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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丸衣若干历史问题的澄清（一） 一、 一般以为丸药的“金箔为衣”是阿维森纳发明的。1926年美国拉瓦尔的《世界药学史》大概是此说的源头：“金箔为衣的丸药,不仅是使外形美观,而是为了增加疗效，此法创立于11世纪的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年），后传入欧洲。”（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122页，其引自日译本107页）。拉瓦尔的《世界药学史》（或称《药学四千年》）难得一见，不知其书是否注明此说的具体来历。 最早认为丸剂“金箔为衣”是因阿维森纳（Avicenna）之发明传入中国的大概是范行准先生（《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史实》——《医史杂志》，1952:2），作为阿拉伯医学东传影响中医药的主要例证之一。马伯英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国医学文化史》、廖育群《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等都基本持同样看法。显然这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赵璞珊先生在《中国古代医学》（1983年）中指出：“宋代应用金银箔做丸衣又很可能是受到中东医药的影响”，则是比较谨慎的说法。朱晟、何端生的《中药简史》虽然怀疑“金箔为衣”是受宋以前炼丹术的影响，但又说“宋以前的炼丹资料中虽有用金箔银箔的，但并不用来挂衣，可证挂衣不是始于我国的炼丹术”，朱晟先生是研究古代外丹术的行家，应该知道炼丹术的丹药“贴身”技术，奇怪他为何会如此说法？或是百密一疏，或是他人观点的迷惑。 实际上，中医丸剂的“金箔为衣”应该不是阿维森纳（Avicenna）之发明传入中国的结果。而是中国炼丹术煅炼丹药时金银箔“贴身”法向世俗的药物制作的自然演变。阿维森纳的药丸“金箔为衣”反而很可能是中国医学西传的结果，或是东方炼丹术西传，东西方炼丹术各自独立向医药演变的结果。不但“金箔为衣”，其实“朱砂为衣”之类也是中国炼丹术包裹丹药的方法向医药制作演变的结果。 古代炼丹术的丹药煅炼过程比较繁琐复杂，方法各异。下面以一种常见的炼丹装药的大略过程，来说明丹药“贴身”（“作衣”）法是如何向医药演变或影响医药丸剂包装的。 炼丹装药的大略过程：炼丹者将金石（或草本）丹药制成末，加粘合剂调和做成药球（或不粉碎，用整块丹砂之类），药球外面再用药粉或各种药泥包裹，或者药球湿润后再滚（古语用“衮”）上各种药粉，这种对药球的包裹，炼丹术语叫“贴身”，又叫“作衣”，有时也可叫“匮”。这一整个包好的药球，炼丹术语叫“丹药胎包”，这个药球再放入铁合子里（铁合子相当于鼎），用六一泥“固济”（即用耐火密封泥密封），铁合子再放入炉中按一定要求“炼”（加热）。 需要说明的是，包裹丹药的药泥“贴身”。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密封合子，这种“丹药球”外面的密封合子常不止一层，且有各种材质的，有砂合子、瓷合子，高级的还有金合子或银合子，金合子或银合子还常做成蛋型（“鸡子状”），有特殊含义，叫“混沌胎元合子”，又可叫“神室”。后来这种金银合子大概因为经济的原因又简化为金银箔包裹“丹药球”了，即金银箔为“丹药球”的“贴身”，也即所谓的“金箔为衣”或“银箔为衣”。 从上面可以推测，宋代成药丸剂的“朱砂为衣”、“金箔为衣”之类，应该就是从炼丹术的丹药“贴身”方式演变而来的，或是其激发影响所致。下面引述相关的炼丹术史料。 研究《道臧》的学术大师陈国符先生在《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中认为，隋朝的炼丹家青霞子开始用“贴身”之词。但滚缠贴身这种包裹丹药方法大概起源更早。并且隋代青霞子就已经将滚缠贴身法称为“作衣”了。见《庚道集卷之八》[青霞子十六转大丹。结胆矾砂子作衣乙]： “石胆（经滤者五两）、白盛、汞（各一两）、朴硝（一分）；右四朱，同乳匀细，以不见星无声为度。入绢袋，悬胎磁器内，河水煮一日，以铁匙於姚内，取汞看成砂子，方住。倾去余药，取砂子洗净，拭乾团作一丸，置跳中，建盏覆之，文火逼去游汞令尽，乳细（研成粉），蜜润经煮丹砂，就中衮缠作衣，令匀厚。” 