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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索非

 真友书屋 2016-02-15

索非本姓周,1889年安徽绩溪生人。他早年曾从事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做过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微明》半月刊主编,还于1925年与巴金等发起组织了“民众社”,在此前后,他在北京的《国风日报》担任《学汇》副刊编辑。


中国无政府主义主张采用世界语,由此成立了许多世界语团体组织,索非曾是上海“世界语协会”的理事和干事,巴金也曾是世界语的推崇者。后来巴金回忆其在青年时从《新青年》等刊物上得知“世界语”,于是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世界语”运动在其一生中成为他全部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索非和巴金之所以喜欢和推崇世界语,开始时不过是以为其“结构完善”、“主义正大”,当他们具备了“世界主义”的终极关怀,自然地热爱上了世界语。索非、巴金以及卢剑波、王鲁彦等等互相切磋,并且与日本和朝鲜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互相交流学习世界语的体会。巴金还在1924年编译过日本世界语者大杉荣的年谱(大杉荣曾向在日本留学的刘师培夫妇、张继、钱玄同、景梅九等传授过世界语),在巴金等的创作、翻译生活中,也曾用世界语翻译过许多作品,如巴金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狱中与逃狱》《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等,在他们看来,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是相互一体的,即“世界语文学是散布同情与友爱的工具,它走遍全球,给那般不幸的受苦的人以一点爱情,一点安慰,一点勇气,使他们不致灰心,不致离开生活的正路;靠了它,许多彼此不相识、甚至不曾会过面的人,居然会共同地哭泣,共同地欢欣,共同地友爱地生活,互相帮助,他们在孤苦寂寞之际会想到'在这一刻有成千成万的心灵与我共同受苦,我并不是孤寂的’,他们便又有了前进的勇气了。”(巴金:《世界语文学论》)

1929年5月12日,巴金(后排左起第一人)、索非(后排左起第三人)与上海世界语学会的负责人以及奥地利世界语者Ebner(前排左起第三人)合影


多年以后,即1992年3月16日,巴金缅怀故人,在致世界语诗人石成泰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索非。


索非的一生,大多在出版界活动,他所服务最多的是“开明书店”、“友信书房”。索非于1927年到达上海,即是“开明书店”的早期员工,当时他的工作主要是联系印刷、出版、发行等等,后来成为“开明书店”的高级职员。


“开明书店”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个著名出版机构,它于1926年成立于上海(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是章锡琛、章锡珊兄弟,编辑主要是由作家、教师等构成,其中不乏专家和作家,而管理者又大多是同人的亲朋好友,乃至逐渐形成一个家长式的管理模式,所谓和衷共济、患难与共,这就是过去中国出版界著名的“开明人”、“开明风”(叶圣陶曾说:“开明同仁的作风,有四句话似可做代表:是'有所爱’,爱真理,即爱一切公认为正当的道理。反过来是'有所恨’,因为无恨则爱不坚。恨的是反真理。再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合乎真理的才做,反乎真理的就不做,这“虽无标语,但确实以此态度做人,以此态度做出版编书。”有此,才可以做到:“正正经经地出书,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的称谓了。彼时“开明书店”的出版物主要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读者对象,由于凝聚了一批同气相求的“开明人”,他们的目的是“争取青年中学生,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坚”(朱光潜语),而经理章锡琛又是一位有经济头脑的文化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开明人士;协理范洗人本是制作精盐的商人,却没有一点市侩气;编辑队伍更是一时之选:叶圣陶、胡愈之、徐调孚、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周振甫、索非,等等,他们在学术上各有千秋,但作为编辑,都为了启蒙工作而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于是,有了这一班开明的文化人加入,“开明书店”很快便从一家兄弟书店发展到能与“商务”、“中华”相抗衡的出版公司。后来人们说起“开明”,无法不说“开明人”,记得一张照片是上世纪30年代部分“开明人”的合影,其中第一排挨着老板章锡琛的,就是索非,可惜后来人们回忆起来,对他几乎不着一字,也许因为他早就离开中国大陆,被人们淡忘掉了。


提到索非,就要提到巴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的。


那是1927年2月,在中国正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夕,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运动正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此时法国的巴黎也是春寒料峭,在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来自四川的青年李尧棠住在这里,他照例每天去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则到一家学校去补习法文,至于其它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到了夜里,则一边听着从巴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而悲哀的钟声,一边想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想到国内那些正在苦斗的友人,想到一切还没有逝去的爱和恨、悲和乐、理想与现实,于是,他的心淌血了。


