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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便行事，苏州话讲作“趁汤下面”。弹词《玉蜻蜓·文宣哭观音》文宣（唱）：“恕弟子屡次吵庵堂，我是匆忙未办烛与香。”（表）：“文宣跪在观音菩萨面前暗暗通诚：今朝要紧来，我香烛也朆买，好得蜡桥上点好格蜡烛蛮多，我只好趁汤下面借别人格光哉。” “趁”，是趁时机，趁机会的意思。 煮面条，锅中要放水，是为汤，趁锅中有水之便煮面条，当然就是趁便行事的一种比喻了。按照美食家朱军的解释，这个“汤”还应是“烫”的谐音，锅中汤水还热烫热烫的，不用加火，面条放进去能熟，更是“趁便”了，这几乎就是成语“顺水推舟”的苏州话版了。 当然，关键还是个“趁”字，冯梦龙《山歌》五卷记载这“趁”的用法了，就有：“百草开花趁子春里个天，丑婆娘也要靠在大门前”。作为动词，它本身就有“搭便船”之意。苏州话“趁势踏沉船”，指见船要沉了，趁机再去用力踏上一脚，比喻乘人之危急时进行打击（所谓“落井下石”，苏州话又作“上吊板脚”）。趁机，又作“趁枪势里”，而“趁风收篷”就是“找机会摆脱尴尬境地，找台阶下”的又一比喻。 为什么苏州人爱用“趁汤下面”来比喻趁便行事呢？这就要从苏州地区百姓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俗谈起。 苏州人自古以来，一向是以稻米为主食，即便是点心，也多以米粉为原料的糕团为主。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北方人大量南迁，致使南方地区的生活习俗多元化，特别是饮食特点发生了变异，“饭面”人口大规模迁移南方，生活习俗的互相影响及人口融合的加速，使面食习惯逐渐进入以稻米为主的饮食之中。几百年后，到了明清时期，苏州人对面食的喜好，已经非常明显。特别在小吃（点心）上，面粉制作的食品不仅花样繁多，多味可口，而且易于操作，易于保存，也更易于人体的消化，其中尤以面条最为突出。人们爱吃面，经营面业的店铺在市井大量出现，据记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城内宫巷，已成立了第一个事关面条的行业协会“面业公所”，光绪年间，苏州知名老字号面馆已达88家之多。 苏州人爱吃面，许多市民不在家中早餐，往往去市井面馆享用面食，这种“苏州一碗面”的生活习惯在陆文夫小说《美食家》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苏州人爱吃面，也影响到语言习惯，就有了不少“行话”，如一碗光面，雅称为“阳春面”，俗则称为“飞浇面”，意思是“浇头（面浇头，即佐面的菜肴）飞掉了”；一碗鱼面，却称为“本色”（幽默之极，莫非苏州鱼米之乡，吃鱼为“本色”？）。至于肉面，瘦肉面称“五花”，肥的称“硬膘”（又称“大精头”），面加两样浇头的，即为“双浇面”，又称“二鲜”（又名“鸳鸯”），三浇头的称“三鲜”，鱼肉双浇的称“红二鲜”。面上加青葱的，称“重青”，若不喜食葱的，则称“免青”。吃面的“浇头”名目繁多，充分体现了苏州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苏州物产丰富、生活讲究的特点：有焖肉、炒肉、肉丝、爆鱼、鱼块、爆鳝、鳝糊、虾仁、三虾、卤鸭、壮鸡、头尾、三鲜、什锦、肚裆、甩水、卷菜、白汤蹄髈、小羊面、凤爪面、素浇（面筋、素鸡、火方、香菇）等等，不一而足。 煮面条，最重要的是“过汤”。陆文夫《美食家》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最重要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时空关系。” 在陆文夫的笔下，“头汤面”俨然成了主人公朱自冶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似乎也成了苏州汤面中的极致。其实，“头汤”压根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汤”，说穿了，一锅清水而已。水清，下出来的面条就不会有碱味，俗称不带“面汤气”。在吃的方面，苏州人向来喜欢讲究，或者说给自己找麻烦。生面中必须要有碱，煮熟后却不可有一丝碱味。朱自冶宁可放弃好觉，也要赶着去吃一碗清水中捞出的“头汤面”，道理就在此间。 正因为这样，“趁汤下面”这词儿就最容易被人接受和运用了，它是中性词，与“趁火打劫”等贬义词用法上是大不相同的。 □柯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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