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灵魂的理论典范化

作者：高宣扬

摘自：《德国哲学概观》

德国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以抽象的哲学理论形态，曲折地、凝缩地、然而却深刻地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尤其表现了德意志民族寻求自身思想文化的独创性，表现他们试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谋求其民族尊严的顽强愿望和意志，也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智慧及其重视和善于理论思维的珍贵传统。所以，德国哲学就是德国民族灵魂的理论典范化。

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指出：人们的哲学思想的类型，是由其所处的命运决定的。他的这一论断，也许正是从德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本身总结出来的。德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优秀典范，表明了这样一种逻辑：尽管哲学是如此地抽象，但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家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重要特质，表现了民族的精神及其历史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哲学乃是德意志民族所固有的“德意志性”（die Deutschheit）的集中理论表现；而“德意志性”，确切地说，就是“德意志精神”

. Hrsg. Wilhelm G. Jacobs, Peter L. Oesterreich, Band 2, S.539—788 Frankfurt a. M. 1997。在这里，“精神”是以德语Geist的原意来理解的，因为德语Geist不能简单地翻译成汉语的“精神”或英语的Spirit，实际上它包含意志、思想、情感、气质、生活风格、秉性、心理素质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复杂的成分，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为特别的表现形式。因此，同英语的Spirit比较，它还包含思想、心态、魂魄和灵气的成分。所以，在Geist一词中还含有古希腊字πνε）的意涵，也含有拉丁字和的意思。

然而，德国哲学同德意志民族性的密切联系，只是在德意志民族得到真正独立地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生活在第9世纪至第15世纪之间的德国哲学家们，由于尚未摆脱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束缚，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德意志民族尚未真正地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生命集合体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由于他们尚未创建完整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系统，因而，他们还未能独立地操用本民族的德意志语言进行自由思考，更不能使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地表达具有本民族传统精神的哲学理论。所以，15世纪前的德国思想家们，并不能真正地代表、也不能以哲学形式表述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

因此，宗教改革前的德国中世纪哲学思想，只能混杂在主流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中，充其量也只能被称为德国哲学的“史前发展阶段”。

显然，德国哲学的真正开端，必须是在德国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独立自主地进行自由思想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使其创造性的思想和民族精神世代相传地进行连续积累、并不断发扬光大。所以，真正的德国哲学只能是用德语创造和表达的哲学；对于德国来说，作为哲学思想的开端的历史时刻，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因为正是宗教改革开启了德国人全面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社会交流和实现哲学思想创造的历史新局面。

德意志民族从其创建的开端，就对哲学思维给予重视。哲学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关键地位的确立，并非偶然；它不但有德意志民族性作为其内在基础，而且还有德意志文化及其历史环境作为其形成条件。就德意志民族性而言，康德（Immanuel Kant, 1704—1824）曾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一书中说，德意志人有诚实和节俭的好名声，这些特点正好不适合于冠冕堂皇的事情。……德国人的性格往往同理智的黏液质相结合，既不对既定的规章制度抱有玄想，也不打算虚幻出一种制度来。……在好的意义上说，黏液质是这样的一种气质，即冷静思考，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同时又忍受由之而来的艰难困苦，因此，人们可以对德国人的正确理智和深沉反思的秉赋，寄予如同对任何一个有能力造就最伟大文化的民族一样的期望。……在与人交往中，德国人很谦虚。他们比任何别的民族都学习更多的外国语。他们是渊博知识的批发商。

实际上，立足于德意志民族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建基于德意志民族的特殊生活方式，根据德意志民族语言形成和运用过程而奠定的严谨的语言表达方式，再加上德意志民族擅长于对异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和临摹，所有这些，使德意志民族在长期形成和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学会和加强了自身的哲学智慧。这种历史传统一旦形成，便使逐步形成和被普遍运用的哲学思维方式，又反过来促使善于总结实践智慧的德意志民族更进一步重视哲学的创新。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德国人越重视哲学的创造及其发展，他们就越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哲学优越地位；而这样一来，哲学和德国历史就形成无限反复的“永恒回归”的创造游戏运动，不仅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成熟奠定基础，而且也为德国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争得无可争议的特殊领先地位。

