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地名历史文化内涵探析

合肥地名历史文化内涵探析

[摘 要]合肥地名主要可分为描写自然景观的描述性地名、记录人文历史的记叙性地名和寄托愿望情感的寓托性地名等三大类。地名不是单纯的区分地理实体的标志，而是地域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者。合肥的老地名包含着丰厚的文化象征意义，就整体而言，合肥老地名主要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民间文化传说相关联，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

一、引言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指称，是区别地理实体的一种标志。 地名又是“层累”式形成的，经历了由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熟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最终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视为某一地域社会开发的象征，记录该处历史发展脉络的活化石。地名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往往附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地方历史的重要切人口。

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人文底蕴丰厚，形成了大量的合肥特有的地名文化遗产，诸如“～人巷、二郎庙、三孝口、四牌楼、五星寺、六谷祠、七星街、八腊庙、九狮桥、十字桥”等别具特色的地名，就颇能彰显合肥风貌。如今，逍遥津、教弩台、藏舟浦、斛兵塘、争笛浦等地名已经成为见证三国时期魏吴逐鹿合肥宏大战争场面的重要历史遗迹，包河、清风阁、孝肃桥、李鸿章故居、刘老圩等地名则记述了包拯、李鸿章、刘铭传等合肥历史名人的成长历程。这些地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向外界展示合肥独特魅力的城市名片。

本文将主要依据《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所记录的地名，在分类整理合肥地名的基础上，对其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挖掘。由于地名数量繁多，本文无法涉及到每个地名，仅能选取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文章疏漏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合肥地名的类型

地名主要由专名和通名组成，专名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即为地定位；通名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是为地定类。根据现代地名学的命名特点，本文把合肥地名分为三类，即描写自然景观的描述性地名、记录人文历史的记叙性地名和寄托愿望情感的寓托性地名。

(一) 描述性地名

描写或叙述地理实体的方位、距离、地理形态、物产等自然地理特征的地名，称为描述性地名。在合肥地名中，这类地名最为常见。其实，从合肥的命名中，我们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地理因素的影响。 合肥之名，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光绪《续纂庐州府志》卷四《沿革志》载：“秦始为楚郡，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定为九江郡，郡治在襄安，统合肥、居巢、襄安三县。”秦汉以后，有关合肥的说法众见纷歧，主要有东汉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十五县中的合肥时所言：“夏水出于父城东南，至此与淮合，故日合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释名：“盖夏水长，施合于肥，故日合肥也。”《南畿志》载：“肥水出紫蓬山，东北流人金斗河，一支西北流，东复转南，东门外二水相合，故日合肥。”上述诸说与《尔雅·释水》解释“肥”的定义 “归异出同流：肥”大同小异。合肥居江淮之间，被誉为“江南唇齿，淮右襟喉”，境内的地形地貌复杂，丘陵岗地、低山残丘、河湖低洼三种地貌高低起伏，大别山余脉自肥西大潜山进入，向东北蜿蜒。合肥地区的水系也比较发达，江淮分水岭横贯中部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圩区绵延。分水岭以南为长江水系，主要河流有南淝河、丰乐河、派河、滁河、蒋河口、巢湖；分水岭以北为淮河水系，主要河流有东淝河、池河、窑河、瓦埠湖、高塘湖。[1_]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曾引杨循吉的话：“合肥前奠平隆，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后亦广野，故有塘有圩。”基于河流众多这个地理现实，合肥有相当一部分地名便以XX河、XX湾、XX冲、XX洼为通名进行命名，比如长宁河、石河、百子河、焦河湾、窑湾、段家湾、沈湾、盛宁冲、五里冲、上柴冲、五里洼、刘洼、张洼等。水多，桥梁自然也多，嘉庆年间，合肥境内的桥梁有133座[2]卷3。经岁月侵蚀，很多桥梁已坍塌无存，但仍然有一部分桥梁演化为地名，合肥地名中有相当多的以XX桥命名，比如迎龙桥、 拱辰桥、高桥、桥湾、九狮桥、孔石桥等。有水便要兴修水利进行农业灌溉，以XX塘、XX坝、XX陂、XX堰命名的地名就成为合肥地名的主要部分，如官塘、金大塘、沈塘拐、青年塘、官塘、白水坝、坝上街、河坝、焦大坝、黑池坝、池家陂、六车陂、草塘陂、石丘堰、老堰、姚家堰等。此外，在河网密布的合肥一带，圩亦是一个常见阋。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由人工筑起用于阻挡洪水的大堤；二是指四周环水，内外用吊桥相连，攻守兼备，具备军事防御工事性质的房舍建筑，其主要功用是防匪防盗。长江中游地区把这类建筑统称为“圩垸”，在合肥则称为“圩”或“圩寨”。

