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博大精深的治国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以致有“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之评与“东方孟德斯鸠”之誉。船山明确指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即一个国家之所以陷于分裂混乱，首先就是因为没有法制造成的。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就在于“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只有制订出一套不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统治权力的更替而改变的法律规章，才能保证社会政治稳定。
由于高度重视法治，船山进而提出了诸多实行法治的重要原则与方法。
第一，“立法贵简”。船山认为：“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并指出：“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繁苟；大罪不漏，则止奸慝。”同时，他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株连法，指出：“一章之狱，连逮证佐数百人，少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所逮问者几千万人。呜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
第二，“刑尤详贵”。船山认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是“无择于时而并行焉”的治国规律，如果“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只有“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吏，皆啄息而不敢逞……使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为此，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奉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船山提出了“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这样一个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的思想主张。坚持认为法律要更多地对达官显贵说“不”，而礼则应普及到下层民众中去，倡导建立一个“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社会。船山关于法律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思想，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是其法治思想具有近代性因素的重要体现。
第三，“平情行法”。船山认为，最重的刑罚莫过于死刑，制定死刑的目的是为了“止恶”“惩恶”，杀一惩百，这是“以生道杀人也”，是“不得已而用也”。他反对在死刑之上还加什么“磔刑”“枭刑”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认为这样只会“徒使罪人之子孙，或有能知仁孝者，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一怒之伸，惨至于斯，无俾于风化，而只令腥闻上彻于天”。船山还坚决反对各种伤害人身的肉刑体罚，反对在执法行刑时只求“大快一时”“大快人心”的做法；反对那种对别人受刑而幸灾乐祸，“导天下以趋于残忍”的社会风气。他说：“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将自及……为政者，期于纾一时愚贱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贼仁也，不已甚乎！”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而又不流于宽大无边。
第四，“罚必当罪”。船山主张在量刑定罪的时候，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尤其不可以小过定重罚。船山还认为，即使对那些窃权弄国、祸国殃民的奸臣、小人，也应当罚必当罪，做到“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必称情，情得法伸，奸以永惩，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其罪而莫能怨”。同时指出：“正大持理法之衡，刑赏尽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这是指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执法的公正性，不可掺杂个人恩怨和使用权术。
第五，“德法并举”。船山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法治不是治国的唯一手段，而必须与礼治、德治等多种措施结合运用，才能达到治国兴邦的目的。他从“法之立也有限”与“人之犯也无方”的矛盾视角，提出了“法以德立”的观点，同时从统治者可以用法律保证自己的道德在天下推广的角度，论证了“法伸而后道德”的观点。船山关于德与法相辅相成关系的论述，以及一系列如何实行德法结合治理国家的思想，将儒家思想中的德法并举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容置疑，王船山的法治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宝库，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思想借鉴。特别是他的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包括船山思想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思想营养。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