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引言 阎连科是我最喜爱和欣赏的作家之一。在他看似狂欢与荒诞的文字底下，我们总能读到现实的影子，而对于现实的丑恶，阎连科不是高高在上的批判，而是带着悲悯去剖析，去叩问灵魂，并试图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王德威说“如果莫言的土地是植物性的(vegetarian)，是物种孕育勃发的所在，那阎连科的土地是矿物性的(mineral)，不见生长，唯有死寂。”正是在这样看似死寂的背后，隐藏着无限的反思。读阎连科的作品，每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思考。而我认为，《风雅颂》就是这么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作品。 对于《风雅颂》评论却极度两极化，褒贬不一。王德威教授将其称为“诗经的逃亡”，北大的邵燕君教授却在《荒诞还是荒唐，渎圣还是亵渎？——由阎连科<风雅颂>批评某种不良的写作倾向》中剑拔弩张，称“这样的作品能被称为‘荒诞’吗？恐怕只能称之为荒唐。”更言：“在汉语语义里，荒诞一词本就和荒唐、荒谬相近，没有什么哲学内涵，就是荒诞不经，就是极不真实，极不合情理，因错得离谱让人难以置信。”当然，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前不久，阎连科在科大的讲座上也说，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仅被反复阅读，也应该被反复误读。从这个角度上看，误读也是对《风雅颂》的另一种赞美吧。 第一遍读《风雅颂》是在大二，还在象牙塔中的我只读到了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正如栾梅健所说“《风雅颂》‘在貌似荒诞滑稽的表象背后，怵目惊心地揭示出现代高校理念的混乱与颠倒、现代文人精神的沉沦与消退、现代知识分子的凄惶与悲哀’。由此，《风雅颂》为我们探寻近百年知识分子形象演变的文学史价值已不言而喻。”第二次读风雅颂是在大四，经历了四年的大学生涯与创业、实习的磨练之后，我在《风雅颂》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缺失的精神家园，更是整个人类寻找“心灵家园”过程的艰辛，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没有我们精神寄托的“家”，只有在想象中的诗经王国，只有在那些删除的诗经片段中我们才能找到一丝安慰；最近一次读《风雅颂》是来科大以后，前两次的阅读都将重点放在杨科身上，而这次，我却发现其实《风雅颂》中的那几个女性角色同样值得深究。对于杨科，或者对于知识分子，已经有不少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从付玲珍、赵茹萍，小杏儿为首的妓女这些女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似乎还颇少人涉及。不容否认，文中的主角是杨科，但这些女性角色绝非只是摆设，她们同样值得挖掘。下面就结合文本，从爱情的荒芜；利益、精神与性的交织；现代女性的物化这三个角度出发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希望给《风雅颂》带来多一个维度的解析。  1.爱情的荒芜 阎连科说：“面对爱情和仁慈，曾经哪怕是一片仅有的绿叶，自己都会把它看作是旺茂的春天。可是现在，哪怕果真是一片旺茂的春色，自己都会怀疑这是冬天捐赠给我们的一种欺骗，一种伪色。”不知可不可以说，阎连科对爱情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很少得到真正美好的爱情，只能活在对爱情的幻想中。不论是《日光流年》中的蓝四十，还是《寨子沟，乱石盘》里面的小娥都是这样的女性。《风雅颂》中的付玲珍和赵茹萍亦是如此，《风雅颂》中“爱情”与“婚姻”是两个完全分离的单词，它们的背后是疯狂的占有欲。 杨科在考上大学之后，抛弃了他在耙耧老家的付玲珍，与赵茹萍结为夫妇。虽然如此，付玲珍却依旧深深的“爱着”杨科：只是为了能离前寺村杨科的老家更近一些，每次能看一眼从京城回来的杨科，能听到杨科在京城的一些景况和消息，杨科父亲去世后，付玲珍把自己住的房子和院子完全按照杨科在前寺村时是样子进行摆设，买回杨科家所有的旧家具，觉得和杨科结过婚了一样。即使嫁给了孙林，玲珍依然照顾杨科的父母。在自己病重的时候，她仍然坚持从城里回来陪杨科过年。玲珍生前的最后一个想念和愿望，就是“把杨科身上穿的衣服要上几件埋在身边”。甚至，她在死的时候，睡在以前杨科在家睡过的床铺，枕着杨科在家枕过的枕头，盖着杨科在家盖过的被褥…… 如果说，我们只是把付玲珍看成是一个痴等负心汉的苦情女，把她的爱情读作是单方面爱恋而一心付出得不到回报的悲剧，那我们没有读懂这个角色。