同书还有：[草柜癸]：“川椒 知母 贝母 玄参 苦参 黄连 黄蘖 大黄 甘草 杏仁 南星 草龙胆 五倍子 山栀子；右捣为末，米醋和成剂（注：即剂子，指面团），以浇了丹砂，及不成芽子者汞，一处球之，厚一指许，昆仑纸包之，炼泥固济，候乾，补直坛漏。……”这就有些类似后世的“朱砂为衣”了。 （注：青霞子苏元朗。据《罗浮山志》记载:“苏元朗尝学道于句曲”，“隋开皇中来居罗浮”，“居青霞谷修炼大丹，自号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记》及所授茅君歌。又发明太易丹道，为《宝藏论》。”） 唐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之二》（808年）：“……如用金曩（袅？）朱砂，入匮便成金。若银箔曩朱砂，入匮则成银。焙不用母，自然成宝也。如入少母，生焙亦妙矣。”“……用生朱砂四两，金箔袅之，入丹合内，用火养之……”。 更重要的是，“金箔为衣”一词在五代后蜀李洞玄的炼丹著作中已经出现。 《庚道集卷之三》[黄芽金鼎九转法 李洞玄神丹妙诀]： “……则别取生朱砂一两，颗块者，用醋蘸之,金箔为衣，如我莲状，入磁合中，以醋调赤石脂固缝，铁线十字系了，通固候乾，入灰池中，顶火二两，养七日。……”、 “脱凡入圣法第四：……别取生朱砂，如前法，以金箔为衣，养火七日，取出再聚，与母等分。……” “移魂合魄第五：……别取生朱砂三两，颗块雌雄各一两，三味一处，并作块，以金箔为衣，依前法养火七日，……” “以魂制魄法第六：……入生朱砂五两，雌雄各二两，金箔为衣，三两火养七日……” 历史上的李洞玄有两人，一是初唐宫廷太医，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担任过唐朝宫廷的太医之职。另一位是五代后蜀(934—965年）时期的人物李若冲，青城山道士，唐洞卿的弟子。两人都可能是作者，不过从内容分析，上文作者可能是后者。这当然比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年）所谓发明丸药“金箔为衣”要早。当然，李洞玄这篇东西的用词是否被宋人有所改动就不好说了，文义则不会改变。 4世纪—10世纪晋到唐是中国炼丹术的黄金时代，唐代中期更是中国炼丹术的鼎盛时期，炼丹服丹的风气炽盛，结果上上下下服丹药死了不少人，使得炼丹者及社会大众开始起了戒心，由是唐末炼丹术的黄金时代结束，白银时代开始，炼丹术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转向内丹术，宋代就是内丹术大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就是避免或减少使用有毒金石，更多的使用本草药物，外丹术开始与医药结合，并且越往后时代越向医药靠近。唐末及五代正是外丹术知识向医药大规模过渡的历史时期，所以对宋代医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较明显的就是方剂中多了很多“某某丹”。只要对炼丹术稍有点认识的人，翻一翻宋初的《太平圣惠方》，就能发现其中参杂有大量的与炼丹术相关的内容。从技术层面来说，成药丸剂的“丸衣”法就是炼丹术“贴身”法的转移。两者极为类似，都是包裹药球，只不过一个包裹的是药胎，一个包裹的是成药而已。连具体的作衣法都相同，一般都为“滚”成衣。且宋代丸药的挂衣使用的材料也都是外丹术中最常见的朱砂、腻粉、金箔之类东西。 中国炼丹术使用金银箔的时代应该是很早的，中国的金箔制造业者历来都把葛洪当作祖师爷，可见炼丹术与金银箔的渊源深厚。（注：葛洪不是金箔的发明者，因为各地商代墓葬都有金箔出土，中国至迟在商前期,已能将黄金锤制成金箔或金叶,贴附于器表作为装饰。） 以下还有一些外丹著作中的相关史料，其具体著作年代不详，有些可能已经在宋代以后了，但它们显然是与隋唐时代“贴身”方法一脉相承的。列于后，以备参考，以便加深理解。 《诸家神品丹法卷之五》[葛仙翁丹经内伏雄黄法]（唐代？）：“……如治病，用黄蜡一两，镕刚子（巴豆？）七个，研和为球，汞一两袅之，用物於脐中抹系之，一两日痒。六年后汞硬，看之不中用……”。 《庚道集卷之四》：“……其朱砂作汁真死。为用入庚道，却用贴药金箔，逐块袅了。” 《庚道集卷之四。太上洞玄大丹诀》：“黄金殿裹宜三转，解日：前药膏子（药球），用金箔贴身，袅之三重也。” 《庚道集卷之五》：“……或母箔袅灵砂二两，火养七日取出，煎之立成宝。” 由于《太平圣惠方》是北宋初 992年2月成书，其内容大概最迟也是几十年前的东西。比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年）要早，所以我希望能从中找到丸药“金箔为衣”的直接证据，搜索的结果，除“金箔丸”接近于“金箔为衣”外，并未见真正的成药“金箔为衣”。