[3]229嘉庆《合肥县志》曾载：“邑境西北尤高，忧旱尤甚??东南滨巢湖，圩田依以为利”。当时

[2]卷4合肥所辖四乡比较有规模的圩田共计86块。具有军事防御工事性质的圩寨在清咸丰年问太平军攻人安

徽时开始出现，合肥望族张树珊父子、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兄弟等人相继招募流民壮丁，依靠地理形势修建圩寨，利用乡民团勇武装自卫。史载：“会天下大乱，淮淝居民争筑堡自卫，各相雄长”，“诸团先后仿依为堡，百数十里问，连屯相望，淮甸以是得保半壁”。[4]916以XX圩命名的地名便大量留存下来，如周老圩、金斗圩、大圩、双圩、王小圩、东大圩、外圩、刘圩、圩中郢等。上文曾提及，合肥地处江淮丘陵地带，岗冲交错，垄畈相间，所以合肥地名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以表示“高起的土坡”的“岗”、“平地有堆”的“墩”、“地势高起的长条形地方”的“埂”等为通名的地名较为常见，如十八岗、望城岗、上岗、龙岗、杨岗头、李岗、岗集、岗前、岗东、岗西、岗坎、五里墩、林墩、张墩、葛墩、姚墩、大埂、新河埂、高埂戴、长沟埂、塘埂等。可以说，合肥的地名较明显地反映了合肥的自然地理状况。人们在描述地名特征时，常有不同的着眼点，因而描述性地名又可分为以下两个小类：首先是表明地理位置的描述性地名，该类地名有的指明地域方位，如东关、南关、上万、下万等，指明方位的地名更多的是出现在合肥还拥有城墙的时代。

乾隆二十八年(1763)，合肥城进行重修，城墙全部采用大块青砖和石条，七座城自东而南，分别为威武门(大东门)、时雍门(小东门)、南薰门(小南门)、德胜门、西平门(大西门)、水西门、拱辰门。相对于城门的正式名称，民间根据方位而取的大东门、小东门之类的地名更便于记忆，现在合肥仍然保留着这些地名。有的表明该地的地理距离或高度，如三里庵、三里街、十里店、十五里沟、二十里铺等，这类地名一般都是历史时期以距离合肥县县衙的具体里程命名的，可视为传统社会作为庐州府治所所在地的合肥商品市场的辐射圈，但是现在这些地名都被囊括在迅速扩大的城市空间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其次是描述自然景观的地名，人们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较为熟悉，也倍加关注，在地名形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以自然环境的特点作为自己生活聚居的标志性名称。也正因为如此，这类地名较多的是对地形地貌的描述，如洼窝、松棵、湖沿等就是对居住地地形特征的直观表述。

