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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成为土耳其抗议活动新战场

WSJ博客
示威者和政府官员就土耳其传统媒体对当前抗议活动的报道问题爆发了一场冲突──在推特(Twitter)上。
随着抗议活动步伐的加快，社交媒体在土耳其的使用频率也急剧上升。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仅在上周五下午四点到午夜，推特上就至少新增了200万条与示威活动有关的推特消息。根据这份研究，即便是在午夜之后，每分钟发布的推特消息也超过了3,000条。
Reuters
周日，土耳其反政府示威的第三天，防暴警察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
尽管大部分带宽被抗议者占据，土耳其政府的高级成员同样也在利用推特网站发声。
许多土耳其人在抗议活动中求助于社交媒体，这让社交媒体的角色升级为一个政治议题。许多土耳其人抱怨，在抗议活动集中的伊斯坦布尔的特定区域，社交媒体的登录受到限制或被封。土耳其的电信监管机构说，登录社交媒体时遇到的问题与通信量激增有关，不是因为官方的屏蔽，官方实施屏蔽需要法庭下达指令。
上周末，抗议者嘲笑了亲政府的报纸Sabah。这家报纸的头版上完全没有关于全国抗议活动的报道。相反，头版的主要新闻是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因为禁烟行动获得了一个奖项，以及总统居尔(Abdullah Gul)在正式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获赠了一匹马。
土耳其的一些名人也批评了媒体的报道方式。土耳其知名电影导演阿金(Fatih Akin)目前正在他执导的最新电影在约旦的拍摄现场，他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个视频批评媒体的报道，并承诺为抗议者提供支持。阿金曾多次在戛纳和柏林的电影节上获奖。
阿金说，土耳其媒体应该感到羞耻；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人民在斗争，而你们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报道，不知羞耻。
埃尔多安周日接受采访时对推特发起了指责。埃尔多安说，当然，目前我们有了这种叫做推特的诅咒，各种形式的谎言上面都有。埃尔多安每天发推特消息，有超过250万名关注者。他说，这个叫做社交媒体的东西是对所有社会的诅咒。
埃尔多安政府的许多内阁部长也利用推特指责抗议者传播虚假信息，为土耳其的媒体报道辩护。
上周六，拥有38万关注者的财政部长希姆塞克(Mehmet Simsek)发了一条推特消息：那些声称媒体噤声的人应该打开各大新闻频道（比如NTV），他们每个小时都在播放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事态进展！！！
土耳其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程度以任何标准来看都算很高。纽约大学社交媒体和政治参与实验室(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boratory)上周六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土耳其人使用推特来回应抗议的方式不同寻常、独一无二，因为有关这次抗议活动的推特消息大约90%都来自土耳其，这一比例高于所有其他骚乱情形。
报告说，相比之下，在埃及革命中，只有30%的推特消息来自本国。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12月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35%的土耳其人使用社交网站，这个比例略低于美国的50%，高于日本的30%。
Joe Parkinson

土耳其“民选威权主义”遭到挑战

作者：土耳其作家 穆斯塔法·阿克约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人们说，空气中正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准确的说，是“土耳其之春”来了。但土耳其的抗议活动与突尼斯或埃及反抗独裁统治的民众抗议有所不同。引起土耳其民众愤怒的是该国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此人并非独裁者，而是一位得到半数选民支持的普选领导人。

另外，埃尔多安理应为其过去10年取得的成就而大受褒奖。过去10年，土耳其经济走向繁荣，库尔德人(Kurd)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享受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土耳其与库尔德武装分裂分子达成和平协议。实际上，土耳其刚刚成为该地区一颗闪亮的明星，伊斯兰教、民主和市场经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窗体底端

然而，自2011年6月埃尔多安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以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他无法兼顾该国另一半公民的需求。他把民主解读为纯粹的“多数主义”，似乎认为，一旦选举赢胜，他就获得为所欲为的权利。

上周的抗议活动主要是对埃尔多安正追求的“民选威权主义”理念的反应，此理念遭到了民众的谴责。事件的起因是盖齐公园(Gezi Park)改造计划引发的争议，埃尔多安声称，可能会把这个公园改造为一个露天购物中心，但警方对和平示威者的野蛮行径引发了更强烈的愤怒情绪。这正是心存不满的群体的悲情流露，这些群体包括对埃尔多安过分武断的道德保守主义倾向感到担心的世俗主义者、鄙视其推行有利于库尔德人改革措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谴责其“新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

