合唱团大约有600 个左右，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中国合唱协会的会员单位已经有300 多个， 其中绝大部分是老年合唱团。
我们对老年人普遍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人到老年就会思想和认知都完全停顿下来，事实上，“老年期仍然是老年人的成长期和发展期， 老年人不希望变老，而希望成长”。老年人的发展包括健康的发展、认识的发展、角色的发展、价值的发展，现今兴起的“乐文化”，是同老年人的需求连在一起的。“乐文化”的盛行提出了一个社会层面精神养老的宏大话题。我们有必要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以之老”发展到“亲吾亲以及人之亲”的新的层面了。当前的“乐文化”，主要是公园文化。究其原因，公园有着独特的生态场和文化场。展望将来，“文化养老”需要政府和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和健康的文娱活动方式。
（穆光宗：人口学博士,1985-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人口学、老年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现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先后主持和参与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生育文化评估指数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及其公益救助研究等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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