但却有大量的金箔为“贴身”的证据，如： 《太平圣惠方》[ 卷第二十二.治风痫诸方]：“治风痫。心神狂乱。时吐涎沫。叫呼不识人。宜服朱砂散方。朱砂（二两，光明者，逐块以金箔裹）、磁石（三两捣为末）、黑铅（二两，以水银一两炒作沙子，细研）上件药。先固济一瓷瓶子。候干。先入磁石末。次安朱砂。后以黑铅末覆之。以文火养七日半，……” 《太平圣惠方》[ 卷第八十五.治小儿食痫诸方]：“治小儿食痫。坠痰涎。金箔丸方。金箔（五片，细研）、腻粉（三钱）、甘遂（一分，煨微黄，捣为末）上件药。相和研令匀。以枣瓤和作剂子（药球）。以五片金箔裹上。更着湿纸裹。灰火煨匀热。候冷。取研。丸如绿豆大。每服。以人参汤下二丸。量儿大小。以意加减。” 注意：这一方就已经很近似丸剂“金箔为衣”了。金箔五片细研入药，五片为衣，不知是五包加热，还是一包五层包裹加热。 《太平圣惠方》[卷第八十五.治小儿癫痫诸方]：“治小儿癫痫等疾方。光明朱砂（二两，颗块者），上以金箔。随朱砂颗块大小各裹之。用磁石末。入固济了瓶子中。实筑中心。留一小坑子。即以朱砂置坑子内，上更以磁石末覆之。……” 《太平圣惠方》[卷第九十五.丹药序]：“金液含化灵丹。补益延年却老。功力不可具载。山泽银末（八两）、朱砂（一两，五金汁中浸五日了，逐块子用金箔裹两重）上先铺银末一两于瓷盒子中。即排朱砂块子。勿令相着。上以银末盖之令匀。又市朱砂块子盒子取出放令津液和研两日久。入银盒子中。埋于糠甑中。蒸三伏。当自化为油。每日含如豇豆大。去疾补益。” 《太平圣惠方》[卷第二十二.治风癫诸方]：“治风癫。精神不守。言语错乱。宜服此方。金（十两，细错为屑，充柜）、朱砂（三两，光明者），上以金屑置鼎子中。作一坑子。安朱砂于坑子内。上又以金屑盖之。用六一泥固济。缓火养米饭……”（注：以金屑把朱砂包起来，应该叫“匮”，作用等同于金箔为“贴身”）。 以上说明在宋初，炼丹术的丹药金箔“贴身”法已经向医药制药发生了转移，这是后来丸药成药制作的“金箔为衣”法的前提，公元980年《太平圣惠方》中的“金箔丸”方已经很近似丸剂“金箔为衣”了。实际上，此时《太平圣惠方》中已经出现丸药的粉挂衣了，也就是说此时炼丹术的丹药“贴身”法已经开始演变成了丸剂的粉挂衣法了，具体后文另述（见《粉挂衣》部分）。 五代、宋初有大量的方书，但流传到今天的却很少，如宋初官修的《神医普救方》1000 卷就佚失了，目前我见到最早出现“金箔为衣”的是《苏沈良方》， 一般认为此书是沈括《良方》与苏轼方书的集合，苏轼1075年写成《苏学士方》， 《沈氏良方》成书年代不详，大概在1080年左右，至少在1095年沈括过世之前。 《苏沈良方》[ 卷第五.朱砂膏]：“镇志安神解热，及损嗽血等疾。朱砂（一两别研细）、金末（一分用箔子研）、牛黄、麝香、生脑子、硼砂（各半两）、生犀、玳瑁、真珠末（各一两蚌末不可用）、琥珀（别研）、羚羊角（各半两）、苏合香（用油和药亦可）、铁液粉（各一分）、安息香（半两酒蒸去沙石，别研入药）、人参（一两）、远志（去心）、茯苓，上都为细末，拌和，炼蜜，破苏合油。剂诸药为小锭子，更以金箔裹，瓷器内密封。每用一皂子大，食后含化，卫尉业丞得效。并阿胶丸相杂服，此治血安神，更胜至宝丹。” 这里的“金箔裹”似主要是为了密封，且“小锭子”是比较大块的药球。这方剂当然不是苏、沈所创，而是其前人所创，可见宋初应该就有丸剂“金箔为衣”的初始形态了。由此也可见，中药丸剂的“金箔为衣”更可能是逐渐演变而来的。 中医方书中出现“金箔为衣”较早的还有1118年成书的《圣济总录》，此书约二万方，我搜索所得“金箔为衣”者仅是七方，为说明一些问题，下全文引用： 《圣济总录》[卷第一十三 风成热中] 治风邪。除热中。金箔牛黄丸方：金箔（十片，研）、牛黄（研）、龙脑（研，各一两）、犀角（镑）、琥珀（研）、人参（各一分）、丹砂（研，水飞过）、白茯苓（去黑皮，各二两）、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天麻（各半两）、白附子（炮）、白僵蚕（炒）、甘草（炙，锉，各一两），上一十三味。各捣研为末。炼蜜和捣一千杵。丸如樱桃大。以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细嚼。温薄荷汤下。茶酒亦得。常服半丸。不拘时。 治心经风邪。消化痰涎。清利头目。人参太乙丹方：人参、酸枣仁（炒）、山栀子仁、阿胶（炒令燥，各半两）、甘草（微炙）、天南星（牛胆制者，各一两）、玄精石（研）、麝香（研）、龙脑（研，各一分）、丹砂（研，三两），上一十味研。捣为细末。炼蜜和丸。如小弹子大。以金箔为衣。每服一丸。食后荆芥汤嚼下。 治脾胃有热风毒相乘，上攻咽喉肿痛。