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的前后“六客会”

余方德

    从唐代开始，文人集会的形式基本形成，更形成了以地域为中心的特点。而在湖州，除了浙西联唱，前后“六客会”也是一次重要的文人雅集。作为湖州地方文化史上不可忽略的事件，前后“六客会”，又与苏轼两次来湖有关。不用说，那已是九百多年前宋代的事了。

前“六客会”

    东道主是李常。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人。少时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手自抄书，几至两目尽盲。经名医调治复明后，登上进士榜，将自己手抄的九千卷书，藏老家，苏轼为其作《李氏山房藏书记》。宋熙宁初，李常任秘阁校理，不脱学人本色。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知湖州，九年三月移知齐州。后曾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

    李常知湖州半年后的九月，苏东坡（当时还称苏轼）任杭州通判三年期满，奉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而调任杭州知州的杨绘仅两个月又奉调京城入翰林。杨绘是四川绵竹人，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两人同乡又同治理杭州，时间虽短，却已难舍难分。两人离杭同舟，张先、陈舜俞相约前去拜访湖州知州李常，四人以舟载酒，一路同舟而来。

    张先，湖州人并不陌生，他原本就是湖州人，字子野，词坛称其为张三影。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与欧阳修同年同榜进士。皇佑二年（1050年），被誉为北宋词初祖的晏殊知西安，特邀张先做他的通判，诗词唱和、相互影响，名震南北。其后，张先又知渝州、虢州、安陆，因词有名，人称“张安陆”，累官至都官郎中。在京城除晏殊，欧阳修外，他还常与宋祁、王安石、苏轼往来，退隐后在湖州、杭州都有故宅，便往来于湖、杭之间。苏轼称他为师友，在他离世不久，专门撰《祭张子野文》。 1995年，中国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的竞价拍得张先的《十咏图》国宝，更让世人大惊：湖州张先不仅是著名词人，而且还是一位画坛高手。他是湖州人的骄傲。

    陈舜俞，字令举，也是湖州人，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又举制科第一，苏轼一直很欣赏他的才学，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苏轼《鹊桥仙·七夕》就是为陈舜俞而作，称两人“相逢一醉是前缘”，又有许多和陈舜俞往来之词。但陈舜俞却是“朝中无人”，虽在熙宁间以都官员外郎身份做了山阴县令，因不奉行青苗法被降职为南康军监酒税。陈不奉职，弃官隐居秀州（今浙江嘉兴）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后五年而卒。

    另有一位贬官的湖州人刘述为会见苏轼专门从苏州赶来。刘述字孝叔，乃张先父张维“南园六老会”成员之一刘余庆的侄子，神宗时曾任侍御史，苏轼通判杭州任上曾与其会于虎丘。王安石行新法，刘述攻之，终以此贬知江州。时居提举崇禧观闲职，寄情山水之间。

    李常见友朋自四方来，欣喜万分，六人就相聚在霅溪西岸湖州馆驿码头旁之碧澜堂，在歌妓试喉、琴弦合奏声中饮酒欢宴，赋诗填词。

    碧澜堂在子城南一百步，霅溪之西岸，唐大中四年（850年）由刺史杜牧所建。北宋陈尧佑有《湖州碧澜堂》诗：“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 ”作为来往官员上下码头的休憩之所，碧澜堂又称接官厅。历代文人荟萃，吟诗洒墨，极一时文会之盛。

    两宋时期，无论是君臣还是文人士大夫之间，他们用以遣兴的手段之一便是作词唱词。李常好酒好客，也适逢生子做三朝（三天），贵客临门，他一边分赠洗儿钱和玉果，一边运用各种方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使客人尽情地享受做客的乐趣，而歌词于酒席歌筵中让歌伎弹唱，承担了娱宾遣兴的重要功能。张先作为年长而又极享文名的词人，在六客中占有前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东道主的李常自然首先请张先老先生作词。张先也不推辞，作《定风波》记此次宴集。前有序：霅溪席上，同会者六人：杨元素侍读，刘孝叔吏部，苏子瞻、李公择二学士，陈令举贤良。词曰：

