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清代的国子监生》

    清代文人的仕途，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凭自己的“满腹经纶”，由秀才经乡试而成为举人，由举人经会试而成为贡士，由贡士经殿试而成为进士，授为翰林，外放为官，飞黄腾达。这是文人们最好的出路。但是，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通过考试或捐纳，进入国子监，成为贡生或监生，然后授给官职。这也是清代文人的出路之一。贡监制度贯穿有清一代，国子监是清代最高学府，也是培养官僚后备人员的基地，因此有必要深究。
    一、国子监生的生源
    “国子监生”是贡生和监生的统称，名目繁多，来源不一。据《清史稿》，国子监常设的贡监生名色，贡生有六种：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四种：恩监、荫监、优监、例监。
    要了解贡监生的生源，首先须从清代生员的等级说起。生员，即所谓“秀才”。生员可分为三等，一等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每年领取白银（即“廪饩银”）四两；二等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三等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
    。岁贡系由各省的府、州、县学及八旗官学，将资格最老的廪生，按享受廪饩银的年数为顺序依次“贡于王室”。因为是一个挨着一个的选送上去，所以又有“挨贡”之称。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令各省推荐廪生入国子监深造，府学每年一名，州学三年二名，县学二年一名。各种贡生皆由学政确定。所谓学政，是管理一省教育的最高长官。学政每确定一名岁贡（正贡），同时要确定两名陪贡，一正二陪。正贡，即正式贡生；陪贡，即候补贡生。实行“一正二陪”是为了保证岁贡生的质量，如正贡素质较差，文理欠佳，则从陪贡中选取岁贡。两名陪贡也是不平等的，有一陪，有二陪。如正贡不行，则取一陪，如一陪又不行，才取二陪。岁贡是论资排辈，故多为年老衰朽者。蒲松龄就是到七十一岁（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才成为贡生（岁贡）的。
    恩贡生，顾名思义，是因皇帝加恩而获贡生资格者。恩贡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当皇帝视察国子监时，陪同的圣贤后裔生员准作恩贡。这种措施是尊孔崇儒政策的具体表现。另一种恩贡生是指由皇帝下诏，令该年的岁贡作为恩贡，陪贡（一陪）作为正贡，实际上是将该年的岁贡名额加倍。这种加恩是在遇有“喜事”（如皇帝登基、为皇太后祝寿）时实行。
    拔贡生是各种贡监生中素质最高、最受重视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谕，各地推荐拔贡，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学各贡一人。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又定每旗满洲、蒙古共二名，汉军一名，如拔贡文句不通顺，将该学政按渎职罪惩处。拔贡到京后要再考一次，又由于有了对学政的惩治办法，想徇情谋私的学政自然望而却步，因之也保证了拔贡生的质量。时人指出，举人、进士文句不通顺的很多，可是拔贡文句不通顺的却极少。拔贡一般是每十二年（遇酉年）举行一次。
    副贡之制，始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顺天府（即京师）乡试副榜五十五名，增（生）、附（生）准作贡（生）、监（生），廪生及恩、拔、岁贡（生）、监（生），俱免其坐监（在监中读书），即与廷试（在宫廷举行的考试，试后授予官职）”[１]。所谓副榜，是由乡试中的“五正一副”之例而来．各省乡试每录取正榜五名，设副榜一名。正榜即把正式录取的举人按名次写成一榜。此外有文章写得比较好，但限于名额不能录取为举人的，也写成一榜，叫做副榜。中副榜者要取得举人的资格，还必须在以后的乡试中取入正榜。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规定，由廪生或监生中副榜者准作贡生，由增生或附生中副榜者准作监生。由此可见，副贡之下，尚有副监。
    优贡之制，始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生员中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品德高尚的，允许学政推荐入国子监。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礼部议准，各省学政三年任满后，应举报优生，并限制人数：大省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该学政要详细考察、谨慎推荐，宁缺勿滥。学政所荐举的优生，廪生、增生准作贡生（即优贡），附生准作监生（即优监）。
    恩监，始于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可分为两种：其一，由八旗官学中的汉文学生等考取，每三年一次。其二，皇帝视察国子监时，陪同的圣贤后裔中没有生员资格的，准作恩监。
