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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许多西方作家一样，喜欢在作品中做社会学描述与分析。在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对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监狱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剖析。 在托尔斯泰笔下，监狱中的绝大多数囚犯并不是真正的罪犯，甚至还是无辜的受害者和最优秀的人。与此相反，大墙外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太太小姐们，那些稳坐在政府部门和法庭审判席上的道貌岸然的执法者们，那些装模作样以基督的名义从事渎神行径的司祭们，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贪欲，别说自律，就是他律也置若罔闻。他们恣意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不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而且玩忽职守，为所欲为。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罪犯。正是这些蛀虫，把有罪的判了无罪，把无罪的判了有罪。聂赫留朵夫清醒地意识到，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人类的权力组织中开始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美国作家梭洛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 托尔斯泰像社会学家那样，对监禁中囚禁的人群做了分类研究。他把囚犯分成五类： 一是完全无罪的人，是审判错误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明肖夫，例如玛丝洛娃和其他人。叫人痛心的是，这些审判错误，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或者说无知，而是出于人类的邪恶和阴暗； 二是在激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犯罪——审判他们和处罚他们的人，若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也一样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样的人是否该被剥夺自由呢？ 三是因为价值观不同，行为方式不同，虽然无害于别人，却与社会的法律、习俗等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样的人被判入狱，本身就反映了人类的狭隘和片面。 四是道德水准高于社会平均水准的那些圣人，思想认识远超于凡俗的那些先知先觉者，他们为了民族独立而战斗，为了自由而反抗政府，等等。这一类人其实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是人类的精英。他们被关押，是他们的荣耀，却是法律的耻辱。诚如中国的思想家陈独秀所说，思想家出自两个地方，一个是图书馆，另一个就是监狱。 五是那些在不断的压迫和诱惑下，变得精神麻木的不幸者。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倒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要要大得多。 这样的监狱是荒谬的，而更荒谬的还在于：监狱本来是终结罪恶的地方，却反而成了滋生新的罪恶的沃土。托尔斯泰对此也做了精细的社会学分析： 首先，囚犯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他们被迫脱离了自然，脱离了家庭，脱离了劳动，也就是脱离了人类自然的从而也使健康的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剥夺一个人拥抱自然的权力，剥夺他劳动的权力，剥夺他享受亲情的权利，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都是违背人道和人性的。这样的剥夺，只会加速他们的堕落。 第二，囚徒们在监狱里常常遭受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这种羞辱和欺压，剥夺了他们“向善”的主要动力：羞耻心和自尊感。 第三，囚犯们失去了自由，他们被监禁在肮脏的地方，疫病流行，服苦役，遭毒打，加上中暑、水淹和火灾，他们的生命保障赶不上自由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变得凶残无道。这直接导致了囚犯们滑向更深的罪恶。 第四，多数囚犯被迫同少数生活极端腐化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那些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极有可能被同化，被污染。 第五，经过监狱毒化的人，在反复的训诫中，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对政府有利，哪怕是虐待儿童、妇女、老人的暴行，拆散人家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的兽行，枪毙、绞刑、毒打等酷行，都会得到奖赏和保护。他们学会了屈从暴力，而丧失了道德的底线。 邪恶的法律与监狱，就是这样通过最有效的方式，最大规模地把罪恶传布到社会中。聂赫留朵夫发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监禁，被腐蚀，等他们腐化透顶了，又被释放出狱，他们便把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民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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