付玲珍的爱情悲剧不是她“爱上”杨科，而是她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对于杨科的感情能不能称作真正的爱情。换言之，付玲珍心中爱的“杨科”不仅仅是在京城教书的那个杨科，而更多的是一种意念，一个精神支柱，是能够让她“坚持认真活下去”的幻想，一个让她在艰苦生活之余念想的对象。与其说，付玲珍爱上的是杨科这个人，不如说付玲珍爱上的是“爱”这个动词。不能否认，付玲珍对杨科是有感情的，但这是不是所谓的爱情？她对于杨科的种种付出，只是基于一个乡下女子对读书人、尤其是一个到京城的读书人的“身份”所做出的病态付出。与其说她试着感动杨科，不如说她努力的感动自己。付玲珍的爱情实则是一片荒芜，寸草不生。真正的爱情是双方的，是彼此间的付出，而《风雅颂》中的杨科面对生活打拼得异常辛苦且有病在身的付玲珍，他不只在以往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关心过对方的存在，从来没有想要为对方做些什么，直到他回到耙耧后仍然没有想过要为对方做些什么。他遇到她时没有同情，没有安慰，计较的是她竟然还和别的男人接触过。对于付玲珍，他有的只是“占有”的欲望。而面对玲珍之死，杨科也没有真实的痛苦，而是施舍式的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和鞋帽放进她的棺材里作陪葬。讽刺的是，在安葬付玲珍的时候，“寒冬腊月，竟然有上百只彩色的蝴蝶从灵棚的各个入口飞进来，落在黑色的棺盖上，似乎突然间，那黑棺材上开满了无数烂漫的花。仿佛黑棺材被涂抹成了五彩斑斓的花棺材。”付玲珍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没有等到她的杨科哥，更在于至死都活在自己营造的爱情谎言中，自欺欺人。“耙耧女性把爱情看得很重，甚至为爱情付出了女人所能付出的一切，而男人们却退居幕后以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那么看重爱情的玲珍至死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爱情，所谓“爱情”的背后只是一方疯狂的占有和另一方几近病态的付出，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如果说，付玲珍的爱情是荒芜，那么赵茹萍则是另一种爱情的悲剧，不，她甚至没有爱情，只有婚姻。“乡村的婚姻和爱情是分离的。大多婚姻之中，塞满了他们人生的依赖，婚前婚后，并不是以爱情为婚姻之基础。不见爱情，也就谈不上什么坟墓。”很多人读到了付玲珍的悲剧，却忽视了赵茹萍同样也是一个牺牲品。她和杨科的婚姻是一种学术的“联谊”，是她父亲的一场预谋，与其说她嫁给了杨科，不如说她嫁给了“学术”和“副教授”。有人说赵茹萍的存在是为了讽刺杨科，她的成功也是为了衬托杨科的失败与懦弱，也有人说赵茹萍和杨科一样是阎连科所设的“需要被救赎”的知识分子形象，而这种种都是站在“知识分子”这个维度上的思考；如果站在女性的角度，赵茹萍是一个被自己摆弄的傀儡。她和杨科没有爱情，只是在父亲的旨意下结婚，和李广智的媾合当然更称不上爱情，是为了得到职称和学术荣誉的肉体交换，或许也带有彼此生理的需求。如果说，付玲珍是所谓爱情的牺牲品，她起码还有自己虚构的“爱情幻想”，还有一个自己搭建的“盼头”支撑着她；而赵茹萍呢，“爱情”或许根本不存在于她的字典中，这个对于女人来说最美丽的词汇她不曾拥有，也不期望拥有。付玲珍的爱情是海市蜃楼，那么赵茹萍的爱情则是一片戈壁，除了大片的黄色，还是黄色。爱情对于付玲珍来说是奢望，对于赵茹萍便是“无用”，爱情换不到她的教授职称，也换不到五室三厅。 付玲珍和赵茹萍，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女人，却有着相似的爱情荒芜。不同的是一个活在自己搭建的爱情海市蜃楼中，一个拥有所谓婚姻的名号却与爱情毫无关联。  2.利益、精神与性的交织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不轻易谈“性”，甚至谈而色变。但是，缄默的表面下，性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衡量善恶的标准。《风雅颂》不但没有谈其色变，反将它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撕开用“性”作为道德评判的伪面纱。换句话说，在《风雅颂》女性荒芜的爱情背后，肉体与精神、权利、生存紧紧缠绕。 阎连科一次次将象征着精神家园的《诗经》与“性”放在一起，让人读到黑色的幽默。 “《诗经》不仅是一本诗歌总汇,更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是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发展中,丢失的《圣经》中的部分和片段。