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过。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和妻子带她去逛逛新建的桃花岛公园。公园距家较远，挤上公交车，已经没有座位了。这时，一个初中女学生主动给母亲让了位。母亲硬拉着我和她一起坐。我身大臀沉，挤得母亲没法再坐，只好双手把她围揽在我的腿上。乘客们投来的目光都是亲切和温馨的。母亲很轻，她搭手在我胸前，满手背老人斑，圆圆的，如初秋落满一地的榆钱。车摇晃着，我们娘俩贴得很紧。我有些鼻酸，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我只抱过她这一回。 父亲抱过我吗？不曾记得，只知道他打过我。上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讲究出身，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子、饥荒、人祸已经把他折磨得像一个“暴跳神”，哪有工夫抱他的儿子和女儿？在外受了委屈，回家对我劈头盖顶就是几个耳光。竹竿、柳木棍、木锨等，他顺手摸起便朝我袭来。我后脑勺有一个秃疤，就是他帮我“印”上的。生产队长的儿子拿起我的帽子当“夜壶”，我揍了他。父亲知道了，就“修理”了我。我和父亲的“肌肤之亲”隔着木棍等物件。 那时我恨父亲，恨他不能直腰做人，恨他七尺汉子不能满足一家人的口体之奉。长大后，慢慢地换位思考，知道富农出身的父亲，能让我们全家无冻馁之患，已经实属不易。 晚年生病的父亲，躺在床上，那么小。母亲说老头子“缩筋”了。我每天抱他起来大小解。起初他不好意思，后来他虚弱得支不起身子来，只能由着我抱。这个年轻时性格暴躁、力拔山兮的男人，这个曾经打过我多次的男人，抱起来感觉像一段枯木。我开玩笑地找来个顺手点的柳木棍递到他手里。他无力地握着，几滴浑浊的老泪积聚在眼窝，流不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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