纵而观之，德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哲学的创造和发展，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生存历史中，痛切地感受到创立自身富有民族特性的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哲学，在德国人看来，是民族的灵魂，是他们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精神根基，也是他们维系其民族同一性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无限延伸发展可能性的最终思想支柱。

因此，通过对于德国哲学的历史观察、分析和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系统地认识、把握和理解贯穿于德国人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中的珍贵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我们将体验到振兴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文明精神的关键力量，那就是不断地实现哲学思想方面的创造性超越活动。

任何一个民族的成长和强盛，主要靠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它所拥有的人口及其占据的自然环境和物质财富，其二是它本身的内在精神、创造性思想及其文化，特别是语言；前者给予它生存和繁荣的物质基础，后者为它提供生命的创造活力和生存的精神动力。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基本教训告诉我们：尽管前者与后者是紧密相连的统一体，但与前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后者，才从根本上体现了该民族作为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异于动物及其他自然生命体的优越性，也才能为它提供民族统一和发展的无限力量，使它于世界民族之林确立其应有的地位。而语言，作为民族精神和历史经验的载体及表达手段，乃是民族精华的密码所在，尤其成为民族存在及其发展的重要媒介。为此海德格尔强调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把语言归结为“存在的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语言只是存在的消极避难所”，更不能因此把语言理解为意义的静态储藏库，而是要进一步把语言当成民族整体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各个体成员进行创造的手段及出发点。语言本身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语言与民族存在的关系，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实体的关系，因为两者相互渗透而交错并存发展。语言的生命力与民族的生命力是相通和相互补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生命力构成了民族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民族智慧的储存库和历史记忆的总档案，也是民族持续地发挥自己的生命力的动力来源。

德意志民族充分意识到语言对加强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不管在任何历史时期，都竭力维护德语的纯洁性、民族性及其更新精神。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德国还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小公国，政治混乱不堪，腐败无能，致使德意志民族国家及民族精神未能牢固地统一起来。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曾经引起青年席勒和歌德等文人的忧虑及关切。席勒和歌德在《讽刺诗集》中慷慨激昂地说：“德国，究竟在哪里？我知道找不到这个国家。学者开始从业的所在，正是政治销声灭迹之处。”席勒等人以学者的历史使命，口诛笔伐，用他们的犀利的语言批判德国的腐败政治，试图拯救德国，使德意志民族从那以后迅速发展成为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国家。

德国哲学思想的真正源泉是德意志人的内在精神特质及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而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别具一格的语言，则保证了民族精神及其创造力的延续性及其充分发挥。

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基础，是该民族长期形成过程中，经历他们与自然、世界和周在文化气氛的不断交流，在他们自身的连续反思中慢慢地无形沉淀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哲学史研究中，必须探究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德语的哲学性。

为了确定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条件，首先必须调查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什么样的时空条件，饱受了什么样的历史考验而逐渐定居于现在的德意志国土的范围内，它又如何借助于它所占据的土地和天然环境而创造和发展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确定德国哲学作为德意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怎样慢慢地形成其自身的理论形态，又如何发展成为现有的繁荣状况。