我把《诗经》的物质本根与精神本根分为三大部分,从最底层的物质如土地、采摘、耕种和建筑,到精神上的爱情、性和无拘无束的男欢与女爱,最后再到宗教的图腾、崇拜与各种宗教仪式的细微和辉煌。” 与此同时，当杨科经历了五年的努力，终于完成自己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源探索》，一本他自认为是“伟大的专著，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和靠山。”之后，他内心冲动的却是想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和妻子赵茹萍做一次爱。 更有杨科在给妓女讲《诗经》时曾说到:“《诗经》中所有的爱情诗，都是我们今天通往精神家园的路标和暗示，都在告诉我们只有爱和爱情，才能给精神危机的人类，带来抚摸和安慰……” 《诗经》中的男欢女爱；《风雅之颂》完成后想做爱；给妓女讲《诗经》这些看似荒诞的组合下正是阎连科对精神世界“纯洁性”的反问，对用“性”来判断道德高低的无情讽刺。就像是在一张谈判桌上，精神、道德和肉体冠冕堂皇的披着“互相驳斥”的外衣，互相辱骂，但桌底，双腿却是紧紧的缠绵，而阎连科只是在《风雅颂》中将桌脚掀开。 精神与肉体的纠缠之外，“性”对于《风雅颂》中的女性来说，还意味着生存与利益。 刚开始，“性”对付林珍而言可能只意味着完成生育（和大她十二岁还结过一次婚的孙林结婚生子），但在孙林死了之后，在尝试给人家扫地、刷碗、端菜偿还丈夫看病欠下的巨债无望之后，她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委身饭店的吴胖子，还清了债务，在吴胖子死后还得到了他的饭店。 付玲珍用肉体换取了生存下去的可能，赵茹萍则用肉体赢得了荣誉。她通过李广智得到了杨科努力了五年没有换得的职称、房子和著作的出版，代价也只不过是让李广智干瘪的身体趴在自己身上蠕动那么简单。甚至，在杨科撞见了他们的偷情之后，李广智开门见山向杨科摊出了“交换条件”：“杨副教授，你放心，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还有，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评上模范学者了，奖金是五万元”。“如果你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副主任，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赵茹萍不仅仅自己用肉体换取了地位和荣誉，甚至还“不小心”帮助窥探到他们偷情的杨科获得了升职的筹码。荒诞？不，更像是现实，曾几何时报道中出现的职业“捉奸人”听说就收入颇丰，供不应求。 还有那群以小杏儿为首的年轻妓女，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因为饥饿和贫困，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里寻找“别样的人生”。《风雅颂》中杨科走遍了整条天堂街，到每一个从事色情生意的地方找年龄最小的妓女，给她们钱，劝说她们回家。“你还小，我只希望你别做这种接客的事，别把自己一生都给毁了。你要想接着读书，我也可以每月交给你学费，考上大学了，我一直供你到大学毕业都可以，听我的话，小妹妹，你回家读书好不好？别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你还小，千万别这么小就出门做这事，做侍候男人的事。”当然，杨科的劝说必然是徒劳的，那些妓女不愿意也不可能听他的劝，她们仍操旧业。我们可以说杨科的行为是荒诞的，但是妓女们的表现却是现实的。在这里，肉体交换是她们最快速最轻松的赚钱方式，也是赚钱最多的方式，她们凭什么要放弃？付玲珍可以通过和吴胖子上床换得小饭馆，赵茹萍可以和李广智媾合赢得教授荣誉，她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风雅颂》中最疯狂的情节是杨科与众妓女在天堂街宾馆里过年，妓女们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听他讲《诗经》，他把她们分成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妓女们听得津津有味，他讲得忘乎所以，比他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课的反响热烈了许多倍，她们鼓掌让他在她们的赤裸的身体上签名。我们可以说这些妓女们的行为是为了满足杨科几近变态的欲望，但是，反过头来，如果杨科没有给她们钱，她们还会愿意这么做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风雅颂》中，女人的财富不是拥有美满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却是拥有女性的身体。