    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

    溪上玉楼同宴喜。欢醉。对堤杯叶惜秋英。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

    这就是留传千古的前“六客词”。张先率先创作后，其他人纷纷各自挥毫续之，唱和了大量饯别词。如苏轼作《定风波·送元素》，苏轼与张先各赋《南乡子》词以及苏轼作《减字木兰花（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赠李常，陈舜俞赋《菩萨蛮》，苏轼和《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李常和其他名人也应同时赋有诸多词作。

    这六位都是进士，苏轼、李常、杨绘三位都先后任翰林学士，陈舜俞还得制科第一，《宋史》中均有列传的人物在湖州连日欢聚，而且是无政治目的的文人雅集，饮酒畅叙，歌妓弹唱、城内游玩……一次高规格的六人欢聚，连苏轼后来写信给周开祖也说：“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李常）而元素（杨绘）、子野（张先）、孝叔（刘述）、令举（陈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 ”

    这就是有名的前六客会，地方志、宋人笔记、东坡全集均有记录。

    前六客会还有个尾声。在湖州三四天相聚还兴犹未尽，李常便调官船，在船上摆上宴席和笔墨纸砚。此时歌妓已由名曲改唱张先、苏轼、杨绘等人的词作，使得一行人情绪更加高昂亢奋，一直泛舟至与湖州毗邻的淞江（今江苏吴江松陵镇）。舍舟上岸，一行人登上淞江的垂虹亭，已是夕阳西下黄昏来临之时。夜置酒畅饮于垂虹亭上，继续饮唱。赏月欢娱，兴致淋漓。第二天，苏东坡依依北上，他与张先、李常、陈舜俞等人惜别，都情深难舍。尤其是桑榆暮年的张先，他深知自己来日无多，生离可能即为死别，在苏轼登舟时，不觉老泪纵横，双手紧抓着苏轼的手不放。刘述随苏轼同舟回苏州。苏轼和杨绘同舟到京口分手，官场险恶，这次欢聚都在升职途中。想不到他俩再见面时，都遭贬，竟相遇在当时是荒芜之地的黄州……

    苏轼本来计划，利用这次调差机会，绕道济南（苏辙在济南任通判）探望弟弟，看看新生侄子虎儿，兄弟情深，已有三年未见。因为在湖州“六客”相会耽误的时间太多，只好取消兄弟相会的事儿，赶往密州上任了。

后“六客会”

    后六客会在时间和人物上都有争议。

    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和有的宋人笔记说，后六客会发生在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赴杭州知州任时有六客之会，而且东道主是张仲谋即张昌言，应该说这两者都有误。

    先说东道主。东道主是张仲谋不错，但仲谋是字，不是名，他大名张询，并非叫昌言。湖州历代方志记载清晰：张询，字仲谋，浦城（今属福建省）人。元祐六年到八年，为湖州知州事。他是元祐六年二月到任的，七月苏轼来顺理成章。而施氏年谱认为张仲谋即张昌言，误。昌言名问，任给事中，曾相度河北水利，卒于元祐二年，未任过湖州职，也未到过湖州，根本不可能于元祐四年或者元祐六年主持六客会。但最近读一本苏东坡新传中，仍将后“六客会”安于元祐四年，苏轼赴杭州知州任上，还写道“伤心旧地，罪官重来”之句，看来实有辨清后“六客会”时间、人物的必要。

    经考，后六客会时间应是元祐六年七月，是苏轼由知杭州迁吏部尚书，顺道考察太湖水灾而到湖州，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湖州，方志、宋人笔记，东坡记述也是清楚的。不光东道主张询是元祐六年二月到湖州任上的，而东坡也是七月来湖的，时间吻合。据宋人笔记载：苏轼是认识和熟悉张询（字仲谋）的，他原本是苏轼贬黄州时黄州知州徐君默的妻舅，刚由福建路转运使转任湖州知州。