(二)记叙性地名

记叙性地名是指反映人文地理特征的地名。这类地名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记录文化景观的记叙性地名。人们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景观统称为文化景观，由此而言，依据人工建筑、设施命名的地名可归于文化景观类地名。与其它地方一样，解放前合肥城内比较重要的建筑是城隍庙以及与科举文化有关的文昌宫、奎星楼等。除此之外，便是大量的寺观等反映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建筑景观。在传统社会，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合肥寺观遍及府县、村落，民间更有六观、七寺、八庙、九宫、十三庵的说法。这些庙观建筑对合肥地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寺庙本身的名称已演化为地名。在合肥地名中，这类地名常见的形式为XX庙、XX寺、XX庵等。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合肥城内外存世的佛教寺庙83座，庵16座，道教宫观13座。这些宗教建筑历经风雨沧桑，绝大部分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仅以地名流传于世，如三里庵、十里庙、五星寺、二十里小庙等；有的还依然保持香火不辍，如明教寺、开福寺、马政寺、西庐寺、浮槎寺、莲花庵、月潭庵等。这些幸存下来的寺庙已经成为合肥宝贵的旅游资源，每天登门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合肥的祭祀信仰习俗非常普遍，盛行多神崇拜，除了反映宗教神灵信仰的各类寺观庵院外，还有反映祖先祭祀及英雄功臣崇拜的各种宗祠，反映自然神灵信仰的社稷坛、城隍庙等。如祭祀驱逐蝗虫刘猛将军的八腊庙，祭祀建筑行业祖师爷鲁班的鲁班庙，祭祀宋代为抗击金兵保卫合肥而殉难的姚兴父子的姚公庙，祭祀西汉名将李陵的李陵庙，祭祀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牛寨寺，祭祀五代十国时期吴国建立者杨行密的吴山庙以及祭祀唐朝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的洗马寺等。这些庙宇也大多是建筑实体已经不存，仅留下地名供世人缅怀。

另一类记叙性地名是以“集、店、市”等为通名的地名。市，古已有之，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中，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在州县以外的地方出现的“市”，被称为“草市”。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市场的需求，集市大量兴起、发展，集市作为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具备初级经济中心的功能，吸引了四里八村的乡民前往赶集，商人们也从四面八方带着商品赶来设摊。即使在交通不便之处，也会因交易的需要而形成集市，因地制宜地集散货物。[5]51-53作为江淮之间的交通枢纽地，合肥境内在宋代以降开始出现一批集市。这些比较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有一部分逐渐演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名，如龙岗集、歧安集、陆集、晓星集、新河集、草市、十里店、大店、大杨店、大塘店、邓店等。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相比，合肥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许多手工作坊所产便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油坊、染坊、糟坊、粉坊等。也正因为这些手工作坊之于人们的重要性，有些便成为约定俗成的地名，如张油坊、油坊岗、油坊大塘、槽坊郢、前糟坊、糟坊店、孵坊郢、粉坊郢、染坊郢等。

第三类是记录人物和姓氏的记叙性地名。聚族而居是传统宗法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人群迁移到某处定居之初，较多的以定居者的姓氏对定居点进行命名，这一命名方式在人口密集、自然地理条件相近的地方尤为常见。在笔者考察的500多个行政村中，至少有200多个村名是以姓氏命名的，如张坝、李祠、王小郢、姚圩、孙岗头、蔡圩、高桥湾等。随68着人口不断繁衍，族内人户为寻求发展空间，开始向附近空余地带迁移，这就会出现多个同姓聚落，为了彼此区分，一般用上、下、前、后、大、小等作为专名，如上黄五村、下黄五村、前王嘴、后王嘴、大姜、小姜、东边郢、西边郢等。

(三)寓托性地名

地名虽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但是它不仅反映人们对地理实体的认识，有时也反映与地理实体特点并无实质关系的某种思想观念，合肥地名在这一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是寓托某种思想观念的地名。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在合肥地名中常有反映。建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胜利、团结、旭光、前进、红旗、勇敢、爱国、建设、永红、光明等地名曾盛行一时。