为了安顿自己那颗寂寞而年轻的心,李尧棠开始在练习簿上写作了,他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文字。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灭亡》诞生了。写完后,他用硬纸面的5个练习本整理和抄写了全稿,再加上自序和题词——“献给我的哥哥”,随即寄给祖国——上海“开明书店”编辑的友人——索非,在稿本的扉页上,他郑重地写下自己的笔名——巴金。


索非收到了《灭亡》,很快编辑了出来。原来李尧棠考虑自己的处女作可能不成熟,也许书店不会印,他想到了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印行。可是索非把稿子推荐给了主持编务的叶圣陶,叶圣陶是多少作家的“媒婆”啊,他一见此稿,马上就决定将之连载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这样,巴金一炮打响,而《灭亡》的发表也使巴金走上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巴金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上海,与索非相逢了。当时索非在“开明书店”工作之外,还兼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理事。于是,巴金应索非之邀,就暂住在宝山路鸿兴坊75号的上海“世界语学会”的会所,闲时协助索非从事世界语的宣传,以及编辑学会的会刊《绿光》。半个月后,巴金迁居到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与索非住在同一栋小楼里。不久,索非结婚了,新婚夫妇住在楼上,巴金是单身,就住在楼下。那时巴金每天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看书、写作,基本上没有社交。巴金是一个寂寞的人,他不喜欢交际,更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当他有了文名之后,许多上海的报刊编辑是通过索非向他约稿的,往往是巴金将写好的稿件交给索非,再请他带去交给编辑们。那时巴金常常写作忘了时间,通宵达旦,只在天亮时才搁笔休息。而索非则在清晨上班前踱入巴金的屋里,从桌子上取走他刚刚写完的稿件,送到编辑的手上,让它们问世。巴金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1月下旬才离开,在这3年中,他在这里他创作了《家》《雾》《新生》,以及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


索非和巴金相处得十分愉悦,他们是真心的朋友。巴金尊敬和信赖索非,索非则十分欣赏和喜爱巴金的为人以及他的作品,他多次帮助将巴金的作品如期出版,又让巴金结识了许多当时在上海的文化名人,在宝山路宝光里14号索非的家里,巴金结识了翻译家马宗融以久其未婚妻罗世弥(即罗淑),并从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巴金还结识了“名编”施蛰存,这是通过索非转送给《现代》的稿子达到的(巴金的小说《海底梦》刊登在《现代》的创刊号上);巴金还结识了创作与翻译“两栖”的“圣手”丰子恺,那是巴金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后委托索非请丰子恺题写书名达到的。

索非在“开明书店”服务多年,可谓股肱重臣。到了抗战胜利,文化人范寿康先生奉命“接收”台湾的出版界和教育界,他看中了索非的精明能干,就劝说索非去做他在台北的书店的负责人,索非碍不过面子,于是告别了上海、告别了巴金,去台湾开辟新领地去了。


在台北,索非在台湾“开明书店”和“台湾书店”服务多年,后来他又开办了一个“友信书房”。遗憾的是政局突变,索非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陆来,而巴金也再没有和他见过面。巴金在晚年经常提到索非,而那时的索非已经是病体缠身了。


索非,是他“废姓”而起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许多是不要姓名的,如早期的领袖人物——师复(本姓刘),索非还用过“非子”等名,巴金则用过“芾甘”等名。由于“废姓”了,当索非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时,他给子取名叫“鞠躬”,为什么呢?他解释说:“我们这家人,都不必沿用祖姓了。为的是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为我们这个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儿子叫“鞠躬”,后来又有了女儿,名字则叫“沉沦”,为什么呢?彼时国难当头,是祖国在“沉沦”哪,当应发奋有为。


索非赴台湾的时候,大概没有带走家眷。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叶永烈编辑《中国科学小品选》(三卷本)时,其中收入了索非的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他是百般查寻,最后找到了索非的子女,由鞠躬写了一篇《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附在书中。巧合的是巴金得知了此事,又为《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题了字,这使得《中国科学小品选》增色不少。


鞠躬是1929年11月生在上海的,他现在是著名的军医(西安特级教授、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来从事束路追踪、神经内分泌学、大脑边缘系统及化学神经解剖学的研究,曾获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他的童年时代,他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一位忧国忧民、有志于社会改革之士的影子,尽管那是模糊的,但从其言行中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正直、真诚以及疾恶如仇等等;他的母亲(索非的妻子)则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她影响儿子的则是尊重人、为他人着想的优秀品质。据说鞠躬从小立志学医,是受他父亲“医学救国”思想的影响,显然,“开明书店”、“开明人”的影响是不止于书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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