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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646号第四版“书人茶话” （2016年12月26日发行） 1929年5月29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欢迎奥地利世界语学者Ebner（前排右二）来访。前排左一为索非，后排左一为巴金。 索非之子鞠躬亲切地称巴金为“爷叔”。图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鞠躬看望巴金。 微明丛书：巴金与索非友谊的见证 王建军 索非的原名及其他 索非，是巴金的挚友。
巴金在法国时，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巴金寄过多部书稿，包括其处女作《灭亡》；回国后，曾多年住在索非家里。 索非儿子鞠躬说：“从我记事起，我家一定有一间房子是供巴金先生住的。” 他还说，母亲生他时，父亲正在上班，是巴金先生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母亲送到医院。他一直亲切地叫巴金为“爷叔”。由此可见索非与巴金是比较特殊的朋友关系，似兄弟，似亲人。 巴金晚年谈起索非时，说他是废姓的，本姓周，但已记不清原名。或许是巴金的如是说法，许多文献把索非原名说成“周索非”。 鞠躬明确告诉笔者：父亲原名周祺安。至于为何改名“索非”，他说：“我想‘索非’和‘求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索非何以求是。”这是他经过思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悟得的。 鞠躬还透露了一点家族秘密：胡适先生是父亲的舅父，也就是他的舅公。他过去填写“社会关系”，除了父亲等，还有胡适，但注明“从未来往”。 1927年1月，“微明丛书”的第一种《狱中记》出版，作者署名A.A.Sofio，这是索非的西文名。编者署为“微明学社”，其实也是索非。如此署名，也许是索非为了纪念他那段人生的求真之路。 “没有索非就没巴金” 巴金曾回忆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小说也由开明刊行……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可以说，巴金一生与开明书店结下的深厚情谊，就是缘于他与索非之间的友情。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都是经索非之手给《小说月报》的。两者的命运虽完全相反：《灭亡》公开发表，《死去的太阳》则遭退稿，但后来都由索非编入“微明丛书”出版。可以说，“微明丛书”见证了巴金与索非的友谊。 《灭亡》初版本 1927年春，巴金在法国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1928年8月，他在小城沙多-吉里把全书二十一章誊清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上寄给索非。巴金打算“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个两三百本，送给自己的哥哥和朋友。12月上旬，巴金回到上海，索非一见面就告诉他：“你用不着译书卖稿筹印费了，《小说月报》明年第一期起连载你的小说。”1929年1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开始连载署名“巴金”的小说《灭亡》，至4月第四号载完。《灭亡》发表后，反响强烈，索非很快把它编进了“微明丛书”，于10月出版单行本。 《灭亡》在《小说月报》发表，一般认为是由时任代理主编叶圣陶“拍板”决定的，也有认为是郑振铎，还有胡愈之向叶圣陶推荐巴金一说。但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索非。人们知道索非，大抵也因为这个事实。 从现有资料看，巴金当时“没有勇气把这部小说稿寄给国内任何书店去出版”，就将《灭亡》原稿从法国寄给索非，托他帮忙自费印刷。索非“翻阅”后则推荐给了叶圣陶。这样做，索非应该有其想法：只有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才能让年轻的巴金成名，《小说月报》正是当时的权威杂志。 研究巴金的学者余思牧就此认为：“把巴金带上文坛的是周索非、叶圣陶。”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索非，也就没有巴金。” 《灭亡》发表后，巴金把稿费赠予了索非。鞠躬还告诉笔者：1947年他在湘雅医学院上学时，巴金曾将《灭亡》的版税赠予他作为生活费。 巴金在《我与开明》一文中说，他的第一篇翻译小说《薇娜》也是编入微明丛书出版的。 《薇娜》是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小说，写一个牺牲了爱情而献身革命的旧俄新女性。1927年，巴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小说《薇娜》”。1928年初，巴金在沙多-吉里译完《薇娜》，打算把《薇娜》与其他几篇描写旧俄新女性的作品编在一起，印一本小册子。“然而后来，《灭亡》的写作占去了我的时间，而且那几篇译稿寄回上海后也找不到发表的地方，那时候的杂志编辑不会看得起我的文章，更没有一家书店肯接受我的稿子。” 于是，巴金把《薇娜》译稿抄写在笔记本上寄给索非。没有想到的是，索非很快把《薇娜》作为“微明丛书”的第三种出版了，巴金8月下旬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到了《薇娜》样书。