其次是寓托意愿的地名。这种寄寓性地名表现了人们某种美好的愿望，如永乐、和平、幸福等，这些地名表达了合肥人民期望国泰民安，过上幸福生活的心态和意愿。

还有一种表示特殊寓意的地名——“郢”，如柏树郢、姚郢、王墩郢、吴郢等，据不完全统计，以“郢”为通名的地名占现存合肥地名的4O%以上。何为“郢”?这需要从合肥的文化源头上去寻找答案。“郢”是战国时楚国的地名通名，意为村庄。凌琪曾用诗意的语言写道：“当秦灭六国的惨烈大戏最终落下帷幕，有那么一群楚国的遗民，背井离乡，如同从巴勒斯坦流散出去的犹太人一样，流散到江淮大地。为了不忘故国，他们纷纷将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改用国都‘郢’的称谓”。[6]37春秋战国时期，合肥先属楚，后属吴、属越，再又属楚，最终为秦兼并。楚国以“郢”为都城长达400余年，为当时南方的一大都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攻破郢都，改为南郡。屈原在绝望悲愤之下，于当年农历五月初五写下《哀郢》后，怀抱大石投泪罗江而死。《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日郢。”寿春，即今天的寿县。楚国迁都寿春后，历经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四世，于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亡国恨、民族仇，楚国人民为了不忘国耻，便把他们居住的村落改称为“郢”，并沿袭至今。从学理上来看，这其实就是文化传播与扩散的生动例证。楚国控制江淮后，大批楚人东迁，江淮地区受到楚文化的熏染，楚文化开始与当地原有的吴越文化相互交融，形成多元文化形态。[7]68-90楚都东迁寿春后，合肥因与寿春毗邻，受楚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整体上看，合肥地区的经济、文化、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深刻地烙上了楚文化的印记，并且受楚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深，“郢”在合肥的地名中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合肥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地名不是单纯的区分地理实体的标志，而是可以视为地域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者。无论地名是变动频繁，还是保持稳定，都与地域社会息息相关。地名频频变更，有时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可能在某一年份发生地震、火灾、战争，造成社会环境剧烈变化，地名多随之改变。但是在现代城市里，地名变动频繁，往往是由城市空间迅速扩大造成。新世纪以来，合肥城市驶人快速发展的轨道，城市规模成倍增长，很多地名都随着旧 城改造、道路拓展延伸而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也涌现出更多的新地名。这种情况下，地名成为城市发展的见证。但是，也有一些地名经过岁月的淘洗而流传下来，这些地名承载了合肥2000余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虽然地名的实体已经发生变化，但其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却仍然保留在地名之中。这些老地名如同《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述出合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不同区域空间的状况、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可以说，合肥的每一个老地名都包含着丰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或记录一段生动的历史，或附载一个动人的传说，或铭记一个杰出人物，或蕴含某种教化。透过纷繁的地名，我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合肥历史的脉络。从整体上来看，合肥老地名主要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民间文化传说相关联，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

(一)合肥地名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

对合肥地名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三国时魏吴在合肥争雄、南宋时金兵进犯合肥城与清末太平军攻打合肥等。每次事件之后，都出现了一批与此相关的地名。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控制江淮通道，对付孙吴政权，便着意经营合肥，将扬州治所迁于合肥，任命刘馥为刺史，建立州治。魏吴为争夺合肥这一军事重镇，从公元208年至253年不到50年的时间里，双方爆发了5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互有胜负。战争的风云虽然流散，但是与三国有关的遗址留了下来，有史可考的有三国新城、逍遥津、教弩台、飞骑桥、曹营旧址、李陵山等。因曹操、孙权皆是一代枭雄，以他们争夺合肥为蓝本，衍生出很多具有民间传说性质的地名，如藏舟浦、斛兵塘、争笛浦、曹兵巷、造甲店、撮造山巷、响导铺、八斗岭、马槽山、拖枪岭、营房岗、鸡鸣山等。如今，三国遗址已成为合肥人引以为豪的地名，附载其上的人与物为一代又一代的合肥人津津乐道。嘉庆《合肥县志》载有数首历代文人吟咏争笛浦、藏舟浦、李陵庙、飞骑桥等三国地名的诗篇，如龚鼎孳《筝笛浦》所述：

“美人画舫娇歌舞，烟鬟无数沉黄土。

香魂一片化湘云，千年尚听残箫鼓。

箫鼓残，君莫哀，

曾闻孟德风流处，卖屦分香铜雀台”。

如果说龚鼎孳的词仅是浪漫文人的遥想怀古之作，那么李育的《飞骑桥》就以写实的手法描摹当年了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

“魏人野战如鹰场，吴人水战如龙骧。

气吞魏土惟吴王，建旗敢到新城旁。

霸王身当万夫敌，麾下仓皇无羽翼。途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间不容发。

马奔津桥桥半撤，汹汹有声如地裂。

蛟努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

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

艰难始是报恩时，平日主君须爱惜” [2]卷31。

南宋时，金兵入侵中原，宋王朝迁都临安，合肥成了抗金前线。此时的合肥城墙，虽然除城门外主要还是夯土建筑，但城高池固，金兵屡攻不下反受重创，合肥城遂有“铁庐州”之称。在合肥先后爆发了几次著名战例：