    荫生，有恩荫，有特荫，有难荫。在京文官四品、在外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国子监，称恩荫，始于顺治初年。有时大臣效劳多年，皇帝特令其一子入国子监，称特荫，始于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州县副职以上官员因公死难者，可荫一子入国子监，称难荫，始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
    例贡系由生员捐钱而得，例监系无生员资格者捐钱而得，始于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捐监生者交银１０８两，捐贡生者交银１４４两，同时捐监生和贡生交银２５２两。除例监外的各种贡监生是做官的“正途”，颇受重视。
    二、国子监生仕途的发展变化
    顺治初的十年，是国子监生的“黄金时代”。因天下初定，中低级官员缺乏，不仅得官快，无需赴监肄业，而且多能得正职。每年四月十五日廷试后，即按等授官，考的最好的用为知州，稍差一点的用为府的副职或知县，成绩中等的用为州的副职、县丞或教官。清人也指出，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以前，岁贡的仕途不亚于进士。同样是少数民族的统治，元朝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如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定，毕业的国子监生，“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２]。元代很少实行科举，故入国子学是汉人的一条重要出路。汉人在元朝只能做副职，掌正印的“达鲁花赤”则非蒙古或色目人不可，足见两朝国策的不同。可以说，清朝是以汉治汉，而元朝则是以蒙治汉；以汉治汉，则能消弭民族矛盾，以蒙治汉，则会激化民族矛盾，这是清代比元代统治为长的原因之一。明代的情况略与清同，太祖时国子监最兴盛，国子监生多为高官。后来进士日益受到重用，贡、监生日益受到轻视。但贡生仍能成为府一级的副职及州县正官，多为中下级官员，而非正途的例监则只能成为州县的副官。
    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之后，因仕途壅滞，官员孙柏龄上疏请求恢复贡生坐监（即入国子监读书）之制，坐监期限从六个月到三十六个月不等（雍正五年全部改为以三十六个月为期满）；到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官员王命岳又奏准暂停恩、拔、岁贡生，副榜贡生仍按旧制。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甚至停止了副榜贡生之例。康熙初年，皇帝年幼，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四大臣是统治集团中民族狭隘性比较强烈的一类人物，不懂得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而康熙帝于八年（１６６９年）亲政后，就视察国子监，并于十年（１６７１年）恢复了八旗岁贡生、直省拔贡生和副贡生，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又令选取优秀生员入监，府学二名，州县学一名。这是康熙帝为笼络汉族士人所采取的政策。
    顺治初年实行历事之法，所谓历事，即实习。实习期间每三个月考勤一次，一年期满后参加考试并授予官职。康熙初年，历事法被废除，坐监期满直接考取官职。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定，贡监生愿考中书（中书是内阁所属的低级官员）的，由国子监送吏部一齐考试。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御史李棠奏准，监生考上中书之后，三年即可升为郎中或员外郎等各部以下司一级的正副官员，升迁太快，引起其他官员的不满，因而停止了这条制度。
    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复准，各省岁贡，不必来京廷试，由学政按顺序推荐到吏部，补授低微的地方教职———训导。岁贡多是年力衰迈者，一般来说也就对此心满意足了。而对于年轻力壮、上进心强的岁贡，愿意入监肄业的，由学政开出证明，到礼部履行手续后入国子监肄业。至于捐纳岁贡，即例贡，与上述人员同样对待。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规定不许例贡、例监担任教职；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又规定例贡由廪生出身者可用为教官。这年还议准，直隶州州判可由正途贡生充当，汉军由该旗都统（即八旗中掌各旗政令的官员）拣选，汉人由督抚拣选，遇有员缺，抽签决定人选。
    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奏定，拔贡来京朝考落榜者及其他正途贡生，在乡试之年可以让同乡京官作证明，根据该贡生的请求，令其就职或就教。
    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定，优生可与岁贡一同担任教职。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又定，满蒙贡生可与汉军、汉人贡生一起选用。
    除了直接为官外，贡监生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得官，这也是贡监生的一条重要出路。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定，从国子监考生中录取举人８６名，以后不断增加。到乾隆年间，国子监生乡试，八旗中额３４名，汉族中额超过７２名。政府不仅鼓励贡监生应科举，而且惩罚不应科举的贡监生，凡肄业生在乡试之年不录科（贡监生获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应试的，就被认为是没有上进心，要受到勒令退学的严厉处分。
