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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胡瓌描绘的契丹人《出猎图》 虽然在华夏文明的汪洋大海中，对契丹文化的吸纳和融合似乎不过是几滴微不足道的水珠，但它们却能帮助我们从一个微观角度去窥看和领会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汇滴水成溪流、汇溪流成江河、汇江河成大海的发展全过程。 讲述 | 苏迪 . 客座嘉宾 组织 | 東西堂 winemilk 遇见 | 回复6进入東西堂（dongxi99）社群 引 子上月十八日，曹玉骞先生曾在此地为我们做过一期分享，标题是，《铁马秋风：〈辽史〉与考古遗迹上的契丹王朝》。在那期分享中，他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他阅读《辽史》的初衷、过程与心得，他对契丹故都、陵寝的一些研究与探访，以及他对契丹风俗的一些认知。分享之精彩，诸位必然有目共睹，自无需赘言。 作为一个平日里时常自诩为契丹人的冒牌货，同时，也作为有幸与曹玉骞先生一起翻看过半部《辽史》，并一起游历过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被当地政府称为“契丹祖源”）、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大定府所在地）和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辽显、乾二陵所在地）的浪荡儿，对于契丹，在下也有一些浅薄的了解和非常的感受。今天，谨借东西堂的这个契丹专场，以及曹玉骞先生在此地的绕梁余响，在下斗胆佛头着粪、狗尾续貂，换一条线索，换一种角度，再与诸位聊一下在下眼中的契丹。 序 言提到契丹的时候，当代中国人总会带着一丝轻蔑。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中国的大北方，向来住着一群不大安分的“化外之民”：商朝时，有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有猃狁、犬戎、胡、东胡、肃慎；秦汉时，有匈奴、鲜卑、乌桓；然后，那里又出现了更多的部族，突厥、回纥、室韦、党项、鞑靼、蒙古、女真…… 与璀璨的中原文明相较，它们的轮廓从来都很含混，线条并不明朗，棱角并不清晰：你不知道它们统领的区域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它们的语言我们不懂，名字令人畏惧；它们崇尚武力、茹毛饮血、居无定所、不知礼节、没有伦常，更像是一群只会捕猎的野兽、只会抢掠的怪物；它们喜怒无常，所以难以捉摸。时而无理取闹、向中原发难，时而称臣纳贡、又向中原乞怜……而契丹，无非是这些“北方夷狄”中的一分子。 而且在我们引以为傲的历史当中，契丹也不过是煌煌宇宙中的一颗流星：它在一片洪荒中悄无声息地出现，寒冷、渺小、毫不起眼；然而有一天，它突然释放了它的所有能量、点亮了它的全部光荣：它不但占据了我们祖先从来不知如何勾勒的大北方，还“窃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幽云十六州；它仍觊觎着南方更丰美的水土，因此又发动了几场腥风血雨的浩劫。可是，它既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打破僵局，这反倒成就了我们的祖先：让他们成为了战场上的英雄，为他们提供了书写不朽传奇与华丽诗篇的素材；当然，之后它又与它的仇敌结成了兄弟，但是结果令人遗憾，它被无情地出卖、冷酷地背叛，于是突然陨落，重新回到了飘渺的烟云中。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花时间和力气去了解这么一个如流星般短暂的契丹呢？ 第一部分 在外的声名首先，因为当时的“天下”正处于多方割据状态：宋朝、契丹、西夏、大理……它并不十分简明。自命中国正统的宋朝只占据着半壁江山。倘若我们不去通盘考量整个“天下”，不去了解契丹，我们就很难真正了解宋朝。宋朝必须由它对面的那个强权诠释。契丹是一个华丽的倒影。
其次，因为在我们的“天下”之外，在那个不被我们知晓的大世界里，“野蛮”、“粗鲁”而又短暂的契丹，反倒留下了更深刻的烙印。正如曹玉骞先生在前期分享中提到的，在突厥语族和斯拉夫语族的多数语言当中，“契丹”（Cathay、Catai……）一直都是“中国”的真正名称。而且事实上，更早之前，在“支那”（China、Cina……）这个现在几乎已经全球通用的名字流行开来之前，“契丹”甚至代表着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支那”（至那、脂那）（???，Cīna）与“震旦”（震丹、真丹、真旦、振旦、神丹）（????????，Cīnasthāna）同源，皆来自印度，分别意为“遥远”与“遥远之地”。最晚在公元三世纪，这个名称便已在印度出现。