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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不断探索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漫长而艰难的探索道路上，他曾经一度把叔本华、卢梭等西方哲学思想奉若神明。19世纪50年代之后，他逐渐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并最终诉诸于中国的古典文化思想。在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建立并完善了新的生命观，并且把老子的“道”与“无为”基督宗教化、托尔斯泰化，而他自己在成为一名老子思想研究者之外，也成为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道家信徒。 托尔斯泰生前物品。（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列夫·托尔斯泰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不断探索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漫长而艰难的探索道路上，他曾经一度把叔本华、卢梭等西方哲学思想奉若神明。19世纪50年代之后，他逐渐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并最终诉诸于中国的古典文化思想。在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建立并完善了新的生命观，并且把老子的“道”与“无为”基督宗教化、托尔斯泰化，而他自己在成为一名老子思想研究者之外，也成为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道家信徒。 托尔斯泰的一生始终进行着思想探索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些不被当时的俄罗斯人所认同，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托尔斯泰作品中非俄罗斯文化的因素和多元文化的思考。例如，在其19世纪60年代书写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他塑造了一位“非欧洲式的英雄”库图佐夫。从时间上计算，此时托尔斯泰尚未接触到老子思想，但是，库图佐夫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西方文化所认可的典型英雄形象，而是暗合着老子思想的东方式英雄。比如，库图佐夫被描写成感悟到人民意愿的人，“他能对当时的种种事态洞若观火，其根源就是在于拥有纯洁而强烈的人民感情”。而“正是由于承认他有这种感情，才使人民通过如此奇特的方式，违背沙皇的意志，选择了这位不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这暗合了《道德经》第49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库图佐夫对敌人貌似消极无为，倦怠臃肿的独眼老将军总是蜷缩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甚至在战前会议上打起了鼾声：“诸位，……在一场战斗前，最要紧的是……睡一个好觉。”“重要的不是强袭和进攻，而是忍耐和时间。”“没有比忍耐和时间这两种东西更有力的了，它们可以完成一切。”这些语言和描写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像极了。而且其对时间的理解、战术的使用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均能找到共通的意识：“通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 这成为托尔斯泰能够接纳老子思想的一个思想基础，而他的接纳有着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原则，其在接纳过程中保有自己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并非一味照搬。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与具有东方色彩的俄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是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暗合或相互印证契合的基础，并最终成为其接近并接纳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基点。 1877年，托尔斯泰请求斯特拉霍夫为自己收集一切有关中国哲人思想的译作，斯特拉霍夫在回信中提到了英国人朱利恩的《老子·道德经》。正是这封信开启了托尔斯泰研究中国古典哲人思想的最早记载：在1884年初，托尔斯泰抄录了几十则中国谚语作为当年日记的开篇，其中包括老子、孔子语录。2月至3月间，他开始专注研究老子、孔子和孟子。老子在社会问题上清净无为的思想，得到托尔斯泰的认可。托尔斯泰承认，“感受到了老子道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也受到了孔子和孟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著有30多本基础专著，涵盖了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和文学各个方面。”同年3月15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老子就是癫僧的哲学。”在阅读、翻译和研究老子学说的过程中，他把基督宗教的说教和老子的学说作了比较，这一点在他的《福音书》中可以看到。