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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文道自然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蔡钟翔先生认为：“自然之道’才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①。刘勰开篇即“言为文之用心”始于“自然之道”，“盖《文心》之作，本乎道”(《文心雕龙·序志》)，将“自然之道”作为论文的根本原则，并使之成为贯穿其整个文学思想的基本线索，而以“自然”为核心的思想也在其文学观各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 《文心雕龙·原道》篇旨在探讨文学的本质与根源问题，刘勰的基本理论原则就是“自然之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山川I焕绮”是天地之“文”，它们“与天地并生”。作为与天地相参的“三才”之一，无疑也应有其“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说有人的产生就有语言的产生，有语言的产生就有人之“文”的产生。这里的“自然之道”，既有自然而然之义，又有必然之义，同时又隐含着天地之“文”与天地、人之“文”与人，也即“文”与“质”之间是一种表里相符的必然关系。《原道》篇进而指出： 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苹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经。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龙凤”之“藻绘”、“虎豹”之“炳蔚”、“云霞”之“雕色”、“草木”之“贲华”是谓“形文”，“林簌”之“结响”、“泉石”之“激韵”是谓“声文”。“形文”、“声文”之产生，即“形文”与“形”、“声文”与“声”的关系是“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这里的“自然”在上述自然而然、必然的意义上，又有着“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含义。在“文”与“质”关系上，则既包含着“文”是与“质”并生的，是“质”自身内在本质的必然表现的意思，又包含着“文”的产生与存在是必然的意思。这些意思统合起来就是“自然之道”。 刘勰从天地之“文”、动植之“文”的产生与存在所概括的“自然之道”，是其论文所本的“道”。“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文心雕龙·原道》)在他看来，人“文”的产生与存在同样是“自然之道”的体现。“人文”的产生与存在既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然的，既是人之本性(“性灵所钟”、“有心之器”)的必然表现，又应该是与“质”表里相符、内在统一的。“自然之道”本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与道家宇宙观、人生观紧密联系，但刘勰这里只是运用“自然”的“自然而然”、“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等含义。同时，刘勰的“自然”还包含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含义，《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论人文时曾指出：“若乃《河图》孕乎，《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缕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实际即是“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神理”，即神妙莫测、不知其所以然之理。上引王充论河图与洛书，即认为“此皆自然也”，“天道自然，图书自成”。这当即刘勰之所本。可见，“神理”与“自然”是紧密联系的。《文心雕龙·丽辞》篇论对偶，“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上两处“神理”实即“自然”。由于“神理”概念的相关性，刘勰的“自然”也从一个方面继承了先秦道家“自然”论哲学观本就包含着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思想。 刘永济《文心雕龙原道篇释义》：“此篇论'文’原于'道’之义，既以日月山川为道之文，复以云霞草木为自然之文，是其所谓'道’，亦自然也。此义也，盖与'文’之本训适相吻合。故凡经纬错综者，皆日文，而经纬错综之物，必繁缛而可观。故凡华采铺芬者，亦日文。惟其如此，故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鱼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乱者，皆自然之文也。然则道也，自然也。文也，弥纶万品而无外，条贯群生而靡遗者也。”刘勰的“自然之道”是贯穿于天地、动植、人之“文”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本体论原则，因此，他的这种文学观可称之为“文道自然”观。它虽然集多重含义于一身，但在本质上实际是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观的表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刘勰通过“征圣立言”，对“自然之道”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者也”，“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这些论述贯穿着儒家“文质”观，实际是《原道》篇尚处于抽象状态的“自然之道”原则的具体化。 二、“文道自然”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 刘勰在《原道》篇所提出的“文道自然”观在《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中逐层深化，构成了其“自然”论文学观的核心层次。同时，这一思想也贯穿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都有所表现和发展。 1．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心雕龙·明诗》篇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的思想情感是与外物感应的结果，而文学的发生则是这种情感自然而然的抒发，这也是中国古代“诗言志”传统的进一步体现。同时，这种观点既是其《情采》篇“为情而造文”思想的表现，又融合了《淮南子》的“感而自然”与《礼记·乐记》的“感物”说，而其强调文学创作的自然兴发对“自然”论文学观更有深远影响。《文心雕龙·体性》篇指出，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潜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的过程。这固然是孟子的“有诸内，必形诸外”、《毛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的发展，与王充的“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更为接近。虽未出现“自然”概念，但却明显有“文道自然”观所强调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之意。 2作家性情上的“自然而至”。《文心雕龙·诔碑》篇论蔡邕的碑碣之作，指出：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 《文心雕龙·体性》篇历论自西汉贾谊至西晋陆机十二位作家的个性与其文学风格的关系后，总结性地指出“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这两处“自然”都用于论述作家人性、才能与其作品风格、成就的关系，强调前者与后者的“表里必符”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可以说是“文道自然”观在作家与其风格关系上的发展。