丹砂玫瑰丸方：丹砂（二两研）、人参、硼砂（研）、半夏（为末，生姜汁饼曝干）、雄黄（研，各半两）、麦门冬（去心焙，一两半）、甘草（生，锉）、乌梅肉（各一两）、赤茯苓（去黑皮），白梅肉（各三分）、麝香（研）、龙脑（研），紫雪各一分，上一十三味，捣研为末，以乳糖和丸，如鸡头（芡实）大，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紫苏热水咽下，含化咽津亦得，食后临卧服。 《圣济总录》[卷第一十四 风恍惚] 治恍惚健忘。心神不宁。解烦躁。清头目。镇心安神。牛黄紫云丸方：牛黄（别研）、麝香（别研）、龙脑（别研各一分）、丹砂（别研）、天竺黄（别研）、黄芩（去黑心）、远志（去心）、龙齿（各三分）、铁粉（别研）、茯苓（去黑皮）、甘草（炙，锉，各一两）、甘菊花（择）、马牙硝（别研各半两）、银薄（十五片，研入药）、金薄（十片为衣），上一十五味。以十四味捣研为末。和匀炼蜜。丸如小弹子大。以金薄为衣。每服一丸。早晚食后。荆芥汤嚼下。薄荷汤亦得。 《圣济总录》[卷第一十四 风恍惚] 治心虚忧愁不乐。惊悸心忪。恍惚忘误。神情不宁。定心丸方：茯苓（去黑皮）、茯神（去木，各一两）、琥珀（别研）、龙齿、阿胶（炙，令燥）、牛黄（别研）、真珠（别研）、犀角（镑）、龙脑（别研）、麝香（别研，各半两）、天南星（牛胆内匮者）、甘草（炙，锉，各一两半）、远志（去心一分）、金薄（三十片为衣）、银薄（二十片研入药、）菖蒲、酸枣仁（炒）、天竺黄（别研）、人参（各三分）、虎睛（一对，酥炙）、丹砂（别研，四两）、龙脑（半分）、雄黄（别研，二两）、苏合香（一两）、安息香（二两，同苏合香以酒一大盏研化澄去砂脚熬成膏），上二十五味。除别研外。捣罗为末和匀。以安息香膏。同炼蜜和丸。如鸡头大。每服一丸。麝香汤化下。早晚食后临卧服。 《圣济总录》[卷第五十八\消渴门消渴烦躁] 治烦渴不止，咽干躁热昏闷。翠碧丸方：青黛（研）、麦门冬（去心焙）、葛根（锉，各一两）、半夏（汤洗去滑，七遍，切焙，二两）人参、知母（焙各半两）、栝蒌根（三分）、天南星（牛胆匮者，半两）、寒水石（火三两）上九味，捣研为末，面糊和丸，如梧桐子大，金薄为衣，每服十五丸，人参竹叶汤下，食后临卧服。（全） 治风惊。镇心安神化涎。牛黄真珠丸方：牛黄（研）、真珠（研）、琥珀（研）、麝香（研）、天麻、天竺黄（研）、甘草（炙锉）、铅霜（研）、雄黄（）、铁粉（研，各一钱）、人参、茯神（去木）、天南星（牛胆制者，各二钱）、丹砂（研半两）、龙脑（研一钱半）、金箔、银箔（各一十片，同研入药），上一十七味。捣研为末。同拌匀。炼蜜和丸。如鸡头大。别用大金箔五片。滚为衣。每服一丸细嚼。人参薄荷汤化下。小儿半丸。 以上7方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圣济总录》这7方的方名在《太平圣惠方》中都没有，不清楚配方相同而方名不同的是否存在。所以不清楚这七方的来历，也可能出自已经佚失的宋初官修《神医普救方》1000 卷中。二是牛黄真珠丸中金箔“滚为衣”的交代也值得注意，这与炼丹术“贴身”的有关手法、表述基本相同。三是最早的这 “金箔为衣” 七方，方剂中有五方没有另用金箔同研入丸的情况，金衣只在服用时另研和药服用，后来《局方》中的金箔为衣的丸剂绝大多数与之相同，可能就是继承了《圣济》五方的这一传统。 中医金银入药银比金早，苏颂《本草图经》：“银屑，唯葛洪（284～364或343年）治痈肿五石汤用之。”《外台》有范汪栝蒌汤（主烦渴），其中用银水煮取汁煎药。而范汪约生活在308-372年。可见银入世方药是很早的。六朝陶弘景时代，《本经 集注。银屑》：“今医方合镇心丸用之，不可正服尔。”对于黄金，陶弘景却说：“《仙经》以醢、蜜及猪肪、牡荆、酒辈炼饵柔软，服之神仙。亦以合水银作丹砂外，医方都无用，当是犹虑其毒害故也。……谓之生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金皆炼熟可服。”金入医方最早大概在南北朝，稍晚于陶弘景时代，《本草衍义》[卷三序例下]：“后服金箔丸，方见《删繁》”。谢士泰《删繁方》约成书于北齐时（550——577年）。 从《千金》、《外台》来看，唐代的金银入药是随时代往后逐渐增加的。唐代前期还是银的入药比金多，当时金银入药一是取其气或汁（其实金银基本不溶于水），二是入丸散吞服。入丸散吞服主要还是银，金入药吞服大概只有《千金要方》的“朴硝煎方”（《冀方》叫“金石凌”方）及《外台》的“安神定志方”（金银薄入丸）。《外台》此方源自国家处方集《开元广济方》（公元723年唐前期），应该对当时及后世用金箔入药有很大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金银入药出现理论，见（《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二·飞炼：“炼钟乳法……（钟乳一斤）置金银器中，可镇心益气，无者用瓷器亦得。”