随后，各国佛教徒多以“支那”、“震旦”称中国，历代中国佛教徒也多以“支那”、“震旦”称本国。十六世纪，这个名字才在欧洲首次出现。 公元1492年，已不再年轻的热那亚人哥伦布先生终于扬帆起航，迈出了他伟大人生历程中的最伟大一步。当时，他的大航海计划总共有三个主要目的地：首先，香料群岛，也就是东印度群岛，狭义上，指今天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Maluku），显然，去那儿是为了获取那里的香料；其次，日本国（Cipangu），去那儿是为了获取那里的黄金；最后，则是他仰慕已久、梦寐以求的契丹。这个“契丹”当然就是中国。 哥伦布先生的宏大计划并非凭空捏造：大约两百年前，来自比萨的鲁斯蒂谦先生为他的狱友马可·波罗先生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在不同国家，这本回忆录会被冠以多个不同名字：《百万先生》（意大利语：Il Milione）、《马可·波罗行纪》（英语：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世界奇异书》（法语：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但无论哪个版本，使用哪国文字，一经出版，马可·波罗先生的这本回忆录都会立刻在当地引发轰动，因为书中提到了一个如梦似幻的国度。统治这个国度的，是蒙古人。在他们口中，这个国度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面叫做“蛮子”（Mangi），北面就叫做“契丹”（Catai）。从那以后，“契丹”迅速成为了西方对中国的统一称呼。
即使饱受非议的马可·波罗先生果真从未来过中国，即使他其实是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他回忆录里的内容全都来自道听途说、他的想象和谎言，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契丹”这个地名曾经真切地存在过。更早之前，曾抵达蒙古故都哈拉和林（Хар Xорум，Karakorum），并在那里与当时已完全控制北中国局势的蒙哥汗会面的方济各会教士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伯爵也同样在他的《东游记》中把中国称为“契丹”。诚然，让西方青睐的中国货和让西方着迷的中国文化确实大多出自契丹的邻居宋朝，但宋朝的声誉，却一直无法穿透四方强邻的围困，只能悄无声息地被埋没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或许诸位会有疑惑：蒙古是消灭金朝之后才完全掌控整个北中国的，倘若必须要借助外族名号来标记大块的土地，那为什么不就近使用“女真”，而偏要使用“契丹”呢？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蒙古对女真素来就有成见。契丹长期主导着这片区域，丝绸之路上的过客、草原上的部族，所有人显然都已习惯了这个称呼。自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汉名刘亿）称帝建国开始，至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耶律阿果（汉名刘延禧）在应州被金国俘获为止，辽朝总共九任皇帝享国祚两百一十年。尽管最后十年，在完颜阿骨打的猛烈攻势下，契丹过得有一些落魄，但在长达两百年的霸权统治中，数代人的不懈积累已为它在内政与外交中奠定了无可撼动的威名。无论是往来于丝路两端、却不大通晓当地语言的外国商旅，还是只热衷战争与财富、已吞没了大半个亚洲的新晋统治者，他们都无意改变现状，“契丹”这个大家都已熟知的名字似乎必然会为双方带来更大利益，这也几乎佐证了契丹不为我们所知的对外影响力。 第二部分 对中国的影响在上期分享中，曹玉骞先生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主体和正统始终是中原王朝。”“中国……以华夏文明作为内核。而周边的部族、国家，往往以华夏文明作为标尺，衡量自身文明的发展程度。这就是几乎全部游牧民族，在建立政权后，都会经历相当程度‘汉化’的原因。（当然，与之相对的，还有汉族政权的‘胡化’。）” 由于篇幅所限，他并未花费过多笔墨对这一高度凝练的观点作出详尽表述和具体分析，但这不禁还是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了曹玉骞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卓绝认识。 诚然，无论东来的殷商，还是西来的宗周，它们都以“主体”和“正统”自居。入主中原之后，这两个外来部族也的确自觉担负起了“主体”和“正统”赋予的历史责任：它们前仆后继，共同将华夏文明传承了长达千年。文化，是一面大旗，只要它屹立不倒，血统已不再重要。秦汉之间，大量殊文异种的部族因仰慕华夏而内附，但这也造就了日后的乱局。