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南京的人，对杜牧的《江南春》一定不陌生。诗里描述六朝时期南京寺院林立的盛景时，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到所谓的“四百八十寺”，就不得不提到位于钟山的定林寺。这个寺院始建于南朝宋，到南朝梁时规模已非常庞大。《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著名文学家刘勰（约465—约520），即与这座名刹有不解之缘。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山东莒县人。他出身于寒门庶族家庭，父亲去世很早，家道由此中落。虽然刘勰一向喜爱读书，从未因为生活困难而放弃学习，但在注重门第的南朝，刘勰的才华很难得到施展，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存在问题。 他只有依靠在当时有政治背景、物质基础和藏书丰富的寺庙，才能获得个人生活和文化知识上的支持。南齐永明二年（484），刘勰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进入了定林禅寺，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寺中高僧学者僧祐的指导下，他对佛法有了更精深的见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时，刘勰阅读了寺院所藏各类文献。正是在居住钟山定林寺的最后几年里，大约从建武二年（495）至中兴元年（501），刘勰完成了《文心雕龙》。然而，这部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刘勰趁文坛泰斗沈约出行的时候，带上自己的著作，在沈约车前摆出要卖书的样子。沈约看到了，很好奇，把书拿过来读，读后大加称赞，还常常搁在案头翻阅。沈约不仅文学地位高，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刘勰鬻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建康城，刘勰也因此受到朝廷的注意，自此踏入仕途。梁朝代齐之后，刘勰来到主持编录《文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身边，成为其重要的文学侍从。 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将文学置于很高的地位。文学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士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南朝宋文帝时期，更是设立文学馆，文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闻名后世的《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总集，也是在南朝后期编纂完成的，可见南朝文学创作风气之盛。然而，文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在文学创作中，许多问题被提出来。比如，文学与经典及史学的关系如何？不同的文体之间是否存在写作方法上的差异？……在思考和争论中，产生了不少文学理论。比如曹丕、陆机、挚虞等人对文体分类的讨论，南朝永明时代有关诗歌声律的“四声八病”学说，南朝人关于文学审美性与实用性之分的“文笔之辨”等，这些都为《文心雕龙》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人，包括刘勰本人，都没有停止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刘勰所谓“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刘勰以“文心”二字作为书名，表明他对文学宏观理论的关注。至于书名中“雕龙”的含义，则与齐梁之交的文坛争论有关。按照周勋初先生《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的说法，梁代文坛存在三个文论派别：以裴子野为代表的 “守旧派”，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 “趋新派”和以萧统、刘勰等人为代表的“折衷派”。裴子野曾写过一篇《雕虫论（并序）》，批评南朝刘宋以来“藻饰雕虫之艺”盛行，人们喜欢浮丽文弱的作品，而写这种作品，就像在虫子上雕刻，过于注重形式，远不如前人作品典雅精深，没有价值和意义。刘勰以“雕龙”作为书名，充分肯定文学创作中的形式艺术之美，显然有与裴子野的《雕虫论》分庭抗礼之意。 《文心雕龙》开头的《原道》中说，世间万物，如日月、龙凤，都有纹饰藻绘，这是自然之道，人也应该合乎这样的自然之道，进行文学创作。可以说，刘勰充分肯定文学创作中的修饰和词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专门写作《丽辞》《夸饰》等篇，详细论述具体的修辞方法，而在最末的《序志》中，刘勰又一次强调“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可以说，刘勰对于文学的文采、藻饰、修辞等方面的重视，在《文心雕龙》里贯穿始终。但是，另一方面，刘勰并非一味强调文学外在的形式，他同时也反对“趋新派”华而不实的文风。实际上，《文心雕龙》起首三篇《原道》《征圣》和《宗经》，都在强调文学创作需要符合儒家为文的传统，作品应当说明一些事理，而不是仅仅追求华美的文辞，否则就会如楚汉的某些辞赋作品那样“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 刘勰认为，文人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进行修饰，是为了表达感情、说清道理。若没有感情和道理，只知道堆砌辞藻，就是欺世盗名的“为文而造情”（《情采》），算不得第一流的文人。相比之下，以宫体诗诗人为主体的“趋新派”，常常用靡丽的辞藻描写宫廷生活的奢侈、女性装饰的艳丽等，不太涉及儒家思想道德，也很少流露诗人的真情实感，显然是刘勰所不赞成的。简而言之，刘勰认为，文学需要“雕”琢，否则便不符合文学的天赋特质。但是，用来雕琢词章的文辞，又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感情与事理，否则言之无物，空洞无味。也就是说，文学家运用自己的才华，所雕之物应该是有体有格的“龙”，而不该在细微的“虫”上使用太多不相称的、浮夸的技巧。这大概便是书名中“雕龙”的意义。 （文章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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