《千金翼方》卷第十四·退居服药第三：“……金银膏养精神、去邪气。”本来传统主要用银以镇心，此时扩展到了金银，金银同用的情况开始出现。唐代前期医方用金入药少,大概是因为隋代的《雷公炮制论》、《唐本草》都还不提倡服金，《唐本草》沿用了陶弘景的说法；雷公云∶“金气凡使，在药中用时，即浑安置于药中，借气生药力而已。勿误入药中用，消人脂也。”唐代昝殷的《经效产宝》（成书于847-852年间）中就只有银取汁入药，不见用金。 金银同用的情况却在宋代医书中发扬光大，大量出现，大概是因唐代后期金银入药的理论开始推广，且受炼丹术服用金丹、以及外来医学的影响，宋《嘉佑本草》：“今注：医家所用皆炼熟，金箔及以水煎金器取汁用之，固无毒矣。”金入药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以致宋代方书中用金入药反而逐渐超过了用银。 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北宋时代《圣惠》、《圣济》中还是金银箔入药，到了南宋的《局方》就变成主要是“金箔为衣”了呢？（《局方》中的“金箔为衣”丸剂大概多是南宋时候加入的）。《局方》用金箔的丸剂除“牛黄清心丸”是“金箔(一千二百箔,内四百箔为衣)”外，其他都是“金箔为衣”，丸药中不再加入金箔。这种变化大概主要还是商业销售的原因。宋代之前，中成药的商业销售还不发达，方书记载的药剂主要是私人自己购买配制，药材的质量自己可以适当控制，也不太讲究什么品相问题。但成药在商业竞争中的销售就不同了，顾客首要关心成药是否真材实料，尤其是那些含有贵重药材的成药，使用金箔的丸剂如果只是金箔研粉入丸，顾客是看不见的，变成“金箔为衣”无疑具有表示自己的药品真材实料的意思。成药的独立小包装也是商业销售的需要，自制自用成药的保存唐代多是用瓷或金银容器大包装蜜蜡密封。 宋代使用金箔的丸剂很多是叫“某某丹”的，炼丹术的“丹”原本是指红色的丹砂，后来泛指各种烧炼出来的丹药，炼丹家用各种古怪方法烧炼出来的物质大多是一些色泽瑰丽、金灿灿、亮闪闪的结晶物质。多为金黄色、红色或雪白色，这正是丹药的外观特征，所谓金丹、金丹就是这个意思。如唐代所谓的金丹多为皎洁如雪的砒霜一类。象“紫雪”这种东西之所以也叫为“丹”，主要就是由于它“霜雪紫色”的形态和色泽类似于烧炼的丹药。当然，后来“丹”入药名就滥用了。宋代的都市药业高度繁荣，公私药铺众多，出于商业销售的要求，商品成药有饰其表、美其名的需要，由于一般民众对丹药还有迷信，药商将成药名之“某某丹”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借以神其药。但既然名之为“丹”，就应当有丹药的外观色泽，以符合顾客的心理预期，所以制药者借用了炼丹术的丹药“贴身”法，丸药挂衣法应运而生（可以肯定，当时的很多制药者也是炼丹术士）。宋初方书中丸药挂衣使用的物质主要有朱砂（红）、腻粉（轻粉，色白如雪，具银样光泽）、自然铜末（相关内容参见后文），都是色泽艳丽的东西。宋朝后来大量出现的“金箔为衣”的金闪闪丸药就更象“金丹”了，也正是奢华时代的产物。朱砂、腻粉、金箔（作花钿）之类唐宋其实还是女子的化妆品。《局方》中，方剂名称还高频率地使用“金”字，不论其方剂中是否使用了黄金，也正是商品美其名的需要。 宋代丸药金箔入丸变成金箔为衣，除了商品饰其表、药物密封的因素外，可能还有服用方面的原因，即作为药引之一。宋代用药极重药引，据有关学者统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788种中成药中，几乎每一种都记述了应配伍引药的内容及服用方法，涉及中药达90多种，成为中成药与引药配伍应用的典范。《局方》中没有特别交代服用“金箔为衣”丸药时如何处理金衣，实际服用时应该是研粉与丸药共服的。如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包金衣的，服用时要把金衣研碎共服。下面牛黄甘露丸就是北宋初既用金银箔入丸药，又用金银箔为药引的用法： 1047年《博济方》[卷二\三焦总治.牛黄甘露丸]：“治三焦渴疾，饮水无度，舌上皴裂，肌肉黄瘦，精神减退，小便多，腹胁胀：朱砂（一两，成块者）、牛黄（一分）、铁粉（半两）、犀角（半两，锉）、丁香（半两）、胡桐泪（半两）、葳蕤（半两）、麝香（一分）、银箔（五十片）、地龙（半两）、槟榔、牡蛎、苦参、石膏、锡兰纸、甘草（炙）、白豆（各半两，慢火炒）、铅白霜（半两）、麦门冬（半两，去心）、知母（半两）、宣连（一两）、金箔（一百五十片）、生栝蒌根（一两，杵研细。），上二十三味，除栝蒌根，另杵同为细末，炼蜜和，临和时即入金箔，及生栝蒌根，一处和匀，为丸如豌豆大。