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罗的海被普鲁士、瑞典、丹麦和俄罗斯等强国所环绕，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最主要舞台。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崛起与拿破仑战争的爆发，各国在波罗的海的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化，尤其大陆封锁体系形成之后，波罗的海的“封锁链条”使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波罗的海地区不但是英国重要的商品市场，同时还是其独一无二的海军物资供应基地，拿破仑对波罗的海的封锁政策，无疑等同扼住了大英帝国的咽喉，对于依靠贸易、海军立国的英国而言，“此诚危及存亡之秋也”。英国对波罗的海的强力介入，根本目的就是打破法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围堵，依托海权优势来保障本国军需品贸易和商业利益，打通帝国的海上命脉。 一、波罗的海的战略价值 18世纪下半叶，除欧陆霸主法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之外，俄罗斯也逐渐开始在波罗的海地区崭露头角。尤其是18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吞并波兰领土的行动，更引发了英国国内惶恐与不安。俄国海军崛起、丹麦海军的壮大以及荷兰海上力量的相对衰落共同导致了海军力量重心的东移，使英国在北海的利益遭受威胁。在这种状况下，波罗的海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就显现出来，英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波罗的海地区，在对抗法国的同时也力图确保在该海域的战略存在，抵制大陆势力，维护周边海域稳定。 英国在北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相当激进的态度，这与两地区密切的经济联系密切相关。18世纪期末期以来，北欧地区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尤其是反法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在该地区的出口量一直在稳步增加。1805年，经济学家杰普森·奥迪在一篇关于欧洲贸易的文章中宣称：“目前为止，英国对北欧的出口量（包括本土及殖民地的农产品和制成品）是所有欧洲国家对该地区出口量之和的两倍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紧急时期的一些关键性战略物资供应也严重依赖于波罗的海地区。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该地区一直是英国最主要的粮草供应基地。在1800年到1802年间，英国就有72.6%的进口小麦来自普鲁士、俄罗斯和德意志等地。 除农产品之外，波罗的海对英国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英国海军物资及船舶建造材料的重要来源地。海军及承担海外贸易的在商业船队是英国立国的两大支柱，因此船舶装备物资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木制帆船的时代，要建造一艘战列舰需要多达3000棵树木、二十英里以上的绳子和数量可观的桅杆，因此组建一支海上舰队意味着消耗大量的资源，而舰船的维护和改装，又要耗费更多的物资。英国本土无法生产这些物品或只能生产很小比例，因此绝大部分物资都要通过进口才能获得。波罗的海和北美是英国海军物资的两大来源地，但相比北美地区，波罗的海的物资质量可靠，更加经久耐用。1803年造船工程师罗伯特·西萍斯指出了英国木材面临的问题，并概述了加拿大的橡木和桅杆在性价比上低于波罗的海。两个等长的桅杆相比较，里加的木材可在两分钟支撑402夸特的重量，而加拿大木材只能支持303夸特。1811年，西萍斯对公众声称他注意到美洲地区的橡树存在“特别缺陷”，相比于但泽板材，它需要更长的风干时间，且腐烂速度也较为快速。而麻类也同样如此。 十八世纪时，英国海上物资的主要采购地就是出产这些材料波罗的海地区：大麻绳索来自里加和圣彼得堡，沥青和焦油来自斯德哥尔摩，橡木和板材来自但泽。此外，英国所需制造桅杆和帆桅杆的软木，尤其是松树和冷杉，也绝大多数来自波罗的海，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波罗的海进口物资是英国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1780年的《邮讯早报》中曾这样写道:“在我们失去了美洲之后，我们所有的大麻绳索，建造和修复船只的铁器、焦油、沥青、船舶甲板,木材桅杆、帆桁、船首斜桅等所有一切物资都来自波罗的海”。从这点来看，波罗的海无疑是关乎英国国运的重要战略地区， 鉴于波罗的海对英国的战略价值重大，因此在该地区阻断英国贸易就成为拿破仑的一个核心计划。在拿破仑法国看来，将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囊括进大陆体系不仅可以对英国形成侧翼包围态势，还可轻而易举地切断英国的战略生命线；而对英国来说，法国的造船业也同样依赖于波罗的海的产品，如果取得波罗的海的主导权，就可以在经济和军事上对敌人构成双重打击。