    曹辅也与苏轼相识较早，其余三客刘季孙、苏固、张弼，均是苏轼任杭州知州后认识并结交的朋友，不可能在苏轼赴杭州任时就相知成客，突然聚会湖州。除东道主张仲谋外，其余四客是：

    曹辅，字子方，海陵（今江苏泰州），一说华州人。官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福建转运使。与苏轼相识较早。多次陪苏轼在杭郊视察游览，时应召由闽经杭州回京，与他同行。

    刘季孙，字景文，开封祥符人。曾官至京城枢密院事，时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曾拨兵丁助苏轼治理西湖。喜文学，又是苏轼诗友。

    苏坚，字伯固，丹阳人。曾官至铅山县令、西安通判，现改为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商税。曾为苏轼治理西湖献策，叙尊苏轼为叔，交往最久。后来，东坡谪海南北归时，伯固专程在韶关南华寺等候迎接。

    张弼，字秉道，杭州人。似无官衔，所以之前同刘季孙、苏固陪苏轼到德清夜游半月泉时，在半月泉石刻上没有题名。曾随苏轼视察杭州新河，苏轼诗中累称其“髯张”。他送苏轼北上，直到润州（镇江）分手。

    由此可见，刘季孙、苏坚、张弼都曾协助苏轼治理过西湖和杭州新河，是以杭州的属下、诗友身份伴送东坡北上的。

    苏东坡这次到湖州已是白发苍颜，55岁的人了。他少了些风流倜傥，多了些伤感凄凉。他在离开杭州想到湖州来之前，得知前六客会东道主李常突然在庐山过世的消息。而在此之前，他陆陆续续地听到前“六客会”中的张先、陈舜俞、刘述都先后离开了人世，他老是感叹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极了，十五年时光，真的比流水还快啊！张先，这个要我叫他张三影的人活得最大。人说七十古来稀，他却活了88岁；他和比他小17岁的刘孝叔（述）竟同年携手而去。陈舜俞那个才子没有遇上好年代，一生不得志啊，竟于前几年在秀州（今嘉兴）不声不响地走了。 ”刘季孙也感慨地说：“朝廷中只知道争权夺利，相互攻击，那容得下人才啊！好在人世间两样东西对人是公平的，一是时间，二是死亡。不论你有才无才，官做多大，该老得老，该死得死啊！ ”

    苏轼被贬黄州时，黄州知州徐君默给了他多方照顾，比如那块东坡地，就是徐知州批准给他耕种的，不仅让他养家糊口，还产生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从此“苏东坡”响过了“苏轼”，一直为天下人知。徐知州有大恩啊，苏东坡对恩人的妻舅倍感亲切。作为东道主的张询，便请苏东坡也来一首《定风波》，苏东坡没有推辞，但词写得哀婉，情绪也低沉，他写道：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这是留传后“六客会”的证词！苏东坡写好后，引起“五星”的一阵欢呼，称赞他写得好。东坡却说：“张先词最后说，也该傍有老人星。我开头就写五星一老斗光芒。老，老人星，十五年前是张先，15年后即是我东坡也。 ”

    五客附词不少，聚会也有三四天时间，但却多了点公事酬酢、师生情离之味。苏东坡更多的是关心湖州灾情和水利建设，没有进入那种欢饮忘归、兴致淋漓的境地。当然，除苏东坡之外，后六客中的五位，也没列入《宋史》列传。但无论怎么说，苏东坡除任为湖州知州外，这两次来湖都是载入史册的，对宣传湖州是浓重的一笔，而前后“六客”，虽有几位湖州人，只因都客居在外，因苏东坡之缘而来湖城聚会，对湖州人来说都是“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