这些大规模抗议打击了土耳其，成为该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不会结束埃尔多安的统治。没有人预测他会辞职，而且此刻，人们无疑也相信他的票仓基础完好无损。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继续过去几年的老路，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会被重新引燃，甚至可能会升级，并损害土耳其的稳定。埃尔多安必须认识到，赢得选举还不够；他还必须考虑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人群。

他会承认这点然后据此行事吗？可能会，该国执政党中有很多人希望这样做。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已呼吁相关方面进行和解，试图扑灭这场大火。他的政治根基与埃尔多安一样，但一直更坚定地站在自由派一边。

在与居尔会晤后，土耳其副总理布兰特·阿尔因克(Bulent Arinc)也做出了良好的姿态。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阿尔因克宣布已命令警方保持克制，同时政府将寻求与反对者对话并进行“自我批评”。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埃尔多安是否也会这样做。本周一，他按计划飞赴北非，访问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此外，很多人认为，目前真正的问题在于埃尔多安的个性而非他的思想。另外，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特点是对抗。拒绝妥协被视为优点。例如，当埃尔多安表示他“一步也不会后退”时，他得到了数百万忠实支持者的喝彩，他们喜欢埃尔多安的正是这点。

但埃尔多安可能会失去核心阵营之外其他选民的支持。至于未来走向，我们有必要指出，由法士拉·葛兰(Fethullah Gulen)领导的土耳其最大穆斯林组织、强大的“葛兰运动”(Gulen)对埃尔多安（而非居尔或阿尔因克）的批评越来越多。葛兰的一些追随者一开始甚至还参加了盖齐公园的示威活动，不过他们与后来加入的愤怒抗议者保持了距离。葛兰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学者。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他将不得不放弃为自己设计的一个梦想——通过修订宪法登上拥有无上权力的总统宝座。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他将令危机恶化，并且离下台也就不远了。但像伊斯坦布尔市长卡迪尔·托普巴什(Kadir Topbas)所建议的那样，如果他肯“吸取教训”，他仍可以在未来几年继续领导土耳其。

本文作者是土耳其记者，著有《Islam Without Extremes: a Muslim Case for Liberty》一书

译者/梁艳裳

土耳其总理的选择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人员 本·胡达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释放催泪瓦斯发出的嘶嘶声，透过防毒面具发出的尖叫声，以及警棍打在人身上的砰砰声，这些本不应是一个现代穆斯林民主国家发出的声音。但这就是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见右图)应对该国抗议活动的方式，这场抗议正迫使他做出决定：他究竟属于哪种领导人？他究竟有多民主？

别再想着把这比作阿拉伯之春吧。想想欧洲。与曾在1968年5月遭遇抗议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一样，这位土耳其铁腕人物现在正被那些认为自己被他的统治排除在外的人们所包围。在埃尔多安的例子里，抗议者是沿海城市那些信奉世俗主义的富人和穷人、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者、少量民族主义者以及使用Facebook的年轻一代，他们不愿将来继续生活在他制造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在这里，在公共场合接吻都会遭到指责。

与1968年一样，抗议者希望推行改革，但没有任何计划，他们憎恨现任政府落后，但不理解人们为何会支持它。埃尔多安并非独裁者，但他的统治让少数群体感觉他像是一位独裁者。在最后一次大选中，他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获得了近半数选民的支持，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以及库尔德政党瓜分了剩余的选票。但埃尔多安的所作所为好像是他有权定义土耳其精神。他出访时，随行人员多得像是宫廷出巡。当他的演员女儿在舞台上遭到辱骂时，他威胁将取消拨给剧院的所有政府补助。

抗议人群不仅希望阻止埃尔多安铲平一个公园，他们还希望阻止他破坏他们的城市。埃尔多安对伊斯坦布尔的展望如同他的个人野心那么宏大。他希望建设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型清真寺、第三座跨越该海峡的大桥（以一位好战的奥斯曼苏丹(Ottoman Sultan)命名），还要开凿一条穿越伊斯坦布尔欧洲一侧的巨大运河，更不用提2020年奥运会以及全球最大机场了。

埃尔多安还希望统治到2024年。他的政治任务变成了实现这个重要性超越其他一切的目标：制定一部新宪法，让他可以在2014年再度成功当选，成为得到授权、连任两个5年任期的总统。这让他听上去像极了欧洲另一位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他也希望掌权到2024年。

