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昵称29580225 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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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先生

袁行霈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我是袁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攻读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但我们那一届特殊：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我们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学，一九八四年底论文答辩，两年半就毕业了。应该说，我从那时开始，才真正接触到学术，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一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的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我做梦也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时，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峨眉山隐居读书，“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猜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同上），都令我不胜神往。等到我一九七八年十月进入北京大学，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 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数太多，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进入了硕士班。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所以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约见，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成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一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是，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要我回去查书，下次见面再谈。这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一九八二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一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八十年代的师生关系，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一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到“文革”以来的整人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师生关系最好相处的时期：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之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可以跟学生在很多问题上坦诚交流，因此也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基金项目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当然，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随意聊天的场合，师母杨先生也会加入谈话。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一九八六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除了上课以外，这样的谈话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话的话题，范围广泛而又即兴改换。有的时候，袁先生会顺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画册，说到他最近读帖读画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也旁涉诗论、书论和画论。此外，或讨论魏晋玄学的命题，或上溯《山海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概念。他还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有关陶渊明的图像，并精心撰成《陶渊明影像》一书。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之间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让我相信，学术可以带给我一个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如果是下午见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才离开。事后回想起来，先生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这几年中，正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写作，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是，每一次我们见面谈话，先生却显得那么从容悠闲，为了我这一个学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而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老师到学生，都不像现在这样忙碌，甚至惶惶然，如有不及。到了今天，当时的那种状态和心境，都已恍如隔世，因此也格外令人怀念。

二

袁先生带学生，把做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二○一五年北大的迎新会上，他代表人文学科的教授致词，又一次说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年轻人在北大四年，能够得到精神的修炼和陶冶，“保持人的尊严、理性和智慧，以及人格的独立”，“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人文涵养”。这样的忠告，对于当今的大学生，应该说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但是又谈何容易？在为人处世方面，袁先生和杨先生从来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与袁先生相比，倒是杨先生更心直口快，防患于未然：见到袁门弟子，她不时会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有一次听杨先生转述她曾经说过的原话，用语之率真，几乎令人绝倒。杨先生一九五七年后历尽坎坷，但几十年下来，她直言不讳的个性，一点儿都没改变。

说到人文涵养，我还记得袁先生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学年赴日本讲学的一件事情：在他任满返京之前，东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伊藤漱平教授，给北大中文系主任写信，希望袁先生能够延聘留任，并在信中称袁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当时北大校报好像还做过报道。这是一则海外讲学、载誉归来的新闻，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尚未真正展开的八十年代初期，十分罕见，故一时传为美谈。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事情原来并不简单。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东京大学付给先生的工资，一大半都上缴给了教育部和北大，剩下的余额，已经微不足道了。可想而知，袁先生在日本一年期间，过得并不容易。但他授课认真，敬业尽职，与日本同行交往时，持身谨重，不卑不亢，赢得了他们由衷的尊敬。

还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七九年，林庚先生在第一教学楼讲授“《楚辞》研究”，这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授课，因此，不断有系里系外的老师和同学前来旁听。有的时候，教室里的椅子不够，只好从旁边的一间教室临时挪用几把。管楼的师傅本来就脾气不好，见状更是不依不饶。有一次她冲进教室，当着林先生的面，大声训斥，并勒令大家当即把椅子全部归还原处，场面一时颇为紧张和尴尬。那天，袁先生正好在场，只见他从人群中站了起来，首先把责任揽了下来，向师傅道歉说：椅子是我搬的。您也看到了，今天听课的人多，座位不够。但下了课，我们保证马上把椅子搬回原处，请师傅谅解。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我自知不可能做得像袁先生这样好。他的声音和语调有一种磁性的亲和力。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不知先生读了这一段文字，会做何感想。袁先生在北大生活了六十余年，这些磕磕碰碰的事情，难以数计，何足挂齿？恐怕早就忘在脑后了。当然，先生更不喜欢人为地替他拔高，好在我也没想拔高。北大今天的情况应该已经大不相同了，但在那个时候，后勤和行政部门尾大不掉，衙门作风十足，还不时给人气受，弄得不好，斯文扫地。像先生这样，以低调平和的姿态，从容应对，不失尊严，但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愤激不平，牢骚满腹，或在性情上留下任何阴影，靠的正是个人的涵养，尽管于情于理，愤激不平也丝毫没有不对的地方，甚至还入情入理，至少是情有可原。在我的印象中，袁先生总是那么阳光。他是一位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熟悉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他在人前人后，从不说别人的坏话。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情，也很少会放在心上。他希望我们常念着别人的好处，多谅解别人的难处，他常说的一个词儿是“感激”: 比起他那些历经磨难的同学，先生觉得自己相当幸运，没有什么抱怨的理由。

有一次聊天，不知说到什么话题--好像是提到了俄国的哪位作家，袁先生正好起身去接电话了，杨先生评论说：你的袁老师没有俄国“情结”。我听了有些愕然，怎么会呢？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读文科的大学生，当年都多少经历过俄苏文化的洗礼。连我这“六○后”，还赶上了一个余波：在“文革”期间，谁没偷着读俄国小说，听俄苏歌曲？但转念一想，可不是吗？杨先生的话还真的有些道理。

平常聊天，袁先生也会谈到俄国文学，说他没有俄国情结，也可能不够准确。不过，在袁先生的大学时代，全国上下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学习俄苏文化，难免引人反感。记得先生自己说过，他向来是闲云野鹤的逍遥派，对这类有组织的、一边倒的活动，没什么兴趣，在那些群情激昂的狂热场面中，也显得落落寡合，心不在焉，甚至还多少有些反感和抵触。更重要的是，以先生的性格，我想恐怕也很难认同俄国小说中常见的自我戏剧化的倾向和斯拉夫气质--当然，契诃夫的小说戏剧，还有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除外。就个人的涵养和趣味情调而言，袁先生是传统的、文人的。