魏晋以降，内外六夷多有“敢称兵杖者”。其中一部分重现了它们的“人面兽心”，而另一部分，也的确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南匈奴建立的汉赵、鲜卑建立的北魏、沙陀建立的三个王朝，以及女真在后世建立的满清，它们都是其中最显见的代表。与之相对，高氏的北齐则是汉族政权胡化的鲜有例证。 认同与由衷敬佩曹玉骞先生深知灼见之余，在下谨从这一观点出发，联想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汉化”与“胡化”之间，是否还有另一条通路？ 龙，不仅融合了各种动物的外形特征，还融合了各种文化的内在质素。自我们初次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并将它昭示天下起，它便开始作为我们部族的图腾，不遗余力地向周遭、向全世界彰显我们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性格。因此中国历来五彩缤纷，因此中国历来五味杂陈：各地都有特色，它们看似矛盾，却又能互相穿插、彼此衔接，并最终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在华夏文明的不断传承和衍生中，我们不仅共享了彼此的精髓，甚至还吸纳了太多本来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胡服骑射、荆楚巫觋、龟兹乐器、疏勒曲调、大夏果蔬、月氏烹饪、印度宗教、波斯造法、朝鲜舞步、蒙古语音、南洋香料、东洋词汇……它们并非源自“主体”，但它们依然“正统”。它们介于“汉化”与“胡化”之间，因为它们来自于吸收之后的再次表达。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契丹。尽管胡、汉的根本差异——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语言环境和人生态度——为我们在契丹文俗与中国传统之间，添筑了一道天然隔阂，但我们也同样能够从一些微末细节中，找到契丹施于中国的影响，找到这个短暂的部族、短暂的政权、短暂的文明对于华夏大地的恒久意义。这，也许也是在下今天想要回到这里与诸位再次深入探讨契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在宋人编纂的《契丹国志·兵马制度》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其中的“髡发左衽”虽然并非契丹人所独有——鲜卑人、突厥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有“髡发”习俗，四方夷狄大多都是左衽——但在宋人眼里，它却是契丹外观的最显著标志：“髡发”意味着将头顶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除，“左衽”意味着衣服的前襟向左掩。
契丹人偶，可以从中看出他们的发型与服饰 不过两者皆有悖于中国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在古代，中国人是绝对不允许随意处置自己头发的。髡发甚至是一种上古就有的特殊刑罚，专用于惩治国法不能严惩的王公贵族；而且中国的着装也全部都是右衽的。《礼记·丧大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也就是说，只有已逝的亡人才能使用“左衽”。总之，在华夏文明中，“蓄发”和“右衽”都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但“髡发左衽”却是契丹人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宝贵要诀：无论在野外渔猎还是游牧，他们都需要良好的视野。散乱在额前的长发既不利于他们从林中发现猎物，也不利于他们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因此在契丹，不仅所有男人，即使未出嫁的女子也会髡发。出嫁之后，她们才会开始蓄起头发，高髻盘顶；对于契丹人来说，前襟左掩也同样十分重要：这尽可能地扩大了契丹人右手的活动范围，令它们能够更自如地挥动骨朵、拉动大弓。而这些显而易见的便利，也当然地影响了生活在当地的汉民： 公元1068年，苏颂出使契丹。当时，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君逢嘉景思如泉，欲和惭无笔似椽。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鲜佩纯绵。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缠。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并自己加了一段注释：“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中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二十一年后，苏辙出使契丹。