1131年庐州知州王亨领军民大破攻城的金兵，

1134年岳飞部将牛皋增援庐州，在城池下追击金兵，

1151年前后统制姚兴率其子以400余骑抵挡十万金兵而战死。

合肥现存地名打上抗金印记的有以下几个：

牛寨寺，地处岗集，据说南牛皋曾在这里安营扎寨，并大破金、齐两国联军，后人为纪念这一胜利，在其驻兵处建了一座庙宇，取名牛寨寺。每年正月十六逢庙会时，寺中香火十分旺盛。

将军庙，是为纪念抗金名将杨存中而立，嘉庆《合肥县志》卷33《重修杨将军庙碑记》云：“杨将军庙建于庐郡城西，创始年月不可考。世言将军在南宋时有藕塘之捷，郡赖以全，因尸祝之。按宋史，将军初名沂中，字正甫，后赐名存中，代州崞县人。??《记》日：‘有功德于民则祀之。’将军庙食于此土也，固宜。? ?庐郡城西平岗高数仞，将军庙在其岭。自岗麓叠石作径，盘折而上，丛树荫翳，高豁下幽。” 姚公庙，相传姚兴父子率兵迎敌于“尉子桥”畔，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金主完颜亮闻讯后下令停止进兵合肥，并作《宋统制姚兴诗》以示敬仰：“独领孤军将姓姚，一心忠孝为南朝。元戎若假征兵檄，未必将军死尉桥”

人的功绩。

清咸丰年问，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并迅速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徽也没有幸免。在合肥地区爆发的比较著名的战役是三河大捷。太平军攻下三河后，修筑大城一座，环以九垒，囤积粮草军火，以接济天京、合肥。咸丰八年(1858)十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此聚歼清军将领李续宾及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清军6000余人，史称“三河大捷”，三河由此为世人熟知。太平军还曾多次攻占上派、官亭、紫蓬山、雷麻，与张树声、刘铭传等地方团练武装发生 激战。为镇压太平军，合肥地区走出了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将领群。他们修筑了一个又一个圩子，结寨自保，比较有规模的圩子为数甚多。如董大圩、董小圩是淮军将领董凤高家族故居，周老圩是淮军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所建圩子，唐大房圩、唐三房圩、唐五房圩是淮军将领唐殿魁、唐定奎家族故居，宋家圩是淮军将领宋先聘家族圩子，赵家圩是淮军将领赵宗道家族圩子，蟠龙墩圩子是铭军提督刘盛休家族的圩子。这些当年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圩寨如今已经变成当地地标式的建筑，百余座淮军故里圩堡群也成为紫蓬山风景区一条重要的旅游线路，是城里人户外踏青旅游的首选之地。如刘老圩，距离合肥城5O余公里，占地面积近百亩，原建有清式房屋200多间，现仅存9间厅，雕梁画栋，曲径通幽，圩内有奇葩绽放的大花园，花园汇总立有飞檐六角小亭， [2]卷31 。人们后在南乡“定林铺”建一庙宇，名日“姚公庙”，纪念父子二名日盘厅。圩子四周有金河水环绕，围墙上装配5座碉堡、炮台，内外壕沟由吊桥相连，桥上有门楼，驻兵勇把守。圩子内外林木茵茵，两株广玉兰树树体高大，芬芳郁馥。

(二)合肥地名背后的重要历史人物

对合肥地名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当首推包拯。包拯是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近千年来，因其为官清廉、铁面无私，秉公办事，几乎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他断案如神的传奇故事。而作为包拯故里的合肥，为家乡拥有这样一位名人而自豪，将其排在对外宣传的城市名片的首位，最明显而直观的标志物就是合肥的许多地名都与包拯有关。合肥最著名的4A级风景区是包河公园，景区内有包公祠、包公墓、浮庄、清风阁、脚印塘、香花墩等景点。包河公园所在辖区是包河区，包河大道是合肥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包氏宗祠坐落在包公镇小包村，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孝肃桥也是典型的由包拯谥号而得名。