据考据，被称为日耳曼人（Die Germanen）的德国人，源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的印欧种族。据推测，他们的最早祖先是在北欧的青铜时代形成的。他们从原始分散的不同种族、部落和部族，经历几千年的混合、合并、再分裂、再融合和统一的反复曲折的漫长过程，终于逐渐地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左右，形成为在语言、文化习俗和礼仪等方面较为稳定和相类似的几个核心种族单位。从此，日尔曼人才作为一个种族共同体逐渐形成，而他们也逐渐创造自己的独有文化；他们聚集的地方，被称为“日耳曼尼”（Germanie）“。日耳曼尼”这个称呼，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Augustus, B.C. 63—14）统治时代开始使用的。当时，日耳曼人的祖先，在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 B.C. 18—A.D. 21）的指挥下，在低萨格斯地区的条托堡森林（Teutoburgerwald）中，战胜了受罗马皇帝委任统治日耳曼人的大将瓦卢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 B.C. 46—49），迫使罗马皇帝承认日耳曼人在莱茵河左岸至黑海（古代的罗马人称之为“好客的大海”，拉丁文称为Euxeinos Pontos）之间的领土上的合法居留权。从此，罗马人把这一带称为“日耳曼尼”，意思是“日耳曼人的居住地”。日耳曼人是长期居住在整个欧洲的西方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北欧南迁与凯尔特人（Kelte）、高卢人、斯拉夫人等相遇。后来，他们又与欧洲东部的斯拉夫民族、西部和南部的拉丁民族、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以及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构成为欧洲人的五大主要部分。

日耳曼人和欧洲的其他民族一样，在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单位以前，在他们构成自己的特殊文化、尤其是他们的语言以前，曾经经历了长期的摸索、试探、冒险创新以及反复失败，又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和重新创造的曲折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总是面临着两大方面的挑战：即一方面要克服和战胜自然的挑战，另一方面要同周围与其相遭遇的其他部落和种族既互相交流，又相互竞争。

根据最新的日尔曼文化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最早的日尔曼文化遗迹，主要是在日德兰半岛（Jütland）和德国北部地区发现的。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德国人的祖先至少是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时期，就已经在这一地带活动并创建了他们的最早的文化。这一古代族群及其文化，就其历史而言，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部移民和日德兰半岛以及德国北部地区原住民混合而成、并以他们所创造的铁器文化为基础所构成。从整个欧印民族和文化的更大系统来看，他们属于凯尔特民族及其文化系谱的一个分支。

其实，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日耳曼人就缓慢地分别定居在北欧和维斯特伐利亚地区。也许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历史学家兼哲学家波塞多尼乌斯（Poseidonios, B.C. 135—151）将上述日耳曼人的历史载入史册。据波塞多尼乌斯说，他们早在公元前的2000年左右，就向南移居；而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日耳曼，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上述凯尔特人的一个分支，由杰诺曼尼人（Génomani）和贝曼尼人（Paemani）两大部分所构成；日耳曼就是由杰诺曼尼的变音而来。从那以后，日耳曼人及其文化，就成为欧洲人和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混杂，以致在古罗马文献中几乎很难区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但凯尔特人拥有比日耳曼人更早熟而完备的文化，因此，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e, B.C. 484—425）很早就确认凯尔特人是拉丁文化的主要创作者，而他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后来定居于莱茵河的入海口周围，特别是其南部地区，其另一部分则留在多瑙河上游地区。这些人后来成为法国人的祖先，也被称为“高卢人”（Gaulois），主要定居于大西洋西岸塞纳河流域及其以东和以南的广大地区。

这样一来，日耳曼人逐渐留存在高卢人居住区之北和以东，即现在的德国领土，成为高卢人或法国人的邻居。两国文化和思想也因此有密切的交流关系

。

由于当时已经形成统一的罗马帝国，所以，生活在现今法国以东和东北地区的德国人，基本上都居住在属于古罗马帝国的科隆（Kln）和美因茨（Mainz）地区及其周围。实际上，大约在公元前38年，乌比彦人（Ubiens）将他们聚居的科隆一带，称为“乌比阿彦人的阿拉”（Ara Ubiorum，是“乌比彦人的祭坛”的意思）。就这样，科隆一带成为乌比彦人的一个文化中心。由于日耳曼人与高卢人在相当长时间内混杂地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们都共同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曾经共同建构了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所属的加洛林王朝（Karolingische Dynastie）。

