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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三体考 南朝宋·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 南朝宋·王僧虔在《又论书》中也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 多亏王僧最后这一句，及时给“行狎书”下了定义，省了后人的许多口舌，而“铭石”、“章程”两种书体究竟确指所何？自来多有人论及，如唐代极善考据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他的著名书论《书断》中就明确的下过定义：汉时人将八分“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故梁鹄云：‘钟繇善章程书是也。’” 这样看来，“章程书”是八分书，那么“铭石书”也就是“正书”了。 基于张怀瓘在书法理论史上的威望，于是后人多附其说。唐代韦续在《五十六种书并序》中说“八分书，汉灵帝时上谷王次钟所作。魏钟繇谓之章程书。” 元代刘有定在为郑杓的《衍极》做的注释中有“一铭石，谓正书；二曰章程，谓八分。” 明代李挚在《李挚疑耀》中也说：“萧子良云：汉灵帝时上谷亦有王次仲，与秦时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书，钟元常谓之章程书。” 如此一脉相承，概念的确定似乎是无疑的了。从钟繇留下的书迹遗墨看，最妙的也确是正书，《宣和书谱》称其为“正书之祖”。张怀瓘也称其：“真书妙绝，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秦汉以来，一人而矣。” 然而，南宋陈思在《书苑箐华 卷一》中说过：“繇解三色书，然最妙者八分也。”刘有定也有考证：“三体皆世所重，自言最妙者八分，有隼尾之势。” 不知刘友定根据的是什么，但他不至于子乌虚有吧。 既然钟繇曾自言“最妙者八分，那么羊欣文中所说的“最妙者也”的“铭石之书”本该也是八分才对，而八分就是汉隶，这是已经确定无疑的。但这与张怀瓘等人的解释就有矛盾了。 其实我们知道，把钟繇推上“正书之祖”的位置上是基于他对正书体完善的贡献而言的，但不能说：他一生写的最妙的是正书，汉魏时，正书作为一种新兴的简捷易写的书体，很难就立即登上大雅之堂而用于以期流芳百世的碑刻用体，而我们综观汉魏间所有的正规碑刻，又有几块是用正书写的呢？尽管《谷朗碑》、《葛祚碑》有些楷化趋势，但主流几乎全是八分隶书。 其实作为要求古雅、庄严、肃整的“铭石之书”。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用体。周时用籀文，秦时用小篆，汉时用八分，正书从北魏开始滥觞，到唐时才盛行；章程书作为“章程奏表”用体，也就是文秘用体，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但钟繇所在的三国时代，是用什么写章程奏表的呢？ 作为一个书法家的钟繇，善于写自己时代通行的标准书体是必须的，而正书作为新兴书体不可能马上被人推崇，更不可能一跃居上，成为刻碑用体。所以他自言“最妙者八分”是可能的，而不至于把别人都不看重的正书自夸“最妙”。没人和你比你有什么证据说最妙呢？ 至东晋以后，钟繇的正书被人所看重，其实是时代的驱使，而他自己认为“最妙者”的“八分”却被时代淹没。后人也只知道他“正书最妙”，却忽视了这种历史的选择。 其实我们再读一下张怀瓘的文章，他说的汉时人将八分“用以写篇章和法令，亦谓之章程书”，只是在“汉时”。而汉末至三国时期，社会混乱，南北交融，外来文化渗透，大批文人学士难以发挥致世才能，从而促使了各种艺术形式迅速发展成熟，特别是书法艺术，正、行、草都在那个时代形成，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就说：“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臬举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在这样的时代，钟繇作为一位政治家，正是为了书写便捷、而又易识的需要，完善了“自然中和、亦方亦圆、刚柔相济”的正书，以便于抄写文书、写章程奏表之用。综观钟繇留下来的书迹，亦皆是此类题材，如《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而正书当时根本就没上升到刻碑用体的正规文体，所以他自己都没有看重，所以自称“最妙者八分”。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梁鹄说过：“善章程书，”也没说过他“最善章程书”，更没说过“章程书就是八分书”。张怀瓘以这句话作论据，是站不住脚跟的。 如果我们翻一下文献，将“八分书”说成是“章程奏表用体”的似乎和卫恒有关，他在《四体书势》中说：“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卫氏去汉魏不远，此说当无可怀疑。可他说梁浩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是说“善写八分书”的毛弘曾在秘书监作过校书的“秘书郎中”（ 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秘书郎，掌管典籍和掌管起草朝廷的机要文书），到西晋时流行的八分书，大都是毛弘八分书的形式面貌和写法。而不是说毛弘用八分书“传秘书，教小学”，此中差别，不可不明。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看后来的史料，也就很明白了。 《唐六典》中说：“唐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刊正文字，其体有五：一曰古文，废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经载之；三曰小篆，印玺所用；四曰八分，石碣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此中“隶书”，即正书，历史上在唐时虽已出现“正书”一名，文献中皆称正书为隶书，把隶书称八分，张怀瓘曾很详细的考证过。一直到宋代朱长文作《续书断》以后，文献中才很少把正书称隶书。） 这就是说：到了唐朝，虽然正书已经上升到了刻碑用体的正规字体，但史学家们还是谨慎从事，只把正书列为章程奏表用体。因此说：三国时把正书作为“铭石之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书在汉魏时期形成，本来就是为了适应典籍抄写、公私文书所要求的简便易写、清晰易识的特点而出现的，这和“秦时因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以趋时用”是同样的道理；而魏主曹操作为一位致力改革的开明君主，废除呆板循矩的“八分书”而让钟繇用“正书”写章程奏表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的《宣示表》等也正是这种题材。 而“正书”作为法定的、起码也是全国上下约定成俗的“铭石之名”，是隋唐以后的事，南北朝时，即使有大批北碑，也只能算是滥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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