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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淳于公说过：“人们担心的，是担心疾病多；医生担心的，是担心治病的方法少。”病多而治病方法少的疾病，没有比温病更突出的了。什么原因呢？六气之中，君火、相火不用说了，风、湿与燥没有不同时夹杂有温的，只有寒同温相反，然而被寒邪伤害的人一定患热证。天下的病哪有比温病更多的呢？记载和论述方剂的书是从张仲景开始的。张仲景的书专门论述伤于寒邪，但这只是六气之中的一种啊！其中有同时论说到风的，也有同时论说到温的，可是所讲的风，是寒中的风，所讲的温，是寒中的温，因为他的书本来就是论述伤寒的呀！其余五气一概没有论及它们，因此后代也没有传下来。尽管如此可是，创作的人称作圣人，阐述的人叫做贤明的人，学习的人如果能彻底究明他们的文章，通晓他们的文义，加以变通，用它们来治六气所造成的疾病是可以的，用它们来治疗内伤也是可以的。无奈社会上很少有能触类旁通、闻一以知十的才德之士、以缺而不言为可耻的医生，大都不能触类旁通，由已知推未知，只是就伤寒而论温病罢了。 自从王叔和以后，医生们大约都用治伤寒的方法治疗六气造成的疾病，用细葛布挡风，指鹿为马地混淆了伤寒、温病的界限，等到治疗时就行不通了，也就知道他们的医术粗疏了。因此他们袭用原来的方剂时，稍微改变药味，冲和、解肌等方剂就繁杂地出现于记载。到陶华的《伤寒六书》出现，便竟然用没有根据的臆造的治伤寒的方法治疗六气造成的所有疾病了。不仅对张仲景没有讲到的内容未能阐明，而且连张仲景已写定的书也都遭到了删改。一般人喜欢《伤寒六书》内容浅近，共同推崇它，而人民的祸害就频繁了。又有一个叫吴又可的，编著《瘟疫论》，其中的方剂本来是治疗特定时期发生的流行性疾病的，但是世人错误地用它治疗平常时候发生的温热病。最后像方中行、喻嘉言诸医家，虽然把温病列在伤寒之外，但是治疗方法则最终没有离开伤寒。只有金代刘完素先生能通晓热病，超出各家，编著的《河间六书》分上、中、下三焦论述治疗，而不固守六经，好似暗室中的一盏明灯，激流中的砥柱。可惜那个人朴素而缺乏文采，他的论述简略而没有发挥尽致，他的方剂有时也驳杂而不纯粹。继承他的人又不能阐明其中的含义，弥补其中的疏漏，像张景岳这一类医生听了刘河间的理论，都正在责怪诋毁他。于是，他的学术不被阐明，他的学说主张不被施行。社会上的平庸医生遇到温热病，没有不首先发汗解表，掺杂用消食导滞之法，接着就猛用攻下之法，或者乱用温补，轻病因之而加重，重病因之而致死。对侥幸不死的就吹嘘是自己的功劳，造成死亡便不说是自己的过失。即使是病人也只知道病情深重难以挽救，却没有想到是误用了药物而杀人。父亲把这一套方法传给儿子，老师把这一套方法授与弟子，整个社会同一习惯，牢不可破。脏腑不能说话，含冤而死了的鬼魂深夜号哭，两千多年以来，大体上走的是同一条路，能感慨得尽吗？ 我朝政治和谐，学术昌明，名医贤人一批批地出现，都知道从《灵枢》、《素问》追溯医学的本源，向张仲景的著作求教医道。自从吴人叶天士的《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现，然后依照温病的名称求取温病的实质。热爱医学的人都知趋向正道，但是贪恋常规、沿袭旧法的医生仍旧各自认为自己老师的学说正确，厌恶听取高明的理论。那些技术不高明的医生又只粗略了解一些粗浅而零碎的内容，不能通达精辟的要旨，并在医疗实践中加以运用，因而很少能取得满意的疗效。我的朋友吴鞠通先生怀有救世的抱负，具有颖悟的智慧，酷爱学习不满足，研究医理力求精深，使自己的志向高尚来仰慕古代名医，使自己心怀虚阔来以百家为师。可恨社会上的医生不明方向，于是传述前代医家的医学理论，抒发平生的临证心得，彻底探究温病的全部内容，写成这部书。但是仍旧不敢自信，同时顾虑社会上的人也不相信这部书，收藏这本书在书箱里好长时间。我认为学习的人本来没有自信的时候。但是天下最多见的温病，却竟然没有对付温病的方法，有幸地得到了这种方法，应当赶快拿出来公开。比如拯救被水淹、被火烧的人，难道还等整好帽子束结头发吗？况且人们的心理没有不同的，高明的医学理论不会与世隔绝，这部书一旦出世，像杨子云那样博学深思的人一定会迟早遇到，并且将阐明其中的主旨，弥补其中的疏漏，使因病早死的人都能登上长寿境域。这是天下后世的幸运，也是吴先生的希望啊。至于《折扬》、《皇荂》这两种通俗的歌曲，人们听的时候都能领会，张嘴而笑；《阳春》、《白雪》这两首高雅的歌曲，能跟着唱和的却只有几个人，自古以来如此。了解我还是责备我，完全听凭当代的社会评价，难道不好吗？吴先生认为我的想法正确，于是共同评定并且交付制版印刷了。嘉庆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同乡愚弟汪廷珍谨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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