普京已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担任俄罗斯总统，他挫败了来自少数群体的抗议，并拒绝给予这些人发言权。埃尔多安已用警力对他的抗议者进行了攻击，残酷程度比2011-12年冬季俄罗斯政府授意在莫斯科街头出警的警察更甚。普京的防爆警察释放了催泪瓦斯并逮捕了抗议者，但其规模永远无法与土耳其相比。

因此，埃尔多安现在必须做出选择：他究竟是谁——土耳其的戴高乐还是普京。如果他愿意成为前者，那么脚下的路很清晰。他应通过对话和有力（而非残酷）的警察部队来恢复秩序。他应下令让警察局长辞职。他应会见抗议者。

接着，为了国家统一和AKP的未来，他应宣布他不计划竞选新一任总统。AKP无疑有利于土耳其民主，而且即将与库尔德人实现和平。这一选择将让埃尔多安变得与戴高乐一样伟大：戴高乐曾在1968年击败左翼，但在明白自己导致了国家分裂后，他毅然辞职。这将让土耳其免受长达10年反抗其统治的抗议，而这一抗议现在才刚刚开始。

最近，埃尔多安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戴高乐。他把游行示威污蔑为抢劫者和暴徒的行径。他听上去更像是普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一直忙于限制他的国家的言论自由。

但美国有能力让埃尔多安转向正确的方向。他是AKP的忠诚党员，依赖富有且虔诚的安纳托利亚企业家为该党融资。这些贸易商利用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关税同盟，将安纳托利亚变成了一个制造业中心。如果土耳其无法加入欧盟与美国间的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那么该地区的这一角色现在将面临危险。如果你可以在一个更为贫穷、但可以进入美国市场的欧盟国家制造产品的话，为什么要在安卡拉生产？

美国应明确告诉土耳其领导层，效仿普京的话，加入该协定是没戏的，但如果他选择效仿戴高乐，美国将愿意助其一臂之力。

本文作者著有《脆弱的帝国：俄罗斯如何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相爱又相离》(Fragile Empire: How Russia Fell In And Out Of Love With Vladimir Putin)一书。

土耳其抗议事件再度恶化

英国《金融时报》 丹尼尔·董贝 伊斯坦布尔报道

土耳其示威者周日宣告针对该国总理的抗议取得胜利（编者注：根据事件最新进展，土耳其总理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抨击抗议者，而警方在周日晚间再次对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目前不确定警察什么时候会回到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最近几天这里发生了大规模抗议，而警方多次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

一位名叫吉米(Jimmy)的抗议者在塔克西姆广场旁边加济公园(Gezi Park)的篝火边上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从广场撤出警察的决定，是示威的主要成果。

吉米说：“我认为他害怕我们。我们还将举行抗议，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民主国家；他不是我们的君主，我们是一个共和国。”

埃尔多安曾计划拆除加济公园，在原址上修建奥斯曼风格(Ottoman style)的军营和购物中心。该计划最初引发小规模抗议，但警方的镇压力度（包括对基本上和平的抗议者持续数小时施放催泪瓦斯）扩大了事态。

周日，埃尔多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前一天的口风。他曾说，如果示威者动员20万人上街，他可以召集100万人与之抗衡。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你们将国家的一个仆人称作独裁者，那我无话可说。除了为这个国家服务以外，我别无他求。”

土耳其总理补充说，现在未必会在军营建造购物中心，尽管他仍希望推进重建计划。但他也暗示，此次抗议是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在多次选举失败之后挑拨的结果。

这是埃尔多安自上周六以来的首次露面。他表示收回此前有关在塔克西姆广场维持警力的承诺。主流的世俗土耳其民众纷纷来到广场抗议，抱怨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府过于专横，且过多干涉个人生活。

译者/王慧玲

土耳其为何爆发抗议？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 菲利普·斯蒂芬斯

土耳其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可从该国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激烈反应中找到。

在这场动荡背后，是最近几年由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带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埃尔多安的心里，土耳其在世界上如何定位？不那么久之前，土耳其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如今，它已转向东方。

埃尔多安对这场动荡公开表示愤怒，其怒气不逊色于那些占领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和在其他城市举行抗议的人们。示威者被污蔑为极端主义分子和抢劫者，饮酒的土耳其人被贴上酒鬼的标签，Twitter被斥为社会的祸害。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是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世俗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埃尔多安指责该党由于在选举中屡次失败而煽动骚乱。