日耳曼人与高卢人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几千年来，日耳曼人所操用的语言的特点，就是其子音的多变以及在第一音节上的重音。

本来，在日耳曼人之前，在德国领土内很早就已经有人类定居，并创造出他们的独特的原始文化。在这一带，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古人类残骸，是在杜塞多尔夫附近尼安德河谷（Neander Valley）于1856年挖掘出来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在海德堡于1907年挖掘出来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他们分别是生活在二十万年前和五十多万年前的古人类。

所以，这个发现也证明：在现在德国这个版图内，曾经也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尽管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居留在这个地区的远古种族和民族并不一定是日耳曼人的真正祖先。海德堡地区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可能是欧洲最早的古猿人，即古人类学中称之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后裔之一。他们原是非洲南部和东部的古猿人，后来其中的一部分移居欧洲，并随历史时期和气候的变化，慢慢地分散到欧洲的各个地区，形成欧洲后来的不同种族和民族，包括日耳曼人在内。

就文化的创造阶段而言，海德堡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潮发生在亚洲和中欧地带。历史上，人们把这一群移民群称为“印欧人种”，据说他们都共同地使用一种类似的语言，并信仰一种宗教，具有类似的社会结构。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这群人慢慢地散布在欧洲中、西部，延伸到现在的大西洋海岸线；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现在的法国人的祖先，即高卢人。他们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凯尔特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耳曼人也同样是上述“印欧人种”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这些有关欧洲古人类的文化，同德意志文化相距甚远，因为日耳曼人是在青铜时代的晚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他们所定居的南斯堪的纳维亚出发，逐步向南及西南方向转移，然后，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占据下萨克斯、麦克伦堡及波美拉尼平原地区。这是东起维斯杜拉河（Vistula）罗马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及哲学家普林尼第二（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首先命名这条河流为Vistillus；同样地，希腊地理学家普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希腊原名ΚλαSymbolVAp， 90—168）也曾经在他的著作中称之为Ouistoula流域、西至维兹尔河（Weser）的广大地带。

公元前800年左右，日耳曼人纷纷南迁，散布于莱茵河流域。随后，公元前5世纪左右，日耳曼人所占据的地方包括了内莱茵河流域、图林格和下西里西亚。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左右，欧洲大陆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凯尔特人作为早期原属印度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占据了欧洲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创造了他们的优越文化体系之后，慢慢地发展成一个以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文化为核心力量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则保留其原来由日耳曼种族影响的一种极不稳定状态。这些日耳曼种族，缓慢地逐渐占据多瑙河流域北部和维斯杜拉河东部以至乌克兰平原的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凯尔特人受到兴起的罗马人的威胁，逐渐地转向西部地区，他们逐渐定居于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至莱茵河之间。这时，与凯尔特人不同的日耳曼人，作为莱茵河以东地区的种族的总称，终于确定下来。他们由于居住的地区的差异，形成了三大分支：北日耳曼人，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东日耳曼人，居住在易北河以东；西日耳曼人，在北海沿岸和莱茵河流域。

西日耳曼人，相对于日耳曼的其他分支，更多地与罗马文化发生交往，因而也比较早地直接同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西日耳曼人又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支定居于北海沿岸，主要是由索格（Chauques）、弗里松（Frisons）和巴达维（Bataves）等部族所组成的。他们占据着莱茵河中部及易北河流域；第二分支由乌比安（Ubiens）、西甘波勒（Sicambres）、萨马维斯（Chamaves）、舍鲁斯格（Cherusques）及萨特斯（Chattes）等部族所构成，居住在易北河地区；第三分支居住在现德国中部和南部以及多瑙河流域，由赫尔姆恩杜勒（Hermundures）、马尔格曼（Marcomans）及格瓦德斯（Quades）等部族所构成。所有这些西日耳曼人，又不断重组和联合，形成为后来称之为苏维夫（Sueves）和阿拉曼（Alamans）的族群，对罗马帝国及整个西欧慢慢地形成一种新的挑战和威胁。