因此，这里的“自然”既有必然之义，亦有自然而然之义。此外，《文心雕龙·丽辞》篇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自然”与“神理”在“造化赋形”的生成论上联系起来，既有自然而然之义，同时也潜含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义。同时，刘勰强调“丽辞”应该是在“运裁百虑”的创作过程中“自然成对”，也有着反对刻意雕琢的意思。《文心雕龙讲疏》：“文之有丽辞，实本乎自然。??凡此诸语，皆明奇偶无定，唯取其适。而自魏晋以来，竞为绒巧。亦犹声韵本出自然，而沈约以来，益深靡丽之病。夫文形文声贵得自然之美，强以人为规矩拟之，必不可得矣。” 3．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心雕龙·定势》篇论及到文章风格，指出：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洞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清纪昀评云：“自篇首至'自然之势’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势。”实则这里讲的是文章体式与风格、作家个性与风格的关系。“自然之趣”强调的是文章内容与形式、形式与内容的“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文心雕龙·定势》)的必然联系，“自然之势”强调的是作家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与其风格的“自入”、“必归”、“类乏”、“率乖”的关系。这两重关系有一致性，故刘勰分别以“自然”和“势”论之。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不仅在理论上阐述这种“自然之势”，而且由此出发主张作家要把握这种“自然之势”，在文学创作中“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文心雕龙·定势》)。这也可以说是道家“自然”论哲学的“顺物自然”思想的反映。 刘勰主张顺任自然的思想，还表现在对“隐秀”问题的论述。 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文心雕龙·隐秀》)“隐”即文情含蓄蕴藉，“秀”即“篇中之独拔”的秀句。刘勰对于“隐秀”主张“自然会妙”而反对“润色取美”，即强调“隐秀”应该是创作自然而然的结果，而并非刻意雕琢的成就。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隐秀之于文，犹岚翠之于山，秀句自然得之，不可强而至，隐句亦自然得之，不可摇曳而成。此本文章之妙境，学问至，自能偶遇，非可假力于做作，前人谓谢灵运诗如初日芙渠，自然可爱，可知秀由自然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尽日竞不得，有时还自来’，正是自然之旨。” 4．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在关系到文学创作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刘勰虽然没有运用“自然”概念，但却明显体现着“文道自然”的观念。如其论创作构思，提出“禀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文心雕龙·神思》)表现出明显的反对冥思苦想式的创作构思的倾向。在《文心雕龙·养气》篇，刘勰集中批判了刻意雕琢的创作方法，指出“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他强调的是作家对待创作应该采取“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文心雕龙·养气》)的态度，加强艺术修养，把握艺术创作的规律，这样具体创作之时才能“无务苦虑”、“不必劳情”。而这种情况下的创作自然可以达到“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文心雕龙·养气》)的自由境界。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养气》篇指出：“本篇申《神思》未竞之旨，以明文非可强作而能也。《神思》篇云：'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彼篇以虚静为主，务令虑明气静，自然神王而思敏。本篇'率志委和’，'优柔适会’，'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亦即求令虚静之旨，然细绎篇中示戒之语，如日'钻砺过分’，日'争光鬻采’，日'惭凫企鹤，沥辞镌思’，言外盖以箴其时文士，苦思求工，以鬻声誉之失也。”@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也认为，刘勰“提倡'率志委和’，反对'钻砺过分’，这就是《神思》篇所说的'无务苦虑’，'不必劳情’之意。其中心是强调要顺乎自然，不要勉强而作。率志，是随自己的心志；委和，是附合天地之和，亦即自然之意。要使创作顺乎自然，理融情畅，自然就有兴会标举之妙。”@因此，“率志委和”的创作自由之境在根本上来源于对创作规律的熟练掌握与超越。《文心雕龙》特设《总术》篇作为其创作论的总论，强调“执术驭篇”，反对“弃术任心”。范文澜指出：“此节极言造文必先明术之故。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总谓之术，使'思有定契，理有恒存’者也。或者疑彦和论文纯主自然，何以此篇亟称'总术’，讥切'任心’，岂非矛盾乎?谨答之日：彦和所谓术者，乃用心造文之正轨，必循此始为有规则之自然；否则狂奔骇突而已。”可谓深得彦和之用心。 当然，文学创作不能仅凭借对创作规律的掌握就能写出好文章，要真正达到创作的自然自如，还必须隋会”：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文心雕龙·总术》) 所谓“情会”即创作灵感的来临、创作冲动的郁然勃发。刘勰强调在“情会”降临之际，要“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这也就是《养气》篇所说的“优柔适会”。这时的创作，不再是“术有恒数”的“按部整伍”，而是超越于“术有恒数”的兴到神会，由“有法”臻至“无法”，从而达到“率志委和”的“自然会妙”境界。这里对文学创作的顺任自然的“率志委和”境界的论述，虽然没有出现“自然”一词，却是刘勰“文道自然”观的终极趋向。 总之，魏晋时期“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很多在后世影响重大的文学观在魏晋以至六朝时期的形成确立，而这些文学观往往以某一关键性话语为标志。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丛生的时代，这些话语并非完全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其他思想领域的影响转换而来的。刘勰的“文道自然”观可以说是“自然”论从哲学到文学领域转换取得的最重要理论成果，以“自然”为主要理论标识的“自然”论文学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形成确立。“刘勰的自然论，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审美判断，而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接触到文艺创作原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自然”论文学观的许多重要内涵在刘勰那里尚处于引而未发的状态，但刘勰比较自觉地将道家“自然”观运用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确立了“自然”论文学观的基本的理论取向，这一理论贡献仍然是前无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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