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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壹 整个地块都被拆得差不多了。死去的房屋，连带里面的生活，如今都是碎砖碎瓦，就这么堆着。只有这条弄堂残存。弄堂口临街墙面上开出洞，勉强够一个成年人进出。
洞口半人高的地方放了柜台，上面摊满各种零碎的家用货品，几包零食、一溜矿泉水和碳酸饮料。大约都放得年久了，包装上的商标标识都晒淡了。有时来了小孩，缠着大人要买柜台里面的碳酸饮料。这才看见柜台后的老头起身，费力去高处取物了。来人才发现，原来店主拄着拐杖，是个残障人士。再仔细看了，还发现他的头与身体的比例并不协调。付钱的大人心里喟叹了一下，起了同情心，多数也就不要找零了。
到了快收摊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骑着黄鱼车来。穿得简素，戴着袖套，跳下车来，就径直帮店主收拾柜台上的货品。店主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了，妇人马上搀着他，做惯的样子，原来是两夫妻。
妇人让丈夫坐上黄鱼车。裹头的围巾落下来，露出一头浓密的烫过的卷发，下面是两道文过的眉毛，五官夺目，即便已经上了年纪，但也不难推测她少女时的娇俏。弄堂口摆出晚饭桌子的人和这两夫妻点点头，目送他们离去。
“这就是当年的一枝花啊”，待黄鱼车的影子在废墟背后消失，坐在弄堂口的人们一边摆开碗筷，一边窸窸窣窣议论：“可不就是一枝花嘛，嫁给了瘸脚。”
“当年她爷娘哪能想的啦，也不肉痛女儿吗？”
“喏，那个时候瘸脚是独子呀，他父母过世后给他留下了一万元存款。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万元户’呀！不得了来！又有一间小房间，乃么是觉得今生都不愁吃不愁穿了呀”，“再讲哦，他就在弄堂口看看电话亭，多少安稳！姑娘只要嫁给他就不用上山下乡了，就能留在娘家人眼面前了。勿要太嗲。谁能想得到现在呢？”
众人放下碗筷点头：“这是不晓得的呀。爷娘尽了自己的全力，就求为女儿做出最稳妥的安排。”几乎是下意识的，他们看了看弄堂口那个开在门洞里的店面。
下了木板的店面，正立在一片废墟边。
之贰 轨交11号线，江苏路地铁站月台上，地下的世界里，一群60岁左右的阿姨提了纸钱、花束候车。这个时节，正是上海人去郊区给家人扫墓的日子。
几个发小广告的从人群中穿梭而过，向候车者怀里撒去一张张挺括的彩纸。有个阿姨接住了，有个阿姨没接。接住的阿姨坐上列车时才展开来细细打量。是一张房产广告。那个没接到的，就凑上了搭讪：“是什么啊？”
“是关于在昆山花桥的房子广告。”拿着广告纸的甲阿姨往后让了一让，喃喃念着广告词：江苏路站头上可以坐11号线，正好从上海西面一路通到邻省江苏昆山的花桥地区。
“蛮好的呀，”甲阿姨笑着用沪语说：“花桥的房子比上海便宜，我看看将来能不能买到那里去住住。”
搭讪的乙阿姨听了，立刻皱眉撇嘴：“花桥，远得来。”
甲阿姨无奈：“可是我现在住的老房子太小了，儿子到了要结婚的年纪，没房子讨不到老婆。我想我和老公住到花桥去，把市区的房子让给儿子结婚。他们年轻人上班，总归要在市区里方便。”
乙阿姨说：“你既然住在老房子，等动迁好来，何必去乡下头啦？”
甲阿姨羞愧起来：“我现在的房子就是动迁时候分的。那个时候戆呀，觉得拿货币合算。所以只拿了套小房子，然后剩下的就要了货币。1999年呀，那个时候说分给我们30万，我们觉得放在银行里两辈子花销都有了。一套住住，钞票放在银行里吃吃利息。多少稳妥。哪里想到这些年房子价格越来越高。
“后头儿子大了要婚房了，我们想等等吧，等等房价又高了，再等等房价更加高了，到后来，屏僵了。房价高得我们是不吃不喝也再也买不起了。后悔呀。动迁时候我要好的邻居就没拿一分钱，净拿三套房子，有眼光呀！现在她和儿子媳妇都在一个小区，天天抱孙子。我连去看他们的脸面也没有。”
乙阿姨语气低沉：“你老实呀。”
甲阿姨说：“是呀，叫阿拉支内就支内，叫阿拉只可以生一个就生一个，叫阿拉不要拿钞票投机绝对不投机倒把。我们也想过贷款买房子，但老公和我说，清清白白的好人是不欠债的。哪怕是银行的债也是欠债。欠债夜里困不着的，哪能可以！他戆呀。我听他也是戆呀。一辈子老老实实，但我们是求稳妥呀。”
列车已经到南翔了。乙阿姨叹气道：“我理解的，但你考虑一下，我是为了你好。将来你老了，看医生配药住在花桥都不方便的。儿子就算结婚，你连带小人也不方便的。你要想一想。”说了便下车了。
甲阿姨默默又坐了好几站。到目的地站头了。她拿起花束要下车了。广播里放着预告到站的提醒。她站起来，把那张广告纸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留在了座位上，走了。但就在车门要关上的瞬间，她折返回来，迅速抽起那张广告纸，带走了。
车厢门“嘟嘟”两声，准时关闭了。
之叁 用打车软件叫出租车，坐定，才发现司机是话痨。一路告诉我接我的单子他要被扣分。内容虽抱怨，但兴致却很高。
我从市区到郊区，单程车费超过百元，是出租车司机最热衷要抢的生意。便问老爷叔：“你哪能会被扣分？”
他说，现在用这打车软件有了规定，为了避免司机只做长单不接短单子，因此推出积分制。接长途扣分，接短途积分。分数越高，以后信誉越好，同等情况下接单子更顺利。
“这蛮好的呀。”我说。
“是呀，以前公司也认识到司机总归喜欢挑长单做，但公司的调剂手段就是扣钱、惩罚。不接短单子就罚钱，不接电调就罚款。没意思的呀。还是这打车软件好。我算看出来了，我们公司那么多管理人员、个个大学毕业，立了多少项目，做了多少研究了，那么多年想不出解决之道，但这个市场化的小公司就有办法。体制内的公司没有活力的。”
我反驳他：“话虽然这么说，但说到大学生求职，当然还是想能进你们公司做职员。又安稳，又有名气，算得上是铁饭碗。创业这种打车软件小公司的就几个小朋友，未来没有保障呢。”
我和司机说，“比如你孩子大了，你会让他进你们公司还是去这种朝不保夕的小公司？”
“当然去小公司了，哪怕天天吃苦，但我会让他去闯一闯。现在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嘛也就算了，我们这代人总归喜欢所谓的稳妥。但真正的稳妥是什么呢？”
司机微微侧过头来，从后视镜对上我的眼睛，问我。
本文刊于2016年1月2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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