据哲学家伊万金（19世纪80年代在托尔斯泰家给孩子们做家庭教师）说，“他指的是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但在这一关系中他表现得很尖锐：《福音书》应该已经有了确定的观点，否则列夫·托尔斯泰是不会对祷文客气的”。至此，托尔斯泰的所有研读还是建立在译文（英译本和法译本）的基础上。因为汉语的艰涩难懂，托尔斯泰通过第三种语言进行阅读，使得对本来就深奥的文本的理解更加困难。伊万金证实，托尔斯泰曾尝试学习汉语，但因种种原因放弃了。 在1884年阅读法文版《道德经》之初，作家把“道”的概念用“上帝”来涵盖，尽管朱利恩的法译本用的是常用的“道路”（其实，迄今为止的20多个《道德经》译本中有50%仍然一直沿用音译“道”和“道路”这两个词汇。）。所以，“道常道，非常道”在托尔斯泰最早的笔记中翻译后就成了：用语言可以描述的上帝不是永远的上帝。当然，也有一系列的文章可以证实，他所说的“上帝”不是通俗意义上和教会意义上的“上帝”，而是人灵魂之初，是主观的爱和客观的幸福。 1893年，托尔斯泰和Е·波波夫一起，以朱利恩的《老子》法译本和施特劳斯的《老子》德译本为蓝本，终于把《老子》译成了俄语。在1894年托尔斯泰的日记和书信中，能看到其从事老子研究的大量信息，表现出其对老子的深入而多方面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施特劳斯把老子的大量名言译成短小精悍的诗体格言。许多汉学家对其译本有所指摘，而托尔斯泰对此作了精心的辨析，并且在1893年10月和11月间与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的通信中探讨了施特劳斯对于汉语的研究以及对老子一系列专用名词和概念的解释的可信度。之后，托尔斯泰撰写了《无为》一文，在文中把“道”已经解释为“道路、美德、真理”。随后又撰写了一系列哲学思考文章，如《福音书补充》、《天国在我们心中》、《我们该这样做》和《有关生命》。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老子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轨迹。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子学说的实质就是作为单独的人所拥有的崇高的幸福。尤其是人和民族的幸福是要通过对‘道’——道路、美德、真理的认识获得。‘道’的获得要通过无为而实现。老子的学说认为，人所有的不幸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他们没做，更多是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什么事是不该做的呢？不应该生气，不应该迷失，不应该诅咒，不应该以恶制恶，不应该使用武力。”这也是托尔斯泰接受老子思想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存在着跨文化和跨时空的契合。值得注意的是，在给自己的出版商兼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托尔斯泰转述了老子的话：“为了成就伟大的事情，应该去做小的事情；而且应该相信，这小事不仅能够救他自己，而且能够拯救整个世界。就让人在上帝面前努力完善自己吧，同时要相信，他的这种完善是全世界需要的；所以他是在完成着一件伟大的事情——他在拯救世界。”这是对《老子·道德经》63章中“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大”的托式引申式转述，也显示出托尔斯泰认同老子无为思想的着眼点之所在——即把无为于外变为了无为于内，即从个人的小事做起（完善自我），来拯救世界。而且他把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中的无为说变得更加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其矛头直指沙俄社会统治阶级的“为”。 在自愿为东京神学院的汉学教授小西增太郎做《道德经》俄译文的校对中，在阅读波尔·卡鲁斯英译本的过程中，托尔斯泰对老子学说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认同。在《托尔斯泰智者每日思想选集》中，他对“道”的阐释又用了一个新词——理性，之前则只是简单的音译，无为也使用了“恭顺”、“完全的恭顺”，这些词汇的变化体现了他对“道”和“无为”的理解由简单到逐渐的深入。“道可道，非常道”在他的译文中也翻译成了“那可以理解的理性不是完全的理性。”按他的理解，“理性”就是生活的准则，是“摒弃个人生活的要求，剔除人失常的行为，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喜悦。”从他使用这些专业词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引申和思考的轨迹。 托尔斯泰的日记中多次谈到中国文化。甚至在1909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大批书籍出版计划：“……五，中国概况和三教；六，佛教；七，儒教；八，道教……5月5日，为伊万·伊万诺维奇编写孔子和老子。”“读老子对我意义重大。甚至和老子完全对立的卑劣情感，即骄傲，想当老子……”这个愿望值得注意，他甚至还说：“最高的精神境界总是和完完全全的谦卑联系在一起。”这种暗合于中国古典认识论的自省式、体悟式研究，应该是托尔斯泰找到的把握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最恰当的方法，也是他成为老子学说的首位俄罗斯信徒的路径。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托尔斯泰依旧不断修改着自己对《道德经》的翻译，这个译本不同于小西增太郎的版本。这几本翻译笔记今天还放在托尔斯泰庄园的书房里，密密麻麻的笔记和修改诉说着这位老人对《老子·道德经》的挚爱与思考。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张春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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