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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我和夫人随团赴英伦三岛旅游。对这个首开近现代文明之先河的国度，我之所以感兴趣，倒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世界工业革命的源头，而是因为这里曾出现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为人类的近现代文明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是因为光荣革命及随之而形成的人类最早的宪政制度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是因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也是迄今依然执高等教育之牛耳的学府——牛津与与剑桥——雄据于此。7月14日我们造访牛津大学，此后不久在拙文《牛津大学城的修鞋店》中，我对牛津大学有一段描述如下： 牛津是名付其实的大学城——城市与大学融为一体。基督教堂学院大概 可算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我们在基督教堂学院门前的街道匆匆而行，恍 如走进历史。基督教堂学院正门是颇有中世记宗教色彩的建筑，其基本色调 为黄色，两侧的拱顶按轴对称法则展开，正中最下方是人们进出的圆顶大门， 往上层是雕塑精美的百叶窗和一尊《圣经》中的人物塑像。再往上有一大钟， 钟上时点用罗马字标出，看上去充满历史的沧桑，但绝不感到衰老，更无丝 毫类似中国大学的奢华与张扬。 基督教堂学院的门前，是一条商业街，这条商业街上没见到摩天大楼，也看不到丝毫装模作样的现代化腔调，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传统。街道两边排列着文具店、书店与各种日用品商店，唯独不见如上海街头遍布的房产中介与洗脚店。这条街上还有几家手机专卖店，有些文具店也兼营图书与手机。到英国后接到儿子发来微信，要买两本英文原著，因此遇到兼营图书的文具店，我们也会进入打听。 很快我们发现一椿奇事，这椿小小奇事似乎难以引起人们注意：整个商业街上出售手机的商店，未见一只时尚的智能手机如“苹果”或“三星”之类，无论专营还是兼营手机的商店，所见到的都是被上海人早已淘汰的老式手机，如“摩托罗那”、“诺基亚”之类的品牌。这类老式手机显示屏小、价格低廉，尤其是不能上网、不能发微信、不能玩游戏、不能看电视剧，虽可拒绝过剩信息或垃圾信息，却很快遭炎黄子孙的淘汰，并迅速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就连如我这样落伍的土包子，也在2014年秋冬之交，跟着潮流改用了智能手机。 手机、网络早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大家充分享受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带来的成果。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搜索、进入朋友圈，或发微信、或转发八卦信息等等，即便用餐时也会腾出左手操作手机，甚至驾车时也是手不离机。走在街上，也随处可见青年人边走路边玩手机。在地铁或公交车内，低头族们手不离机、全神贯注的现象同样普遍。一个民族如此对手机、网络的高度依赖，真是不可思议。网上有人将智能手机比作现代社会的鸦片，这倒确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其实晚清鸦片仅限于官员、商人、军队、艺人们专享，而今“现代鸦片”的享用早已实现全民化。 由此我联想到自己因退休，近年又在继续教育学院兼课的所见所闻。每次授课，最早到教室的是我，其后三三两两结伴而来的学生，坐下后第一件事便是人手一机，或看电视剧或玩游戏。我知道根本无人在听我讲课，当然也没人讲废话干扰我的讲课。我明白自己不属于那种只知照本宣科、张口即味同嚼腊的教书人，至此也只有眼望着窗外或墙壁，嘴里喃喃地推导IS—LM模型或鲍莫尔—托宾模型。我更明白如果向学生提出别玩手机专心听讲的要求，我就会被当成无法理喻的怪物。不过，我们不必为学生的考试成绩担心，甚至不必为他们的学位论文能否通过而担心，个中奥秘自然是：“你懂的”！ 随着手机与网络的普及，大学生们只要在网上剪辑、粘贴，就能轻松制作论文；网上找一个现成答案，就可代替自己的思考；拒绝阅读经典的教师，在网上发现一个无厘头的知识，即可炫耀自己的学问。难怪时下不断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们，下笔时“的”、“地”、“得”混用不分，照样自我感觉不错，“权利”与“权力”也同样不知区分；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张口就是“你的家父”或“我的令郎”，也绝非个案。我深信，如此现状，智能手机当然不是罪魁祸首，但却能对这一现状起到“维护”与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然而在驰名全球的牛津大学城，你无法看到一只智能手机，牛津人似乎压根儿就不懂与时俱进、不懂手机与网络。原因在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这所大学从学生到教师一致选择了远离手机与网络。细想起来，能不令人动容吗？有着约千年历史的牛津大学，至今挺立在世界大学教育的至高点上，在导师制的师生互动生态中，学生是如何阻挡手机与网络的诱惑并顺利完成学业的呢？其实很简单，每学期导师会向学生开出必须阅读的几部经典书目，当然其中可能就有导师自己的著作在内。拥有140余个图书馆与藏书楼的牛津大学，能充分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此后的日子里，学生根据自己对经典阅读的理解与心得，在导师组织的讨论课上陈说己见、继而展开探讨与辨论，导师则凭借自己的学养将讨论不断引向更深层面。如果一名牛津的学生沉缅于手机、网络、微信、朋友圈……，必定无法独立钻研经典，在讨论课上也将失去话语权。学生在讨论课上的话语表现，取决于学生对经典阅读和思考的程度，而学生的成绩则取决于他在讨论课上的表现与见解。阅读与思考如此重要，一个不能认真阅读经典、无法参与讨论的学生，校方行使的权力是劝他退学离开牛津。如此看来，牛津的学生还会玩手机吗？ 我估计牛津大学的传统，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们的日常功课。导师越是把讨论引向更深的地方，越是能激起学生的思考与探索。因为这里就是思想家的摇篮，这里就是培养大师的土壤，这里的学生有充分的理由对手机与网络不屑一顾。被诩为“贩卖思想”的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低智商社会》中提出，21世记的世界竞争，己不是能源的竞争，不是管理的竞争，甚至也不是制度的竞争。未来世界的竞争，是一个社会成员“思考能力”的竞争。一个民族对手机与网络的依赖，恰恰意味着这个民族阅读与思考能力的萎缩。阅读与思考能力的萎缩，当然有益于这个社会的“维稳”，但结果终将陷入“弱智社会”的泥沼。 从英国回来后，我常常回想起牛津大学城，回想起基督教堂学院及其门前的那条商业街，当然也想起为人类提供新思想的牛津人，他们保留了阅读与思考的传统，也表现出对智能手机不温不火的拒绝，而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反方向。数日前午餐后，我与夫人在寓所附近散步，一眼瞥见三名农民工默默坐在人行道旁的墙角下，人手一只智能手机，那低头专注不顾一切的神情，令人觉得一种莫名的哀伤。我不清楚，我们离“弱智社会”究竟还有多少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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