不管是付玲珍还是赵茹萍抑或小杏儿为首的妓女们，她们都是城市中欲望社会的牺牲品。《风雅颂》中，性失去了它原本美好的意义，它的存在不是爱的升华，而是生存的保障，是金钱、权利的快速通道。如果说在非“正当的性关系”中男人们也可以得到性的满足，那么，那些女人却不自觉的成了性的牺牲品。最大的悲哀却不是她们被动的沦为牺牲品，也不是她们自觉主动的追求成为用肉体换取利益的一员，而是整个社会对于这种行为的认同甚至麻木，当你试图去摇醒所有人的时候，他们却反诘到：“如果不是这样，那她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快速的得到这些？”而你，只能哑口无言。  3.女性的物化 西蒙·波娃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倒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如果说，女性是被男权中心文化塑造出来的，那么在《风雅颂》中的女性则在这个文化中成了物化的代名词。 付玲珍好几次想把自己作为礼物献出去，将自己送给杨科。“只要你对我说句这辈子会娶我，不变心，我今夜就把身子给了你，把我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了你，丁点儿不剩地都给你”，“……我就是想把身子给了你，让你一辈子记住我。让我这辈子没有白白和一个读过书的人订过一场婚。我把身子给了你，你这辈子就是当了县长、省长、教授都得记得在耙耧山脉后寺村，有个姑娘叫付玲珍，她在二十岁时把一辈子全都给了你。什么也不图，就是图个让你一辈子记住她……” 而当杨科再度回到耙耧之后，在玲珍知道自己已经无法作为礼物献给杨科之后，她又将小杏儿当作另外一件礼物，试图补偿杨科。半夜，有人很轻的敲响了杨科的门。“……说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半夜见了女孩不动手的人.说你是不是怕我问你要钱呀？你放心，付姐交代的，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再说你又是从京城来的大教授，是人家说的知识分子那种人，我遇到一个不容易，就是付姐不交代，你不给钱我也不会跟你要。说何况你又是付姐的客人哩。” 还有杨科和开拖拉机老乡的对话：“谁能让我去皇城扫街冲厕所，我愿意把我的老婆给他用。” 赵茹萍更不用说。在这里，不管是付玲珍、小杏儿还是那个没有名字的卡车司机的老婆，都成了“礼物”，成了送给男人的“礼物”，成了他们可以把玩的物品，甚至连动词都是“用”这个字。付玲珍希望把自己“送”给杨科是因为她对他还有感情，即使那只是她一厢情愿认为的“爱情”；那小杏儿呢，只是因为付姐的嘱托收了她的钱，还是因为杨科是京城来的大教授？赵茹萍呢，是因为把自己送出去之后可以得到李广智更大更丰盛的“礼物”回报？ 正因为爱情的荒芜，而性又与生存、权益、升职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雅颂》中的女人才会不得不将自己等同于物体，将自己包装成“礼物”送出去。在这个世界中，男人是不缺爱的，“你茹萍不爱我，清燕大学不爱我，京城不爱我，甚至连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不爱我杨科教授，可玲珍爱我呀，耙耧山脉爱我呀，县城和天堂街那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爱我呀。世界这么大，谁能找不到爱自己的地方呢？不爱你是你走错了门。”而女人呢，她们是最渴望得到爱的群体却又得不到爱，《关雎》、《蒹葭》等诗篇对爱情的吟唱，让我们向往；《风雅颂》中的女性却没有纯洁的爱情，男女感情靠金钱维系；婚姻则充满了世俗利益的交换，充满了背叛。得不到爱的她们在生存、权益、荣誉、虚荣的驱动下，将自己视为物品，出卖自己换取利益，换取幻想中的“爱情”。爱的缺失，性与权利的纠结是《风雅颂》中女人物化的最直接原因。 因为这样赤裸裸毫无掩饰的表现，有人说阎连科的小说“对女性持有一种忽视或者歧视的态度”。其实，与其说阎连科是忽视或歧视女性的，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忽视、歧视女性；阎连科只是在《风雅颂》中将这样的歧视真实的表现出来。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阎连科在《风雅颂》中就把病痛华美的外衣撕开，让其丑陋的一面赤裸裸的展现在我们眼前。或许，看到这样的丑恶，我们不由的恶心、反胃，甚至想抽身逃离。但是，不看不等于不存在，选择掩盖社会事实，不如选择将黑暗暴露于众，我们不能说《风雅颂》中的付玲珍、赵茹萍、小杏儿真的存在，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在身边或者报道中发现她们的影子。