空心，金箔三片，银箔三片，碎研，米饮下十丸，渐加至二十丸，饭后临卧各一服，日近轻者，当日止，重者三日止，十日后，只空心一服，夜后一服，用金银箔各一片，一月日外只用温浆水下五十丸其药合二月至九月，即用生栝蒌根，九月后只用炼蜜和为丸亦得，忌咸酸炙爆鱼酒等。” 此外，在《圣惠》、《圣济》中还有大量丸散用“金银煎汤下”、“金银薄荷汤下”，这也是以金银为药引的用法。宋代丸药挂衣法中使用的标志性物质是朱砂与金箔，在炼丹术中，这两种物质其实是相关物质，炼丹理论认为朱砂是可以变成黄金的，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炼丹黄白术。使用朱砂与金箔为衣的丸药大多与镇心安神有关，原始的时候，朱砂与金属（金、铜、铁之类）都是辟邪之物，属于巫药之类，其药理原应为“文化药理”，后来的长期使用，已经具有“经验药理”（朱砂确有此效用，黄金则不好说）。 总结来看，宋代丸药“金箔为衣”的出现，应该是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唐代药丸的蜡纸为衣的传统（后文交代）；唐末开始的炼丹术与医学制药的结合，丹药“贴身”技术，尤其是金箔“贴身”作衣的技术向医药的转移；商业销售对成药饰其表、美其名以及独立包装的需要；宋代兴起的使用药引的风尚；等等这些因素综合最终必然导致宋代丸药“金箔为衣”的大量出现。中医成药丸剂采用“金箔为衣”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但从上面有限的史料推测，应该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炼丹术中成药采用“金箔为衣”的包装收藏方法则可能更早，毕竟以金或药金为饮食器、贮器是炼丹术信仰的悠久传统。我个人觉得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成药丸药“金箔为衣”是中国医药界独立发展起来的，并非是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结果。如果要说可能，我反倒认为阿维森纳对丸药“金箔为衣”的所谓“发明”，很可能是从西传中国医药或中国炼丹术学来的。因为阿维森纳在阿拉伯炼金史中也是一位大人物，他对中国炼丹术这种当时的“高科技”非常了解，毕竟中国炼丹术早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已经传入了阿拉伯地区（李约瑟语）。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为中古世纪世界最强盛的两大王朝，两者之间的交流频繁而广泛，唐代来中国贸易和定居的阿拉伯人大概有多少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尽管有些史料记载可能失真，但往来唐、阿之间贸易的阿拉伯人很多是肯定的，这么多年间，不知有多少炼丹著作直接或间接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民族是好学的民族，一贯重视东方的知识和技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就曾说：“你们求知吧！哪怕它远在中国”。由于手头资料有限，目前我尚未查到阿维森纳在其著作中是如何表述丸药“金箔为衣”的，甚至不清楚是出自他众多著作中的哪一本，留待后考。 二、 当年范行准先生在《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史实》中还认为蜡丸、朱砂为衣之类是宋代药商仿制“金箔为衣”的结果。这当然是失考，早有学者指出中药蜡纸丸在唐代已经出现。其实从目前的医学史料看，“朱砂为衣”之类以粉丸衣的出现也要比“金箔为衣”为早。 在《太平圣惠方》( 992年)中，虽然看到了炼丹术金箔“贴身”技术向医药制造的转移，但我还没有找到丸药成药“金箔为衣”的确凿证据。可是在《圣惠》中，以粉丸衣已经出现了，不过文字表述上还没有采用“某某为衣”而已。所见十条史料引用如下： 《太平圣惠方》[ 卷第二十五 治一切风通用丸药诸方]： “治一切风。雄朱丹方。雄黄（一分，细研）、朱砂（一两半，细研，水飞过）、天麻（一两）、白花蛇（二两，酒浸，去皮骨，炙微黄）、乌蛇（二两酒浸，去皮骨，炙微黄）、肉桂（一两半，去粗皮）、芎藭、蔓荆子、白礓蚕（微炒）、牛膝（去苗）、萆解（草头，锉 ）、羚羊角屑、白附子（炮裂）、槟榔、天南星（炮裂）、当归、藿香、甘菊花（以上各半两）、地龙（微炒）、干姜（炮裂，锉）、羌活、独活、人参（去芦头）、麻黄（去根节）、天雄（炮裂去皮脐）、踯躅（酒伴炒干）、防风（去芦头）、汉防己、白芷、白茯苓、藳本、干蝎（微炒）、蝉蜕、牛蒡子（微炒）、龙脑细研、麝香细研，以上各一分，上件药。