《薇娜》于1928年6月出版，署名“石曾、芾甘合译”。书前印着：“石曾芾甘二君不曾合作译这集子，是编者自由地把它们集合起来的。理当声明。”原来，索非把芾甘（即巴金）译的短篇小说《薇娜》和石曾（即李石曾）译的三幕剧《夜未央》合在一起出版。有悖于习惯做法的是，该书共二百三十四页，短篇小说《薇娜》仅四十八页，李石曾的名声也远大于巴金，书名却定为《薇娜》。这么做，与其说索非偏爱《薇娜》，不如说他更偏爱年轻的巴金。其实，巴金在法国也翻译了《夜未央》，遗憾的是，译稿从巴黎寄给索非，在途中被邮局弄丢了。否则，索非会把巴金译的《薇娜》和《夜未央》合在一起出版，书名也许是《夜未央》，而作者只需署“芾甘”。 值得一提的是，巴金逝世后，人们在他生前的住所武康路113号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薇娜》手稿。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巴金最早的手稿之一，自然是《薇娜》出版后由索非保管再交还巴金的。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巴金一直珍藏着的手稿，充分见证了他与索非的真挚情谊。 三四年间译书四部 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后，时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的索非让他去鸿兴坊学会会所暂住。巴金在学会“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于1929年1月与索非一家住在了一个屋檐下：闸北宝山路宝光里14号。那时，索非白天在开明书店上班，晚上到学会工作两小时，他俩就一起去，连星期天下午也去。学会有个小型的世界语图书馆，巴金在那里读书、写文章，并开始翻译世界语作品。短短三四年间，巴金共译出四部作品。
这四部作品是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十一幕话剧《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和匈牙利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其中，《过客之花》1930年1月发表在《小说月报》上，1933年6月交索非在开明书店出版。《秋天里的春天》先刊于1932年4月至7月《中学生》第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1932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而较早出版的《骷髅的跳舞》和《丹东之死》两书，由索非编入了“微明丛书”。
《骷髅的跳舞》原著是巴金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买来的，“在卢森堡公园的春天里读完了这本小书”。1929年翻译完成时，“又恰逢上海的春天”。1930年3月初版，同年10月再版，署名“一切”。《丹东之死》原著是从鸿兴坊世界语学会的图书馆借来的，1930年7月初版。 巴金小说曾遭退稿 作品被编辑部退回，在巴金走上文学道路后，仅有一次。这就是他的第二本小说《死去的太阳》。巴金后来多次忆起这退稿一事，认为编者“退得对”，他们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他还说：“《死去的太阳》太幼稚了”，“是‘失败之作’”，读者“会给《死去的太阳》戴上‘废品’的帽子”。
1930年5月，巴金“用二三十个晚上”写成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初稿名字是《新生》，托索非转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巴金“很失望”，以至于“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遍……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在那里印了出来”。《死去的太阳》是“微明丛书”的最后一种，于1931年1月初版。1935年3月被当局禁止，罪名是传播“普罗意识”。 微明丛书共出八部 据巴金回忆：“微明丛书”共出版了八种，其中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索非的三部作品都是写监狱生活的。除《狱中记》外，另两部作品是《苦趣》和《囚人之书》，作者也署A.A.Sofio。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一事，激发了人们的愤懑，索非的一位朋友“就想从事暗杀行动，用突发的行动去毁除这祸世害民的万恶军阀”。暗杀事件后不久，索非“担了一个炸弹嫌疑犯的罪名”在保定无辜入狱。
1924年11月出狱后，索非开始撰写监狱生活的回忆录。《狱中记》（1927年1月初版）收有杂记二十六篇，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个青年被捕入狱的故事，出版后有读者把作者“许为中国之王尔德”；《苦趣》（1927年12月初版）收有杂记四十七篇，用饶有趣味的笔致写监狱里琐琐碎碎的事情；《囚人之书》（1930年5月初版）收有二十五封给“朋友”的书信，讲述了在狱中的生活与感受。索非的三部作品后来都再版过，其中《狱中记》到1932年5月已出四版。
“微明丛书”出版了四年，共八种，除《薇娜》是由“石曾、芾甘合译”外，其他七种有索非三种、巴金四种。 据先后在开明书店负责装帧设计的钱君匋、莫志恒两位先生回忆，“微明丛书”的封面均由钱君匋设计。莫志恒还回忆说：“记得《囚人之书》《狱中记》《薇娜》都是小方形开本，又用纸面飘口方式平装，小巧玲珑，逗人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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