另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则为杨行密。杨行密是今合肥长丰县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 杨行密在故乡留下了诸多与其有关的历史遗迹，1995年，“吴王遗踪”被评为“合肥十景”之一。“吴王遗踪”位于合肥城北35公里的长丰县吴山镇东侧，杨行密归葬于此，墓高大如山，墓旁立碑。后人为纪念吴王仁德爱民之心，建庙祭祀，四乡进香者不绝于途，庙因此得名吴山庙，吴山镇也由之声名远播。[3]117-120[8]288 吴山镇还有百花园遗址，在吴王墓西边，该遗址是杨行密之女百花公主所留。相传百花公主在杨行密去世后，悲痛欲绝，便在其父王的墓旁修建了这座花园，用于寄托哀思。她死后也葬于吴王墓不远处，被称为公主坟。出百花园北门前行，穿过林间小道，即到达以杨行密长子杨渥命名的杨渥街。杨渥街是吴王遗踪景区的主干道，景点主要分布在路两侧。在杨渥街上，可以买到当地名牌艺术品吴山铁字，品尝到历史名菜“吴山贡鹅”。在合肥城内，也存有杨行密的遗迹。相传杨行密发迹后，百花公主不愿住在吴山乡下，杨行密便为她在合肥城内建造一座府第，院中有一口深不见底的老井，井水清澈，终年不竭。百花公主貌美端庄，每天汲井水梳洗，并以井水为镜，临井打扮，这口水井便被称为百花井，现在百花井已经名存而实亡，百花井地名为众人周知。

与合肥地名结下历史之缘的重要人物还有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姜夔曾“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在赤阑桥畔偶遇因战乱而流落江湖的歌女姐妹，与琵琶女大乔结下了生死之恋，但在残酷的现实下终至天人永隔，相思离别之苦成为此后姜夔诗词创作的主题，赤阑桥也由此引起后世的关注，沧海桑田，赤阑桥已不可寻。2000年，桐城路桥更名为赤阑桥，多少弥补了历史的缺憾。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亦在合肥地名史上抹下一笔，赵千户巷即因其而起。稻香楼则因清初明臣龚鼎孳而闻名。从合肥走出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也留下了李鸿章故居和李鸿章享堂两个地名。

(三)合肥地名的故事传说

传说，是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人物或事件的故事，经过一代代的加工、传承，寄托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体现了人民的是非观，凝结了人民好恶爱憎，表现出鲜明的道德观念。由于地名又大多是因人物和事件而产生的，所以民间流传的有关地名的传说非常丰富。地名故事的出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有地名，而后按照地名的命名意义结合该地的风光景物编造出故事来；另一种是先有传说，而后产生一连串地名，这些地名便和传说联系在一起。地名故事表面上似乎是用来解释地名的来历的，其实是我们的先人以地名为题材来创作的民间文学。

龙和凤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图腾，分别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和百鸟之王。龙能飞上天，能潜入水，能呼风唤雨，在封建社会里，是皇权的象征。凤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古人认为天下太平，便有凤凰飞来。因“凰”通“皇”，为至高至大之意，所以凤凰也成为中国皇权的象征，常和龙一起使用，风从属于龙，用于皇后嫔妃。也正缘于龙和凤的尊贵，人们多把地名和龙、凤凰联系起来，在合肥就有龙泉山、龙城、白龙镇、青龙厂、龙嘴、龙塘、龙岗(斩龙岗)、龙王店、龙灯、龙潭、龙岗集、凤凰桥、凤凰井、凤凰山等地名；有些地名虽不是以龙或凤凰命名，但其故事传说却以龙或凤凰为主题，如马桥、孤井、烧脉岗等。除凤凰井、龙宫、龙城、龙泉山等少数地名传说确实是以龙凤为原型外，其他地名传说则以朱元 璋、马皇后为故事的主角，故事梗概也都大同小异。有关朱元璋的地名传说都是讲朱元璋初登皇帝的宝位，担心豪杰聚起，江山不稳，便派刘伯温到处察访“斩龙扎脉”。刘伯温奉旨后，身带照妖镜和斩龙剑，看到某处有真龙出现，就用尽毕生法术，将真龙斩首。马皇后的地名故事则是说马皇后外出巡游，途中发现某处建筑宛如一只振翅起飞的凤凰，凤凰头向着京城凝望，两只翅膀伸展欲飞。马皇后看到此情此景，心想此处将来必出淑女，与皇室内宫争宠，引出祸端。便召集大臣商讨对策，议定在凤凰的颈脖处挖一井，意是用银针穿入凤凰咽喉，使其抬不起头来，并在凤凰的两翼处建一土窑，常年烘制砖瓦，意在烧毁凤凰的翅膀，令其不得飞翔。这些地名传说的故事情节有详有略，龙凤与刘伯温等人斗法的下场因地