    三、几种特殊贡监生的仕途及国子监生为官实例
    荫生仕途极佳，是其他贡监生难以望其项背的。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议准，若长辈、为正一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员外郎（六部所属各司的副长官）等，官阶从五品；若长辈为从一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主事（各司的属官）等，官阶正六品，若长辈为正二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都察院经历（监察机关———都察院的属官）等，官阶正六品；若长辈为从二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大理寺寺副（复审案件的机关———大理寺的属官）等，官阶从六品；若长辈为正三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通政使司经历（掌收各省题本的机关———通政使司的属官）等，官阶正七品；若长辈为从三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京府经历（京师及附近各县为京府，经历是京府的属官）等，官阶从七品。若长辈为四品官，则其本人可以做“荫监生”，可以与一般贡监生一起考取官职。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奏准，荫生到地方上做官，若长辈为正一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同知（各府的副职，正五品）；若长辈为从一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知州（从五品）；若长辈为二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通判（各府的属官，正六品）；若长辈为三品官，则该荫生可以做知县（正七品）。从上面知道，一般而言，荫生得官的品级比其长辈低四品。然而，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状元才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修撰和编修均为翰林院的属官），其余多授知县（正七品）等。由此可见，非但其他贡生不如荫生仕途发达，进士、举人也不能与其平分秋色。对荫生如此优遇，反映了满洲贵族对高级官员的笼络政策。皇帝以此来换取高级官员对满洲贵族的衷心拥护，使得高级官员们感恩戴德、勤恳地为其服务，同时也对政局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高级官僚多来自读书人，即“士”这个阶层。清初名臣范文程明确指出，“士心得，则民心得矣”[３]。笼络了汉族中的“士，也就笼络了汉族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从而得以巩固清廷对广大汉人的统治。
    拔贡得官极快，由诸王、大臣引见皇帝后立即授职，比进士、举人更加顺利。如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谕，拔贡参加在中央举行的考试（朝考）后，列入一、二等者，一向是派诸王和大臣挑选，被选中的引见皇帝后可做七品小京官、知县或教职。由拔贡晋升被时人认为是做官的捷径。
    起初，优贡在朝考后没有立即录用的规矩，与普通贡监生一样肄业授官，所以优贡多不来参加朝考。优贡素质很高，大略与拔贡同，这样做未免引起优贡心理的不平衡。于是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议准，优贡朝考列一、二等者，由礼部官员带领引见后，以知县、教职选用。
    近代朱彭寿著《旧典备征》一书，详细列出了有清一代举人和贡监生做到一、二品大员者的姓名。据此统计，在这些一、二品大员中，来自举人的有９５名，来自国子监生的有８７名，其中拔贡２３名，荫生１６名，副贡５名，岁贡５名，优贡３名，恩贡２名，例贡和例监３３名。由此可知，国子监生的仕途与举人略同。例如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按：清康熙间有两个于成龙，皆为高官，这里是指两江总督于成龙），由副贡起家，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授广西罗城知县，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后又迁湖北黄冈府同知，康熙十三年署武昌知府，不久因事夺官。十五年又任黄州江防道，十七年升福建按察使，十九年升直隶巡抚，二十年升两江总督，在任数年后逝世。其孙于准，以荫生授山东临清州知州，后为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江南驿盐道，又升为浙江按察使、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升为贵州巡抚，又调为江苏巡抚
    。总而言之，做国子监生是清代士人走上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清初国子监生的仕途最好，顺治十年以后因进士、举人日益众多，仕途壅滞，然而贡监生中有能力做到高官者亦大有人在，成为清代官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