他也写了一首诗：“燕疆不过古北关，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十出山》） 从苏颂先生和苏辙先生的这两首诗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髡发左衽”这个契丹习俗当时已经完全融入了契丹汉民的生活。如今，虽然髡发与蓄发、左衽与右衽都已在“西化”的阴影下成为了往事，但一千年前的契丹服饰仍在中国某些地区发挥着它们的作用：东北人穿戴的毡笠和套裤都是契丹智慧的遗存。 另外，从辽代壁画中，我们还发现了契丹人用火锅涮肉的场景：“三个契丹人围坐在一炉火锅周围，其中一个正用筷子在汤锅里涮肉。火锅前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几碟佐料和两只酒杯，右侧有酒瓶，左侧有一个特制的铁筒，里面盛满了肉块。”由此可见，涮火锅也很可能来自这些“食肉饮酪”的少数民族；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汉旗康营子辽墓壁画（临摹） 契丹最初没有房屋，因此所有契丹人只能住在毡帐里。后来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营造，契丹人于是也像汉人一样建起了城市。但契丹的房屋仍然保留着浓重的契丹特色：无论宫殿还是庙宇，无论兵营还是草庐，它们都和那些传统的契丹毡帐一样，为了规避寒冷的西风，它们的门都面向东方敞开。时隔千年，我们发现，不仅北京（辽南京析津府所在地）郊外的云居寺和大觉寺依旧岿然不动，继续向东敞开着它们的大门，而且在辽西的一些村落里，多数房屋也仍然坐西朝东；
除却以上几点，我们还能找到另一些实例：据说，我们本命年系在手腕上的那根红色丝带，以及我们为已故亲人焚烧的那些纸马，也全都脱胎于契丹的传统礼俗；甚至还有契丹大字混入了中国的汉字体系，比如：乣（jiǔ）。虽然在华夏文明的汪洋大海中，这些吸纳和融合似乎不过是几滴微不足道的水珠，但它们却能帮助我们从一个微观角度去窥看和领会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汇滴水成溪流、汇溪流成江河、汇江河成大海的发展全过程。 第三部分 契丹的出处每一个部落、氏族，都会有几段关于自己先祖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或者激情澎湃，或者斗志昂扬，或者感人肺腑，或者凄凉悲婉，或者美轮美奂，或者艰苦卓绝，我们把它们统统称为历史。而历史，显然就是这些部族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归宿：它们借此溯流而上，寻问根源；借此凝聚血脉，统领军民；借此建功立业、告慰先驱。契丹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契丹原本松散而又弱小，且多遭重创、几经沉浮，自身也没有记录任何文献，这个部族的历史从来如同青烟白云般难以捉摸，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契丹祖先切实存在的依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们并不会凭空出现，契丹人也有父母，他们的父母也有父母……那他们的祖先到底是谁？到底生活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将尝试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入手，探问契丹的源起，揭开不为人知的奥秘。 元朝史官在《辽史·太祖纪》的正文底下添上了这么一句：“辽之先，出自炎帝。”很明显，在他们眼里，契丹人的老祖宗是炎帝。而《辽史》的主要依据、契丹汉人耶律俨（李俨）编纂的《皇朝实录》却清晰地点明了一个与《辽史》完全相悖的观点：书中提到，契丹一脉出自黄帝。那么契丹人到底是炎帝子孙，还是黄帝子孙呢？或者他们根本不是炎黄子孙，挖空心思，只是为了与华夏文明拉近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疑问，我们先将它搁置一边。 然后，我们看到《辽史·地理志》中还有这么一段描述：“（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可汗”和“可敦”都是契丹借用的突厥语尊号。“可汗”就是“大王”，“可敦”就是“王后”。土河就是今天的老哈河，潢河就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发源于平泉县柳溪满族乡，从宁城县甸子乡入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流经赤峰市东南，在翁牛特旗大兴乡以东与奈曼旗交界处，与西拉木伦河合流为西辽河南源。 