捣罗为末。入研了药。同研令匀。炼蜜和捣一二千杵。丸如樱桃大。以朱砂末内滚过，合时不得令妇人孝子猫犬等见。…… 《太平圣惠方》[ 卷第二十五治一切风通用丸药诸方]：“治一切风，白圆子方：……圆如梧桐子大，用腻粉滚过……” 又方。天麻（一两）、干蝎（半两生用）、天南星（半两生用）、附子（半两生用去皮脐）、芎（三分）、白僵蚕（三分生用）、麝香（一分细研）、麻黄（半两去根节），上件药。捣罗为末。以枣瓤和捣三五百杵。丸如绿豆大。以腻粉滚过。令干。每服。以温酒下三圆。 又方。白附子（一两炮裂）、白僵蚕（一两微炒）、干蝎（一两半微炒）、蝉壳（半两）、天麻（一两）羌活一两、防风（一两，去芦头）、侧子（一两，炮裂去皮脐）、麻黄（一两去根节），上件药。捣罗为末。炼蜜和丸。如绿豆大。以腻粉滚过。令干。如中风不语重者。以暖酒研下一十圆，当有汗出即差。如常服，即空心温酒下五圆。 又方。天麻、天南星（炮裂）、白附子（炮裂）、白花蛇肉（酒浸炙微黄）、附子（炮裂去皮脐）、白僵蚕，上件药。捣罗为末。研入麝香腻粉。炼蜜和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以胡粉滚过。每服以温酒下三圆，忌毒滑物。 又方。白附子（一两炮裂）、天麻（一两）、雄雀粪（一两）、天南星（酒炒令黄）、牛黄（细研）、麝香（细研）、干蝎（微炒）、水银（以枣瓤研令星尽），以上各一分，上件药。捣罗为末。研入水银令匀。以枣瓤和丸。如绿豆大。入腻粉中滚过。晒干。每服，以温酒下二（三）圆。” 《太平圣惠方》[卷第四十九治症瘕诸方]：“治症瘕。神效大通丸方。川乌头（二两炮裂去皮脐）、砒黄（一分细研）、巴豆（一两去皮心研纸裹压去油）、芫花（一两）、杏仁（一两半，汤浸去皮尖双仁，麸炒微黄）、麝香（一钱细研）、黄丹（一分炒令紫色）、猪牙皂荚（一两去黑皮涂酥炙令焦黄去子）、自然铜（一两细研别用），上件药。捣罗为末。入研了药令匀。用黑豆面和丸。如绿豆大……”以研了自然铜末滚过。每服空心煎生姜橘皮汤下三圆。 《太平圣惠方》[ 卷第四十九.经效化气消食丸方]：“化气消食。赤丸子方。巴豆（半两，去皮，用冷水内浸一宿，取出去心膜，于纸上阴干后，溲面作饼子摊，巴豆在内如作夹子，浓着面勿令薄，于热油内煮，直候黄色，滤出去面，取巴豆于乳钵内，一向手研，以细为度）、槟榔肉、豆蔻（去壳）、木香（细研）、桂心、干姜（炮裂锉）、青橘皮（汤浸，去白瓤，焙，以上各半两）、朱砂（半两细研），上件药。捣罗为末。入巴豆。更研令匀。以醋煮面糊和丸。如麻子大。以朱砂末内滚过。……” 《太平圣惠方》[ 卷第五十九.治赤白痢诸方]：“又方。川乌头末（一两）、黑豆末（一两），上件药。用新汲水和丸。如绿豆大。朱砂末内滚过。每服。以冷水下七丸。” 《太平圣惠方》[ 卷第六十九.治妇人中风诸方]：“治妇人中风。痰涎壅滞。吐涎。密陀僧丸方。密陀僧（一两）、藜芦（半两为末），上件药。以生续随子。捣绞取汁。和丸如梧桐子大。以腻粉滚过。每服以温酒研下一丸。” 腻粉亦名汞粉、轻粉、峭粉。由水银、白矾、食盐合炼而成。其白如雪，具银样光泽。 胡粉即铅粉或铅丹，化学成分是碱式碳酸铅，需“化铅所作”，为白色的粉状物。古代用于化妆和涂墙（令白），洗尽铅华之“铅华”即是指胡粉。 前文已经讨论过宋代成药丸衣技术主要来自于炼丹术的丹药“贴身”技术。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连“滚过”都与炼丹术的“贴身”法的用词如出一辙。这些方书中最早出现的以粉丸衣使用的朱砂、胡粉、腻粉、自然铜末都是炼丹术中极常见的物质，使用这些物质，除了它们本身是方剂组成、饰其表、作药引等因素外，应该还是一种临时干燥剂，就象一般日常做面食，扑面粉以防面食粘连一样。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自然铜末为丸衣，这种方法后来罕见，想像一下，其成品应该也是金闪闪的，我有点怀疑它就是金箔为衣的前身。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雄朱丹方之后的五方是连续出现的，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出自《太平圣惠方》之前某本方书的内容。以上十条都只是说“滚过”，没有采用“为衣”的用词，其实就是为丸衣。参见《圣济》： 《圣济总录》[卷第六.急风]：“治中急风，天南星丸方：天南星（炮）、白附子（炮）、干蝎（酒炒）、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桂（去粗皮）、附子（炮裂，去皮脐，各半两），上六味。捣罗为末。炼蜜和丸。如梧桐子大。用腻粉半两滚为衣。以粉尽为度。每服热酒下三丸。