三

一九九七年秋季，袁先生到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四个月，也应邀来哥伦比亚大学做演讲。我记得先生随身带着一大摞稿件，在纽约短暂逗留的那几天，一有空，就拿出来读上几页，还不时在上面做修改。原来，先生正在主编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除了主笔其中的一些章节，还负责全书的统稿。在此期间，袁先生去过不少地方讲学，后来还到西海岸转了一圈，一路上都一直带着这部厚厚的书稿。听说有一次上飞机，前台的工作人员打量了一下这件块头不小的行李，建议他托运。先生一听，这怎么行？他宁愿把其他的随身物品托运了，也不能冒这个险。最后，他用了一个小手提箱，才把书稿带进了机舱。

我知道先生在此之前主编过《历代名篇赏析集成》等大型著作，但《中国文学史》（一九九九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情况不同，参与全书撰写的学者一共有三十位之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高校。因此，从全书的总体设计到最终完稿，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多方的协调配合，工程庞大而复杂。此后，除了他本人的学术专著之外，袁先生还主持并参与撰写了数种多卷本的大型学术著作，从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到三十四卷本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还有正在进展当中的《新编新注十三经》等，并亲自担任其中最为艰巨而困难的《诗经校注》的工作。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华文明史》也相继被译成了英语和日语等不同语种。

仅仅举出上面这几个例子，就可以了解先生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黾勉做事的敬业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工作态度。袁先生主持这些合作项目时，我已经离开北大，也不可能参与，但他注重细节、事必躬亲的作风是不难想见的。近些年来，先生的工作负担似乎更有过于从前。每一次我回京探望，在客厅里坐不上多久，就会有电话进来，通常都是有事相商，而不是一般的寒暄。每当这个时候，袁先生也不免要感叹：你可不知道我有多忙！在同辈学者当中，袁先生看上去身体并不算强健，甚至还小毛病不断，但他节制自律、认真守时，办事从不拖拉，因此往往承担了超限的工作量，并且效率惊人。除非外出，先生每次收到邮件，都当即回复。有一天晚上，我通过附件传过去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脑，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他不仅通读了全文，还建议我补充一条新的材料。

提起传统文人，我们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伦理，而是“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这样“潇洒送日月”的姿态，而且我们心目中的文人又以“业余精神”而为世人所知，跟敬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这些印象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又都不够全面，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尽心任事的传统，只不过往往被今人忽略。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然，尽心任事，又绝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须是乐在其中，才有可能保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先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学术，抱有极大的热忱，甚至可以说是承载了一种使命感--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担待。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又担任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的主编，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不过，等到后来在媒体上出现了“国学热”，先生却反而显得游离其外。他更感兴趣的是脚踏实地做事情，从《中华文明史》的外文翻译，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创办等等，他都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促成和推进。而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袁先生，也从来不喜欢唱高调。他风趣俏皮，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经常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

今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张罗着为先生祝寿，结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出面，举办了一个三十六人参加的小型聚会。王能宪兄邀请雕塑家吴为山为先生塑一小型铜像，以志纪念。为此，先生“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韵语笔调，口占一诗，以申谢悃，兼酬诸契交”。我远在海外，未能与会，但傅刚兄和苏东兄当天就通过微信把诗传过来了，让我聊补缺席之憾。这首诗题写塑像，但处处都在自我调侃，充满了诙谐和机趣，最后的两句说：“相期十载后，重聚各无恙。”

这正是我所熟悉的袁先生，也让我想起了先生的一桩趣事。先生当年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一九五二年入读北大，改学俄文。此后历经“反右”和“文革”的蹉跎荒废，大有“学书学剑两无成”的遗憾。“文革”后重新拾起英文，虽然已经不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先生却从未放弃，甚至还学得兴味盎然。那一年来纽约，我陪先生去看世贸大楼和华尔街，他一路上主动用英文问路，而且应答自如，让我十分惊讶。眼看就快到华尔街了，先生不放过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被问者直截了当，用手一指：“噢，那就是了。”对话练习到此打住。等那人走远了，我们相视大笑。

记得大概是一九八六年，袁先生曾经请白谦慎兄为他刻两个闲章，一句是“翼彼新苗”，另一句是“即事多所欣”。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上，用功甚勤，成绩卓著，而陶诗在先生的心目中，也正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里引用的前一句出自陶渊明《时运一首》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暮春郊游的欣悦感，在和煦的南风中，他看见新苗仿佛生出了拍动的翅膀。后一句见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两首诗写诗人初春之际躬耕南亩的心情：因为南亩离住处有一段距离，陶渊明感慨自己还从未在那里下田耕作过。这一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装备好车驾：“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他像第一次晨起外出的孩子那样，对这新的一天的开始，充满了期待和欢喜。

至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几行诗，袁先生在他的《陶渊明集笺注》中注曰：“意谓虽未计算一年之收入，而即此目前之农事已多所欣喜矣。”又进一步阐发说：“‘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得道语也。做事原不必斤斤计较其结果，愉快即在创造之过程中。亦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意也。”这样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袁先生本人，或者可以说，正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和“即事多所欣”的期盼心情与新鲜感受，投入每一天的学术工作，这是先生对自己的期待，也正是他在学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永不怠懈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