至于东日耳曼人，比西日耳曼人更加不稳定。他们从北海地区沿着奥德河和维斯瓦河河谷向南发展，首先占据多瑙河出海口；在他们之后，是东日耳曼人的哥特人（Gots）和旺达尔人（Vandales），继续威胁罗马帝国的版图。

公元前300年左右，凯尔特人的斯基勒（Skires）和巴斯达尔纳（Bastarnes）两个分支入侵黑海周围，接着，凯尔特人的另外两支秦伯勒（Cimbres）和条顿（Teutons），逐渐入侵高卢地区和意大利地区，直至公元前102年至公元前101年左右受到罗马帝国将军马里乌斯（Caius Marius, B.C. 157—86）的顽强抵抗而受阻为止。

对考古事业甚感兴趣的基督教牧师阿尔伯特·罗德（Andreas Albert Rhode, 1682—1724），继承他父亲德特列夫·罗德（Christian Detlev Rhode, 1653—1717）的牧师和考古双重事业，在其名为《秦伯勒与霍尔斯坦考古文物注释》（）的考古报告中，证实早就定居于易北河右岸的秦伯勒部族文化的存在及其在日耳曼历史中的地位。

公元前200年左右，一部分日耳曼人逐渐地向黑海地区迁徙。由于他们在文化上不如罗马人发达和繁荣，被罗马人称为“蛮族”（Barbares）。“蛮族”一词来自希腊文Barbaroi，是古希腊人从荷马时代起对不讲希腊语的外族人的总称，其原词义是指“胡言乱语的人”，主要是责怪他们说话不恪守逻辑原则，也表现出希腊文化的“逻辑中心主义”的基本精神。古希腊人自称说话讲究“逻各斯”（logos），以显示其高尚的文明优越地位。罗马人继承希腊文化的传统，对日耳曼人抱有敌意。从此，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罗马最高统帅恺撒（Calus Julius Caesar, B.C. 101—44）曾多次在他的《高卢战记》中描述与日耳曼人的战争状况。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描述了他所遇到的日耳曼人的部落组织及其习俗的状况，有助于我们概括地了解当时的日耳曼人的文化及其精神状态。

公元前60年左右，凯尔特族的苏维夫部族入侵阿尔萨斯地区时，遭到罗马人的顽强抵抗。于是，恺撒才首次在拉丁文献中正式记载凯尔特族的名字,并简单描述了他们的民族习俗。

公元1世纪，也就是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Augustus, B.C. 63—14）和迪贝尔（Tiberius Julius Caesar, B.C. 42—37）统治的时代，日耳曼民族逐渐散布于易北河两岸并逐渐创建他们的文化。关于日耳曼人在这段历史的文化状况，古希腊和罗马的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 B.C. 58—21/25?）、普林尼（Cia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和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等都有所记载。

公元16年罗马皇帝迪贝尔在征服了莱茵河右岸广大地区之后，北从波罗的海沿岸、东到维斯图尔河（Vistule）、南到卡尔帕德河（Carpates）和多瑙河、西到莱茵河为止的地区，就成为了日耳曼人聚集的地区，并被迪贝尔皇帝命名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 libera）；而随后，在公元1世纪末，罗马皇帝把从原来属于罗马比利时军团管辖下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命名为以科隆（Kln）为中心的“下日耳曼尼亚”和以美因茨（Mainz）为中心的“上日耳曼尼亚”。

从那以后，直至罗马皇帝多米迪安（Titus Flovius Domitianus, 51—96）统治时期，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稳定下来，只是在公元21年发生了日耳曼人的弗洛鲁斯族（Florus）的叛乱和公元28年日耳曼人的弗里松族（Frisons）的叛乱，以及公元69年至70年的巴达维族（Bataves）的叛乱。