这段描述清晰地罗列出了两对契丹始祖。从上半段，我们得知契丹的祖先名叫“奇首”，他是一位可汗（大王），有老婆和八个儿子。下半段是一个更唯美的爱情故事：骑白马的男神与乘青牛车的女神分别沿着两条大河前进，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命中注定，他们没有错过对方。最终他们在某处相遇。四眼相望之际，他们一见钟情，于是结为夫妇，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日后，他们还生了八个儿子。这则《白马青牛》传说，明确点出了契丹的祖先：一位男神和一位女神。单从文字上，我们很难将这段话的上下两半合二为一，因为两者看上去是互相独立的，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唯一的相似点在于：奇首可汗和他老婆一共生了八个儿子；男神和女神也一共生了八个儿子。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上下两半强行糅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版的《白马青牛》：它与旧版的唯一区别在于，那个男神终于有了名字，叫做“奇首可汗”。
“白马”与“青牛”相遇的地方
让我们回到旧版的《白马青牛》。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则神话，倘若我们把它当作一段真正的历史来读，“男神”、“女神”就会显得特别碍眼，因为根据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人的祖先只能是人，或者猿猴。当然，我们尊重祖先，将祖先尊为神明也不是不行。但他们到底是谁？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疑问。 至于奇首可汗，我们无法找到他的出处，也无法从其他史料中找到一个相对应的名字。他存在吗？他又是谁呢？我们有了第三个疑问。 我们只能先从那八个儿子入手：八个儿子对应着契丹最古老的八个部落。再读《辽史·营卫志》，我们又知道，那八个部落也叫“奇首八部”，后来受到柔然（蠕蠕）、高丽攻击，投靠了当时的北魏（元魏）。 于是，我们获得了很多重要信息：首先，“奇首可汗”似乎确有其人；其次，倘若他存在，至少在北魏时就已出生；第三，契丹和北魏关系密切，我们或许应该翻一翻《魏书》。 事实上，契丹这个部落也的确是《魏书》最早发现的，尽管只有几句话：“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由此可见，契丹和一个名叫库莫奚的部落有着亲缘关系。 我们再看《魏书·库莫奚传》：“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其民不洁净，而善射猎，好为寇钞。登国三年，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鉴于宇文氏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是知己知彼的姻亲，综合两段文字，我们可以推出，契丹也是曾在辽西活动的宇文氏的一个分支。 弱洛水指的也是西拉木伦河。
而《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又进一步指出，宇文氏是匈奴南单于的远房亲戚。它的语言和其他鲜卑差异很大。再结合《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以及《史记·夏本纪》中的“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从纸面上，我们确实作出了与耶律俨相同的判断：契丹是黄帝的子孙。 但别急着下定论。日后宇文氏继承了北魏的一半，建立了北周，于是它又对自己的来源做了一番修正。根据《周书·文帝纪》的第一句话：“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我们又得知宇文氏和契丹是炎帝的子孙。 看来第一个谜题我们已经解决了：由于先前的史料相互矛盾，我们也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一，契丹源自黄帝；二，契丹源自炎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把契丹的历史推及上古。尽管少数民族很有可能只是把炎帝和黄帝当作两尊认祖归宗的偶像，但宇文氏后来的刻意纠正，却反倒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如果只需一个属于正统的名分，大可将错就错，无需再费周章。 另外，既然契丹的先祖是东汉后期才迁入辽西的宇文氏，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那则看似古老的神话其实并没有那么古老。在辽西邂逅的男神和女神最早只会出现在东汉，那早已不是神话时代。