因此无论对于法国还是英国而言，波罗的海都是两国经济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1800年11月，沙皇保罗又策划成立了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下令对俄罗斯港口的英国船只实施禁运。虽然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为保护中立条款，但事实上却形成了由沙皇主导的波罗的海国家联盟，旨在维护俄罗斯的长期利益，这样一来，大国在海上的争夺就变得日益复杂。北方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一个针对英国的军事封锁体系业已形成，对英国而言，如何打破周边国家封锁链条，维护其在波罗的海的战略利益就变得十分重要。 二、突破封锁的努力和尝试 1800年12月，北方同盟宣布封闭波罗的海，这迫使英国自1727年以来首次介入该区。1801年，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在给海军部第一秘书埃文·内皮恩的一封信中强调，如果不派出舰队打击丹麦，消灭北方联盟，那么在波罗的海的全局战略都将归于失败。坎宁也同样指出：“北方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不得不着手应对来自国内的恐惧乃至整个欧洲的憎恨情绪(我们切不可掩盖这样的事实——我们被整个欧洲所憎恶，我们必须将他们的憎恶情绪转变为恐惧)……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像原先那样，通过海战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棘手问题。我们有决心坚持到底。” 为取得波罗的海区域的战略主导权，英国在1801年又派出一支由53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开进波罗的海，对丹麦—挪威联军进行打击，并以此威逼武装中立联盟解散。而1807年，甘比尔上将指挥的英国海军舰队再次炮击了哥本哈根城，迫使丹麦放弃了舰队及海军物资储备。英国官方将其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视为自卫行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两次哥本哈根战役又无疑是英国针对欧洲大陆封锁链而发动的一次攻势行动。英国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了丹麦舰队，向敌国展示了其雄厚的海上力量，但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英国海军的行动并未打破原先的大陆封锁链条，反还而将丹麦彻底推向了敌对一方。 在应对俄国问题上，由于俄罗斯的国内贸易与英国资本存在依赖关系，英国更希望俄方的经济窘境能够迫使沙皇主动放弃大陆体系。1807年，新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开始调整俄罗斯的政策，他谴责联盟并决定对抗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并加入了1803年开始的第三、第四次反法同盟。但是，在抗法失败之后，俄国很快于法国签订了梯尔西特条约，条约所确立的俄法联盟再次成为束缚英国的一道枷锁。俄法联盟的确立使原本支持沙皇的英国人深受打击。在俄国加入大陆体系之后，波罗的海问题又一次成为了英国政治的关注焦点。 1808年时，波罗的海地区只有瑞典还在保持中立，尽管1807年底英国舰队成功对哥本哈根实施了打击，但波罗的海的贸易仍旧向英国关闭，这为英国政府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英国对波罗的海的介入，主要目的是打破封锁，维护英国的物资供应，并阻止法国从中获利。海军委员会在1808年底的信件中提到国家在军用物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现状”，为确保国家利益，英国必须派出舰队常驻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的舰队不仅要承担贸易保护的责任，同时还担负着攻击和破坏拿破仑大陆体系的使命，其任务目标的实现皆需建立在海军对欧洲海岸线进行长期控制及和严格的封锁的基础之上。舰队需要驻留于此，维护航路、保护船只抑或攻击敌舰，其成败与否还取决于军供体系能否支撑起长期的战略目标。 为对波罗的海制海权进行有效掌控，英国军方采取了多种手段，其方式主要有三： 一、保持区域海军力量的长期存在，二、对敌国沿岸港口实施封锁。三、为贸易船队提供常态化护航。 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大陆国家周边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是英国海军战略的核心，除冰封的季节外，总保持一定数量的海军舰队，这些军舰主要驻扎在哥德堡、松德、贝尔特、大贝尔特海峡入口、斯卡角、克里斯琴及芬兰湾等战略要地，扼守波罗的海主要航路，还有一些船舶被派做护卫舰之用。而封锁舰队则要能够覆盖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港口：特别是布雷斯特、罗什福尔的海军港口，除此还有勒阿弗尔商业港，圣马洛，南特和波尔多。封锁需要维持一定数目的海军警戒，阻止法国舰队出港并攻击法国商船，持续有效地掌控海权。 丹麦人的威胁是皇家海军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北海到波罗的海有两个不同的入口，一个是松德海峡，另一个是贝尔特海峡。松德海峡是传统的海上路线，比贝尔特更短，也更为快捷。