为了更巩固地维护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聚集地之间的边界，并扩大罗马文化在那里的影响，多米迪安皇帝于公元83年至89年占领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并在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地区交界处兴建公路、城堡和碉堡群。这一被称为“德古马特斯”（Decumates）的罗马与日耳曼的交界处，后来发展成为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特殊行政区，作为罗马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缓冲地带。

公元98年，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发表的《日耳曼尼亚的起源、状况和部落群》（）一书更详尽地阐述了日耳曼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据他报道，日耳曼人是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组成的氏族社会，他们以一夫一妻的家庭制维系其日常生活秩序。在日耳曼人的家庭中，男子充当最主要的劳动力和战斗力，平时从事耕种，战时就奔赴战场；凡是战斗中表现英勇的男子都受到尊敬，部落首领就是最优秀的战士。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实行氏族大会制，凡是关系到氏族重大利益和命运的事物都由氏族大会讨论决定，由氏族大会产生宗族宪法。

公元2世纪，罗马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只是在公元166年和180年，在罗马皇帝安东尼奴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统治时期，发生了马克曼尼克战争。

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之间，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而来的民族进一步同日耳曼人混居在一起。随后，日耳曼人进一步与罗马文化相融合，而其中的法兰克、阿拉曼、图灵格、巴伐利亚、撒克逊、哥特、汪达尔、布尔肯、瓦林和弗里松等部族尤其显著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这有利于他们与罗马人之间的融合，也为他们后来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公元3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日耳曼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他们在罗马帝国范围内能够逐步渗透到社会的高层。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

发生在公元376年的匈奴人入侵事件，造成了罗马帝国的混乱和不稳定局面。面临匈奴人的一再袭击以及受匈奴人打击而移民到罗马帝国境内的各种异民族的影响，使罗马帝国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日耳曼人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动摇，逐渐确立了自己在罗马帝国内外的地位

。5世纪末一个部落公国墨洛温（Merowinger）逐渐强大起来，经过对四邻的征服，建立了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法兰克王国（das Frankenreich）。

741年至814年是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Karolinger）文化创造的鼎盛时期，人们常称之为“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日耳曼人利用这个重要时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而为此后他们的独立创造活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我们将在本书以下各章节中看到：德国哲学的真正兴起，就是发生在这一个历史时期。此前在宗教、神话及生活习俗中所隐含的各种哲学萌芽形态，唯有到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才真正发展成为哲学思想的逻辑形式，透露其理论形态。一大群来自各部族的日耳曼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得不操用官方的拉丁语，但他们已经善于总结自身民族的历史传统，善于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拉丁语言的表达形式结合起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且，经历长久的酝酿和实际的交流过程，日耳曼人的语言也逐渐显露出基本的脉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有可能在其进一步的运用中确立自身的思想独立体系。

大约在加洛林王朝崩溃之后，从公元10世纪初开始，慢慢地形成了法兰克人（Franks）、阿拉曼人（Alamans）、巴伐利亚人（Bavarois）和撒克逊人（Saxons）等较为固定的群体。这些族群后来成为日耳曼人的基础。当时，这些族群中的教士阶层，优先地掌握了日耳曼人群中所流传使用的语言的精华部分，把它提升成为具有自身民族特征的新语言，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德意志语”（deutsch）的原型“特意志语”（teutsch）。

民族精神和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的。本节从一开始就强调民族发展的两大因素，即一方面是它所拥有的人口及其占据的自然环境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它本身的内在精神、创造性思想及其文化，特别是语言。实际上，在第二类因素中，哲学是思想的核心和理论的总结，是根本性的精神动力。民族语言的真正威力及其灵魂，就集中在哲学化的理论语言中。它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而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保障。德意志人只有在9世纪学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以哲学形态表达和总结本民族的精神之后，才首次确保其自身的持续延续发展。德意志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民族，只有当它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创造性哲学理论的时候，它才意识到并奋力维护其自身的民族同一性，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及发展的目标，即清醒地明确自身的存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