1○势而不同，有的是龙尾落地成金龙地，有的是龙身下陷成龙头堰，龙尾成土山，龙须成河，龙珠成塘。无

论故事的版本多么不同，其结果都是龙凤被斩杀，明王朝江山稳固。其实，如果我们对明初历史有所了解，就不会固执地把这些地名传说当成荒诞不经的故事。

赵世瑜曾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进行过研究，提出人们如何记忆历史的问题，指出传说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10][9] 回到本文的议题，这些地名传说也是民众记忆历史的一种工具。朱元璋依靠淮西勋贵集团打下大明江山后，为了奠定并延续朱家王朝的千秋基业，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大肆屠戮开国功臣。胡惟庸案前后延续十数年，牵连被杀的达三万余人，蓝玉案总共有二万人被杀，以至“功臣宿将相继尽矣”。朱元璋诛杀功臣集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朱家王朝统治的稳定。不对功臣集团下手，功臣居功自傲，势必分裂为各股力量，对新建的王朝造成致命的威胁。朱元璋肯定不愿看到辛苦打下的大明王朝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只有祭起屠刀，砍向昔日的左膀右臂。由此，我们结合史实就能够从刘伯温奉旨四处“斩龙扎脉”的地名传说中感受到朱元璋的担心所在。

四、余论：

老地名的保护地名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关系，特别是遗留下的老地名，是各个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记录着历史环境的沧桑变化。涵养～座城市，无疑需要老地名作底色。虽然一些老建筑在拆迁中消失了，但保留下这些地名可以窥见城市历史发展的脉络，勾起人们对城市历史的回忆。在现代城市变化剧烈的社会，要注意保护地名特别是老地名，避免老地名资源的浪费消失。保护老地名，需要对现有地名和已经消失的地名进行摸底调查，广泛收集各类“老地名”的资料和信息，编辑出版《老地名录》、《新旧地名对照表》、《地名词典》等地名工具书，以方便人们查找利用。为使人们了解和熟知“老地名”的内容，可在“老地名”原来的位置，给已经消失和仍在使用的“老地名”或挂牌展示、或立碑留念，详尽记述“老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演变等情况，使其成为一张张生动的历史名片。同时，在城市的开发和建设中，要注意保留老街区，保持“老地名”的相对稳定。在旧城改造中，对可改可不改的“老地名”坚决不改，特别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中的“老地名”和古村落名称的更改，要广泛征求群众和有关部门意见，做到保大舍小，保高舍低，保长取短，保雅舍俗。保护老地名，是一项惠及千载的事业，需要我们每一位的付出。

[参 考 文 献]

[1]合肥市地方志办公室．合肥概览[M]．合肥：合肥市地方志办公室内部发行。1987．

[2]嘉庆·合肥县志[Z]．

[3]何峰．文化合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4]金天翮．张树声刘铭传传[M]／／钱仲联．广清碑传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5]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凌琪．楚国护照——有关合肥地名的浪漫考古[M]／／张向东．陈军．最合肥第①集．合肥：黄山书社，2010．

[7]邹逸麟．江淮平原的人文IN]／／谢觉民．自然·文化·人地关 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8]合肥地名委员会．合肥地名谭EM]．合肥：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印，2010．

[9]张爱萍．寿县地名文化透析[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

[10]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J]．历史研究，2006，

① 上述故事传说出自合肥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合肥民间故事集》，内部资料，1993年；合肥地名委员会主编：《合肥地名谭》，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2010年。

[作者简介]张爱萍 (1979-)，女，安徽寿县人，合肥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及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