然而，这个错综复杂且靠近丹麦港口的水域却特别容易受到敌军炮艇的攻击，因此进出波罗的海的船只经常取道大贝尔特海峡。但是，这条海峡却并没能阻止海盗船长们的威胁。贝尔特海峡海峡两侧却有很多的小港口，便于丹麦炮艇和私掠船的潜伏。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之下，丹麦人便能够在波罗的海舰队的补给线上肆虐无忌。 格拉夫上校1808年8月写信给索马里兹时明确提出，经过几个月的行动，波罗的海“敌军炮艇数量的增加迫使我们必须对船队严加护航。”而海军少将基茨也曾警告他的军官说：“奉命进入贝尔特的军舰和船舶要保持最大警惕，时刻准备做出迅速有效反应。保持平静，同时也要特别留意一些方位，以防范意外的风险。即使通过了贝尔特海峡，舰队的补给线也绝非平安无事。 卡斯尔雷曾在1813年11月的一次议会辩论中强调指出，由于波罗的海周边还存在着军事行动，我们在该地区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海军的努力，作为法国盟友丹麦军队就将控制整个地区。 与此同时，在夏季盛行的西风使船只在波罗的海易进难出，因此驶入波罗的海的船只能花费数日来等待合适的风向，这一方面会影响军需物资运，另一方面也会将整个舰队暴露于敌军炮火之下。恶劣的环境导致作战行动的低效，对英国的波罗的海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海军的战略存在与军供体系 虽然波罗的海区域与英国国内港口较为接近，但复杂的地形和环境却加剧了大规模运送补给的困难。除1801和1807年，舰队两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外，英国舰队很少在波罗的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此在供应问题上难免经验不足。如何在敌对国家的包围及丹麦炮艇的攻击下确保舰队补给，是索马里兹在该地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风帆时代，一旦舰队准备出港，就要先期提供4至6个月的补给，由于其作战效能的能力持续则取决于进一步得到的供应，因此再补给计划也要在进行之中。之后这段时间，如果没有适当的补给措施，船舶在海上的作业时间仅能依靠食物损耗衡量。一旦食物消耗殆尽，船只就要返回港口，这就常常限制甚至严重损害舰队的作战能力，而这也是舰队在承担长期海上封锁任务时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皇家海军总是预先保留一支后备力量以备不时之需，在1804年，第一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在写给康沃利兹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后备舰队的问题，梅尔维尔指出，为达成不间断的封锁任务，应该保留一些后备舰船以备不时之需，但这支后备部队的规模必须受到限制，以避免因兵力分散而对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虽然这种做法虽削弱了的一线兵力，但却避免了舰队因物资不足而中断任务返回港口的状况。 除此之外，为确保海域控制，维持“舰队存在”，英国军方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向海上舰队运送物资：一是与当地商人签订供应协议，从驻地采购粮草以供部队之需。二是通过本土输送，由运输委员会代表军方与私人船主订立运输合同，依靠雇佣来的运输船将军需物资运往舰队驻地。 由于丹麦的敌意以及普鲁士、俄罗斯等大陆体系成员的抵制，海军很难在当地采购军需物资。只有瑞典——这个耕地稀少的国家与英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其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满足皇家海军数千官兵的需求。波罗的海地区人口较少，大规模的军供只能通过外部提供物资。因此波罗的海舰队的物资供应仍然以本土输送为主，先有舰队总司令将所需物资告知海军部，之后海军部向仓储委员下达通知，同时命令运输委员会准备必要的吨位运送。这种做法在整个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波罗的海舰队广泛采用，但同时也意味着海军所有的作战行动都不能脱离本土的军供保障范围。 如在地中海区域，由本土向地中海舰队输送物资一般先在直布罗陀要塞集中分类和中转，再由海军护卫的运输船发往各处。但是，相对地中海而言，英国在波罗的海缺乏可供立足的海军港口，在加上风向和洋流的影响，及私掠船和丹麦炮艇的威胁，补给船通常需要花费数周时间才能穿越贝尔特海峡，甚至在越过松德和贝尔特海峡之后，不断出没的法国私掠船也会对船舶带来新的挑战，英国对在波罗的海设立基地的问题并未予以重视，这就使本土军事供给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完善的军供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为解决运输上的难题，英国重建了运输委员会，使其与仓储委员会共同负责海军补给。运输委员会和仓储委员会皆隶属于海军部管理。由于英国的基础设施相对缺乏，很难为海军提供全部食品物资，因此需要建立和维持大规模运输舰队以便进口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在这种状况下，军供系统就要依托于更广泛的经济体系。 仓储委员会负责食品的采购，通过供应场向部队提供相当数量的补给物资，食品主要通过合同或授权进行采购，但一些特殊地区也会通过供应场专员及海外部队的军官购得。