包括警方的强势回应（比如持续释放催泪瓦斯）在内，埃尔多安以近乎最说明问题的方式，展示了抗议者奋起反对的威权主义。三次赢得大选、主政已10年的他，深陷傲慢心态，所作所为好像是这使他无需受到土耳其民主制度的约束。

人们的不安已积聚了一段时间。对媒体的打压、对政治反对人士的逮捕、国内政策越来越浓重的伊斯兰主义色彩，加上各方对于埃尔多安有意无限期掌权的怀疑，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不安。

长期以来的一个公开秘密是：埃尔多安希望在总理任期结束后，换一个权力扩大的总统职位。他想要修改宪法，为这种过渡铺平道路。

这一野心所引发的不安，远远不止其政治反对者，据称现任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圈子里的人也感到不安。

埃尔多安对国内抗议的谴责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在最初对阿拉伯抗议活动态度犹豫之后，土耳其政府把自己塑造为中东自由的拥护者。埃尔多安现在谴责的社交网络，曾在鼓动其他国家的人们反对威权统治方面发挥了可圈可点的作用。

AKP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建立了紧密联系，活跃的土耳其外长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把该党形容为伊斯兰与民主结合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土耳其一直首当其冲，反对邻国叙利亚以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为首的残暴政权，为试图推翻阿拉伯社会复兴党(Ba‘athists)的反对势力提供物资以及政治和道义支持。然而，在希望迅速终结叙利亚政权的问题上，埃尔多安打错了算盘。他低估了亲阿萨德势力的坚韧，同时高估了美国出手干预的意愿。

埃尔多安一直力图把土耳其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强国，近些年来，他又试图把该国建设成为一个伊斯兰逊尼派(Sunni)强国，他的这种做法引发了更大的问题，这涉及土耳其的战略方向（毕竟，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而且在争取加入欧盟），也涉及他对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世俗政府理想的承诺深度。

在AKP政府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土耳其把目光投向西方。埃尔多安显示出了令人钦佩的意愿，积极推行各项民主和司法改革，以开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大门。同时，埃尔多安对长期蓄意反对土耳其民主制度的军方采取了必要的强硬立场。

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冷落、欧元区的困境以及土耳其本身的经济活力，削弱了土耳其对这条道路的热情，使得AKP将土耳其重新定位于东西方之间的重要强国。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的箴言（与邻国平安相处）旨在支撑这种地区权威。

这项战略因重大事件而受到影响。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开始看上去更像伊斯兰主义，而不那么像民主国家了。土耳其不是埃及——也不是突尼斯、利比亚或叙利亚。埃尔多安赢得了三次大选。但他现在似乎还未理解这点：民主的精髓是多元化。走上街头的人们有种种牢骚和抱怨，但传达给埃尔多安的信息似乎足够清晰：现代土耳其想要现代民主。