所以他们极有可能只是两个图腾，分别代表着来自老哈河流域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两支部落。男神、女神的结合暗示着两支部落最终进行了融合。有人认为，它们就是后来构成契丹二元统治的遥辇氏和世里氏。 那奇首可汗又是谁呢？让我们再看一眼《辽史·太祖纪》：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滨。”鉴于契丹从来就住在辽西，它真正的始迁祖是《周书·文帝纪》里“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的宇文莫那，那我们就有理由大胆推测，奇首可汗就是宇文莫那。 我们费了一番周折，翻了几本史书，终于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了最初罗列在我们面前的那三个谜题的答案。但这些答案，也未必真能如实地反映历史，毕竟真相已被沙土掩埋了超过千年。我们只有期待考古工作将来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线索，帮我们去验证或者推翻当前的答案，让我们与真相越走越近。 第四部分 归宿“契丹之兴，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惜哉！”（《契丹国志·州县载记》）自公元1114年完颜阿骨打（汉名完颜旻）带头闹事开始，不过十年，天祚帝就成为了女真的囚徒。庞大的契丹帝国轰然倒地，从此一蹶不振。 由于女真的基地位于契丹东面，契丹名将耶律大石带着他的亲信人马一路向西逃窜，并于公元1132年，在一个名叫叶密立的地方，建立了哈剌契丹。两年后，他又将哈剌契丹的首都搬到了新近征服的虎思斡耳朵。在那里，契丹的香火又延续了将近百年，直到终于被蒙古消灭。 叶密立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虎思斡耳朵原名巴拉沙衮，位于当时已遭废弃的西域名城碎叶附近，之前是喀喇汗王朝的首都，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哈剌契丹也被称为西辽，喀喇汗王朝也被称为黑汗王朝，“哈剌”和“喀喇”是同一个词，都是“黑”的意思。
西辽版图（公元1142年） 哈剌契丹灭亡之后，契丹贵族又于公元1224年，在更西面、今天伊朗克尔曼（起儿漫）地区，建立了起儿漫王朝，这个被称为“后西辽”的政权，又让契丹复活了长达八十年。 在东面、女真人的腹地，公元1212年，契丹贵族耶律留哥也趁乱从金朝独立，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东辽”的政权。但不久之后，这个不起眼的政权也陷入了内乱，然后它只好成为了蒙古的附庸，直至公元1269年被忽必烈撤藩，彻底地失去了自主权。
东辽，位于东北部东夏与高丽之间（公元1215年） 随着东西两头的契丹政权先后被蒙古抹去，我们也失去了契丹的所有踪迹，此后，在北亚依旧战火纷飞的地图上，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它的政权，甚至作为一个民族，它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尾 声那么，契丹人到底去哪里？可以想见，它们中的一部分，融入了使其国家覆灭的仇敌女真；另一部分，融入了仇敌的帮凶、背信弃义的宋朝；而剩下的，则融入蒙古，成为了复仇者。由于契丹人素来善战，他们成为了蒙古人手下最好的战士，跟随蒙古一路走南闯北，抵达了帝国各处。日后，他们又在那里落脚，成了诺盖人、巴什基尔人、钦察人的部族；而哈剌契丹和起儿漫王朝的契丹人也全都改头换面，有的成为了柯尔克孜人的部族，有的融入了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或者伊朗人。
这些人身上都流淌着“契丹血液” 在国内，通过基因技术，一直被怀疑是契丹后裔的达斡尔人和云南施甸本人最近也被验明了正身：比对契丹女尸的DNA后我们发现，契丹人与达斡尔人拥有直接遗传关系；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人拥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后裔。
达斡尔族 另外我们都知道，“舒穆禄”是满族大姓，衍自金朝的女真姓氏“石抹”，但其实，那些舒穆禄氏、那些如今已经改姓舒的女真人也都是契丹后裔：女真的石抹氏事实上来自契丹的审密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老舍和乔峰一样，本来都姓萧，也都拥有契丹血统； 所以契丹的血脉从来没有断绝，望眼周遭，或许他们就在你我身边。 嘉宾及声明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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