所有的物资情况，从发出订单到货物交付，从都在中央的严密掌控之下。通常情况下，仓储委员会按照海军部统计的官兵人数对当年军供需求进行先期评估，并依照标准来采购粮食和肉类，在计算所需物资数量之时，仓储委员会需要审慎考虑两个问题。首先，他们要明确驻扎海外的军队人数，以及补给品送达的特定时期。其次，委员会也要仔细考察每一份舰队补给报告，如果该舰队物资极度匮乏，那么就要按照实际所需（而非评估结果）进行补给。同时，委员会还要做好粮草的储备和承包工作。一旦接受海军部命令到为外海舰队提供补给，委员会就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满足舰队的大量需求。 运输委员会则统管粮草运送工作，一旦收到为外海舰队提供补给的命令，仓储委员会就会将其所需的吨位交付到运输委员会手中。运输委员会掌握着大量船舶以便运输部队、行李、军粮、武器及各种各样的物资。如果是要雇用船舶，那么委员会就要依据物资的吨位向船主支付运费。在特殊时期，运输委员会同样依靠私人部门来召集大量运输船以应对国家所需。国家租赁的主要优势是船主收入能够得到保障，也无需进行大量日常管理工作,一旦船舶受损或被击沉，政府也会向船主进行赔偿，因此很多船主都愿意将船舶交由政府部门管理。在1801年时，与该委员会签订合同的船舶企业就已超过300个。“通常情况下，一旦有雇佣船舶的需要，运输委员会便会向劳埃德船业协会（船主及经纪商的聚集地）发送通知，在确定雇佣费率之后，委员会就等待招标。一旦中标，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船只检测及海员体格检查。如果顺利通过，就要上报至海军委员会，签订租船合同及履行合约”。 在船舶及物资准备就绪之后，海军部将为运输船组织护航舰队。一般情况下，运输船在与贸易船队汇合后由舰队护送驶往波罗的海，但如果运送的是重要战略物资，海军部也会为其单独指派护航舰。 在补给问题上，英国海军部及下属的仓储委员会、运输委员会与私营商企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且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法国和西班牙都无法像英国那样依靠私营部门的资源，也无法照搬同样的过程和流通机制。在1808年至1812年间，波罗的海舰队对英国的补给及贸易船队提供了有效保护。除冰封季节之外，波罗的海的重要航道及战略要地总保持着的一定数量的海军。而在驻军的强力保障之下，每年都有数量众多的英国贸易船在护航舰陪同下穿越松德海峡，通过这种方式，商人们将军需物资及殖民地商品带入波罗的海，携带国家急需的商品返航。
英国的波罗的海战略成效显著，它不但在法国的大陆封锁链条上打开了缺口，还同时使法国及其大陆盟国陷入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封锁圈之中，法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依赖于海外贸易，英国的商业阻断无疑对大陆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保卢·肯尼迪指出：当法国大陆封锁政策及英国议会指令（the Orders in Council）被推行的时候，许多不景气的工业和地区再次遭受了致命的打击。1813年，马赛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1789年的四分之一，阿姆斯特丹1796年时拥有80个食糖精炼厂，到1813年仅剩下3个。汉堡和南特的棉布印染几乎已被扫地出门，而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的亚麻产业，在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几乎缩水了三分之二。沿海地区进入了“持续的限制工业化和田园化状态”。 1808年1月，卡斯尔雷在下院的发言中，对波罗的海舰队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与瑞典国王合作，我们已将部队派往波罗的海与瑞典海军汇合，我军的效率是无可匹敌的，他们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角落为国家利益而战。……25000名士兵现已集结完毕，准备在8月中旬之前开赴波罗的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仓储、运输与军械委员会的努力——它显示了军人的热忱与各部协作的高效。……如果没有海军的付出，那么我们就无法直面丹麦人强大的海岸堡垒。海军在打击丹麦炮艇、海盗方面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掩护了我们的侧翼，使军队免受侵扰”。 一般情况下，一场海战的输赢并不能决定战争全局，战略优势的获得通常是由更广义的“海权”来决定的。19世纪初波罗的海舰队的战略存在使英国在与法俄等国的军事、政治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一方面，它将敌国舰队封锁在港口之中，以消耗敌国为代价巩固帝国利益。另一方面，它使英国及中立国家的海外利益得到保障。在战争期间，英国在供给方面始终保持巨大优势，合理完善的军供系统可以保证舰队持续巡航于数百英里之外的欧洲海域，将欧洲大陆周围的水域的置于本国海上力量的控制之下。军供服务是英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不仅确保了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也为英国保持海权优势，成就海洋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