为了生存而被包养，为了晋升而勾引上司，小小年纪沦落为风尘女子的事件难道还不够多？当然，女性绝对不完全是阎连科笔下那样的生存状况，阎连科只是将其中的丑恶放大，放大了婚外情、卖淫、情杀等等状况而已。比起那些假惺惺的打着“保护女性”旗号，用美好掩盖丑恶，大肆宣扬女性过着如何美满生活的人，阎连科诚实的多也勇敢的多，即使现在还找不到办法去拯救这个异化的社会，拯救这些被物化的女性，努力的寻找出路也比视而不见好上百倍。  4.小结 我认为，阎连科的《风雅颂》不仅仅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救赎，同样也是女性在当代社会中被异化的一种影射，所以我试图从爱情的荒芜；性与利益、精神的交织和女性的物化三个角度来分析《风雅颂》中的女性人物，试图揭开掩盖在女性美丽光圈下丑恶的真实，试着将阎连科荒诞底下的女性现实进行分析。复旦大学杨振声教授这么说过，“这部小说的用意恐怕也不在实指，而是凭借涵盖性，以寓(或喻)指取胜。所以我赞成读得‘虚’一点，不妨把它当作一个寓言、一个有关当代中国某种精神状况的寓言来读。”带着这样的视角来读文本，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付玲珍、赵茹萍和小杏儿等文中女性角色的命运，我们看到了女性在整个社会中被放大的丑恶，看到了她们荒芜的、寸草不生的爱情，看到了她们婚姻下的无爱状态，看到了她们为了生存、为了利益的肉体交换，更看到了她们将自己精心包装，作为男人礼物送出自己时无奈过后的麻木。但这样的丑恶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 萧伯纳说：“这是一面照见污物的镜子，人们不应该把这样的镜子打碎，而应该找一块肥皂把脸洗一洗。”阎连科的《风雅颂》正是这样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了付玲珍、看到了赵茹萍，看到了她们的污秽，但更看到了污秽的成因，我们试着用肥皂去擦洗污秽，虽然一时半会很难擦净，但起码我们在努力。 “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即总是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悖反中前行。历史主义讲的是‘发展’，伦理主义讲的是‘善’(道德)，发展中付出道德代价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可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代价。这是思想者理性的认识。但是作家的认识却往往偏于感性，他们往往只对时代做出伦理评价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历史发展中血淋淋的代价。”或许，从女性的角度，我们在《风雅颂》中读不到漂亮、温柔、贤惠，这些本用来形容女人的最美丽的字眼，我们也读不到圣洁的爱情，美妙的性爱，读不到所谓伦理主义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但是《风雅颂》“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卡夫卡语），劈开这些表层的美好，我们读到这个社会中女性的异化，而这样的异化带有无奈与被迫，又逐渐变得习惯而麻木。谁又能够摇醒这个社会，摇醒她们的麻木不仁？ 阎连科来科大演讲时说，当下是一个最好的写作时代，因为有丰富的材料，有最好的写作资源，而生活本身又变得更加复杂。他还说，当代中国有着奇特的意识形态，对于腐败等社会不正常现象有着世界少有的、理所当然的认同感。我认为，《风雅颂》中的女性便是阎连科从复杂生活中进行萃取加工后的人物形象，是当代中国这个畸形社会培育下的畸形品，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无法得到真正的爱情，才会卷入性与权、与生存纠结的漩涡中，才会被迫物化为男人的物品。虽然，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读《风雅颂》，很多的描写会让我感到不那么舒服，甚至有些愤懑。但是，在《风雅颂》这种表面看似莫名荒诞的形式表达与文本内容背后，其实隐含着的是比真实更真实的社会，比深刻更深刻的存在。只有剥离语言与内容的荒诞，才能听到阎连科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呐喊，“在作品中展现现实，表达对人的爱”，这也是我独爱阎连科的原因。 （如需转载请联系香菇冬瓜球，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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