译者/梁艳裳

方忱：土耳其正发党崛起的背后

发布时间:2013-06-04 11:07

“和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对伊斯兰的恐惧症必然应被视作反人类罪。”2月27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论坛上的这句话引发轩然大波。由于其将“犹太复国主义”划入反人类罪，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3月1日访问土耳其时，对这位“反恐”先锋、阿萨德反对者、波黑报纸眼中的“2012年穆斯林领导人”径直表示不同意他的言论。 　　然而，埃尔多安口出妄言有自己的充足底气。数月前，他再次毫无悬念地连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并不断放出自己将参选总统的信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埃尔多安和他的正发党仍将在土耳其政坛保持不可撼动的优势。这种优势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伊斯兰复兴”，而是土耳其乃至许多其它国家正在发生的社会格局变迁。 　　胜利鼓舞雄心 　　土耳其最近的一次大选是在近两年前，当时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再次成为了大赢家，成功实现了自2002年以来的大选三连庄。正发党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550个议席中赢下了327席，远超共和人民党的135席和民族行动党的53席，保持了“一党独大”的地位。根据土耳其宪法，获得议会投票的2/3多数（367）就可以直接修宪，如仅获得3/5多数（330）就需要将宪法修正案提交全民公决。以正发党目前在议会中的垄断地位，直接修宪也并非遥不可及了。更令人注意的是，自2002年大选以来，正发党的得票率一次比一次高，这在土耳其建国90多年的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选举的节节胜利，意气风发的埃尔多安开始为未来布局了。根据正发党的章程，埃尔多安将在明年卸任党首和总理。为了保持党内稳定，布局2015年大选，埃尔多安很有可能在今年推动修宪，扩大总统权力，甚至直接落实“总统直选”。如果修宪成功，埃尔多安就有机会提前将总理一职让给现任总统的居尔，自己则参选总统，实现俄式的“梅-普互换”，继续领导正发党。 　　事实上，在2010年，正发党就已经凭借全民公投成功修宪了一次。除了将宪法改造得“更符合欧盟要求”外，这次修宪还引人瞩目地为宪法法院扩员，并授予议会（正发党占有绝对优势）任命其中法官的权力—这意味着一向与正发党“势不两立”的宪法法院已经被正发党击败。尽管这场全民公投获得了58%的赞成票，但仍有大量批评者认为正发党的修宪意图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不是完善民主制度。 　　虽然土耳其国内以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世俗化的城市居民为基础的反对派对正发党越来越不满，要求对其进行制衡，但正发党在近10年选举中的强势表现已经奠定了它巨大的政治优势，再次修宪似乎难以避免。议会中的反对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跟正发党差距悬殊：坚持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化的共和人民党目前的影响力只集中在土耳其西部，全国影响力不足；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由于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主张使用强力手段镇压库尔德少数民族，已经逐渐失掉了民心。议会之外，一向强势的军队、法院也开始走下坡路，曾经的风云人物纷纷下狱。可以说，正发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优势仍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崛起克服阻击 　　作为一个伊斯兰政党，正发党在土耳其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崩溃，在政治强人凯末尔的推动下，土耳其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实现了政府对宗教的全面控制。为了巩固世俗化改革，凯末尔党人还陆续废除了一夫多妻制、采用欧洲历法、照搬西欧国家法律、使用拉丁文字取代阿拉伯文字，甚至连传统的土耳其毡帽也被国家明令禁止。 　　在官僚阶层尤其是军队的拥护下，凯末尔主义也并未因为凯末尔本人的去世而停止，相反，作为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共和人民党开始进一步垄断权力，极力排斥宗教势力的政治参与。该党凭借凯末尔主义的权威，操纵议会选举，取缔其它世俗政党，禁止民众自由结社，长期一党执政。进入194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开始实行多党制，共和人民党失去垄断地位，但伊斯兰宗教势力仍然被全面压制，“伊斯兰参政”一直是一条不容挑战的红线。 　　然而，凯末尔主义者低估了伊斯兰文明在土耳其的深厚传统。凯末尔党人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方案，反而造成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凯末尔的社会改造工程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国家世俗化”，但它并没有得到广大穆斯林的拥护，特别是在土耳其东部安纳托利亚广大的农村地区，那些激进的文化变革对它们的影响非常有限。 　　1983年繁荣党成立，和以往的激进伊斯兰派别相比，这个伊斯兰政党走温和路线，致力于通过选举进入政府。1987至1995年，繁荣党的支持率稳步上升，在地方选举中连连获胜。1996年，它甚至还加入联合政府，上台执政。但在1998年1月，繁荣党被宪法法院宣布为非法，迅速被取缔。其中的骨干力量又成立了美德党，进一步降低了伊斯兰色彩，减缓了和世俗群体的冲突。可是2001年，美德党也被取缔。 　　尽管被以军队、法院为代表的凯末尔主义者一次又一次的阻击，伊斯兰政党崛起的势头变得越来越不可阻挡。终于，在2002年那场被称为“海啸般的”大选中，伊斯兰政党的最新代表正发党一战成功。土耳其的选举制度中，有一个“10%门槛”，根据这个规则，任何政党必须赢得10%以上的选票，才能在议会中得到议席—这是世界上最高的选举门槛之一。当初土耳其军方制定这个规则是为了防止极端势力进入政府，没想到这反而帮了正发党大忙—2002年大选中，由于政党分化，许多党派都没有跨过10%这道门槛，这直接导致正发党虽然只获得34.3%的普选票，却得到了66%的议席。 　　政绩换来地位 　　2002年的大选让正发党赢得了意料之外的政治优势。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人牢牢把握住执政机会，一面应对凯末尔主义者持续的压力，一面着手推动改革。 　　