衣复出汗。避外风。” 其实在宋代以粉丸衣之前，丸剂就有一种“真丹为色”的方法，即以朱砂混入药泥中取色。如下： 《金匮要略方论》[卷上.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赤丸方：茯苓（四两）、半夏（四两，洗，一方用桂）、乌头（二两，炮）、细辛（一两，《千金》作人参。），上四味，末之，纳真朱为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 《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方上\发汗丸第六.神丹丸]：“治伤寒敕涩，恶寒发热，体疼者方。附子、乌头（各四两）、人参、茯苓、半夏（各五两）、朱砂（一两），上六味末之，蜜丸，以真丹为色，先食服，如大豆二丸，生姜汤下，日三，须臾进热粥二升许，重覆出汗止。若不得汗，汗少不解复服如前法。若得汗足应解而不解者，当服桂枝汤。此药多毒，热者令饮水，寒者温饮解之。治疟先发服二丸。” 《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六胃腑方\痼冷积热第八.赤丸]：“治寒气厥逆方。茯苓、桂心（各四两）、细辛（一两）、乌头、附子（各二两）、射罔（如枣大一枚），上六味为末，纳真珠为色，蜜丸如麻子，空腹酒服一丸，日再夜一。不知，加至二丸，以知为度。（一方用半夏四两而不用桂。）” 显然，神丹丸就是赤丸。稍有变异而已。其“真丹为色”的目的何在？或是丸如麻子，太小，只能这样上色，更可能的就是为了商品美化、利于推销。因为赤丸应该在汉代就已经是著名商品成药了。 疑为汉魏间文士所作而托名刘向的《列仙传·卷上》[崔文子]：“崔文子者，太山人（山东泰山一带）也。文子世好黄老事，居潜山（安徽潜山）下，后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卖药都市（应指洛阳药市），自言三百岁。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地方长官到他家里求救）。文拥朱幡，系黄散以徇人门。饮散者即愈，所活者万计。后去，在蜀卖黄散。故世宝崔文子赤丸黄散，实近于神焉。”到了晋代的时候，豫州（河南汝南）名医李子豫还用“八毒赤丸”治好了豫州刺史许永弟弟的“心腹坚痛”，大概是加味赤丸（出《续搜神记》）。汉末的张仲景医书收入这一当时著名的成药方剂是很自然的。也可见丸药上色在中药药业是悠久的传统，后世的朱砂为衣之类不过是继续发扬光大而已。当然，丸药上色之物本身多是配方之一，如治疗伤寒的赤丸（神丹丸）之朱砂，早期医方中确实是可用于发汗治疗伤寒的，如《肘后方卷二.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又方，以真丹涂身，令遍，面向火坐，令汗出，瘥。”（此应为葛洪方）。 “纳真珠为色”的丸药，在古代方书中似乎仅此一方。 以下是一些早期以粉丸衣的丸方，比较有参考价值： 1047年《博济方》[卷一\伤寒夺命丹]：“治阴阳二毒冲心。朱砂（二两）、金箔（八十片）、腻粉（半两）、黄蜡（三两）、巴豆（八十个，纸裹，出油。），上五味，同为末，炼蜡和丸如鸡豆大，每服以腻粉一钱，米饮一盏调下，如人行一里，药性动，下恶物，如药在其中，取出，掘一地坑，埋三伏时，取出，除却上面黑物，以麝香裹养之，如更用时，擘为两处，重为丸。一粒可疗五七人，神圣之功，卒难序述。” 此丸居然可以重复使用，其中的“每服以腻粉一钱，米饮一盏调下” 腻粉应该就是药引之一；“以麝香裹养之”应该就是以麝香粉为衣。以丸衣“养”丸药后世医书也多见，显然也是借自炼丹术。炼丹术语中“养”是把所作的东西加以微热，经过相当时间后，使所作的东西慢慢发生化学变化的一种方法。 《博济方》[卷四\经气杂证大琥珀丸]：“……丸如绿豆大，以好生朱砂一两半，麝香一钱，为衣，将朱砂麝香末，分为三度，上之，贵色匀也，……”可见挂衣的品相要求还是蛮讲究的。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药丸药“以粉丸衣”大概是在唐后至宋初之间出现的，这一点可以用于对一些古医书产生年代的判断。 以粉丸衣在现代丸药已经少用了，朱砂、胡粉、腻粉之类都是含重金属有毒的，麝香也因为动物保护被禁用。出口的中成药现在基本是不会用朱砂、雄黄了。《药典》中相关中成药所含的朱砂、雄黄剂量一减再减。近年甚至已经有一些专家呼吁《药典》取缔那些含朱砂、雄黄的中成药，尤其是其中的21种儿童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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