1990年代，土耳其通货膨胀严重，1999~2001年又遭到金融危机重创。2002年正发党上台时，土耳其是一个经济负增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国家。但在正发党执政的短短10年间，土耳其的GDP就增长了3倍，赤字降低2/3，通货膨胀也降到个位数。2010年，土耳其的GDP增速达到8.9%，远高于欧盟1.7%的平均增长。2011年，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已经比2002年翻了一倍。尽管土耳其也受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它的恢复速度惊人，保持着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地位。外交上，正发党不但推行“邻国零问题”策略，还一改以往凯末尔主义者“向西方一边倒”的倾向，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显著提升了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连一向棘手的库尔德人问题也见到了解决的曙光。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还与东京、马德里角逐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且志在必得。 　　出色的执政绩效大大巩固了正发党的地位—除了传统的穆斯林，正发党还进一步赢得了农村、小城镇居民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拥护。尽管军队、法院、媒体和反对党仍然不断发起挑战正发党的行动，但正发党在民意的支持下一次次转危为安。在执政绩效无可指摘的情况下，凯末尔主义者只能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会威胁土耳其的世俗基础”为由发起最后的反击。他们认为，正发党在斋月查禁露天酒馆、将“通奸”和“堕胎”入罪、提升饮酒最低年龄等政策都是“将土耳其重新伊斯兰化”的阴谋，如果放任正发党继续执政，土耳其将丢掉世俗主义的根本。对此，埃尔多安给出回应：“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信仰及相关仪式是民众的选择，不排斥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模式……我们政党明确拒绝成为一个将某种意识形态施加给国家的政党，也不会将宗教道德用于政治领域。” 　　倘若正发党真的要推动“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世俗力量恐怕也难以抵抗。最直观的证据就是土耳其军方势力的衰落。历次政变渐渐消磨掉了军方的权威，更何况土耳其军方一直有“还政”的传统，即使发动了政变，也无法保证伊斯兰政党在今后不会东山再起。 　　何以复兴 　　从更广的视角看，整个西亚、北非政坛似乎都在经历“伊斯兰化”。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伊斯兰政党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相继上台。这一趋势引发了一种担忧：尽管正发党在土耳其开创了伊斯兰政党与民主制度成功相容的先例，但土耳其独特的“凯末尔主义”土壤是其它西亚、北非国家所不具备的，“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种观点其实忽略了今天伊斯兰政治发展的本质—它并不是一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运动的复兴，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现代伊斯兰运动。宗教力量的复兴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变化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所以，哪怕没有伊斯兰意识形态，类似正发党的政治团体也会在这些国家的政坛中冉冉升起。 　　最典型的例子是泰国。泰国是佛教国家，与伊斯兰文化并无瓜葛，然而泰国政治的发展轨迹却跟土耳其惊人的相似。暹罗（1939年才改成泰国）跟奥斯曼帝国一样，在20世纪初仍然是绝对君主制，但帝制很快被包括军队在内的现代化官僚精英终结，开始立宪。虽然不久后泰国的君主复辟，但皇室和军队结成同盟，成为了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力量，这跟凯末尔主义的改革如出一辙。泰国和土耳其随后都开创了“非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军队-官僚集团、国有企业、城市居民成为受益者，而农村人口、小企业家、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则成为了发展的牺牲品。但如今，这个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跟连战连捷的正发党一样，深受农民、新兴中产阶级支持的他信，在泰国大选中势不可当。虽然他信在2006年遭到了军队政变驱逐（正发党在土耳其也屡遭政变威胁），但他信旗下的政党至今仍然没有输掉过大选。 　　正发党和他信几乎轨迹一致的崛起，都得益于近几十年来两国城市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膨胀。在泰国，农民自1960年代起就开始逐渐进城，把家搬到了城市郊区。今天的泰国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城乡界限明显的国家了—农民们送子女到城市上学，自己则从事转包加工、小商品贸易等城市工作。这些“进城农民”成为了他信的坚定支持者。而在土耳其的城市中，经常能看到大量的棚户区，其中住的就是跟泰国类似的“进城农民”。这个庞大、并且仍在继续壮大的群体成为了正发党的选民基础。 　　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泰国的皇室和军队，都代表着旧的制度安排，象征着“国家”领导的崛起复兴。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推行“国家主导、城市优先”，政治上警惕甚至排斥大众政治参与，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威权的、精英主义和家长式的作风，滋生了特权和腐败。随着大众政治、私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成为经济的中流砥柱，选民的基本面越来越倾向于平民的、重视福利的、承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性的政党。可见，正发党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伊斯兰复兴”的成功—正发党成功的故事还会在其它“威权主义”垄断政治的地方上演，哪怕它们并不是伊斯兰国家。

来源: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