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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15 04:01 | 豆瓣：drunkdoggy 我记得几年前采访“痛仰”乐队主唱高虎的时候，他和爱人刚从非洲回来。难忘的非洲之旅为他打开了世界精神之门。彼时三十多岁的他礼貌温和，基本素食，婚姻幸福，频繁的演出让他成为年入超过百万的中产阶级，写出的歌越来越好听，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符合他对摇滚乐的理解：“爱与和平”。他怀念在迷笛音乐学校和树村的摇滚乌托邦生活，说自己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去世界各地到处看看。 上《中国之星》是“痛仰”的电视处女秀。第二次出场，说好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整个表演被全部剪掉，直接进入点评投票环节。的确是“说好的”，因为直到直播之前主办方还在通告中提及歌名。 这场荒诞的电视秀出现后，没过多久又在“舌头”乐队身上重演。很多人猜测是《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中那句“侵略者侵略者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让节目无法过审，最终被“有关部门”剪掉了他们能够剪掉的。 不知“痛仰”和“舌头”为何选择在电视秀上演唱这两首歌。“痛仰”的《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或《西湖》，舌头的《小鸡出壳》和《复制者》显然更适合这个平台。也许是推荐人崔健本人对清晰的抗议性歌词的倾向，也许是他们知道自己根本不适合这个节目，决意爽一把就走，才选择了这种直白的音乐性不强的作品。而之所以被剪掉，究竟是有关部门在节目播出前半小时突然叫停，还是因为现场效果不佳，节目组自行阉割，既保证了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不至于在漫长的口号重复和诗朗诵中换台，又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又能制造话题与悬念——在网上，这些被剪掉的视频好好地在那里呢，除了节目组，又会是谁放上去的呢？更也许，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节目组的安排。 新时代的小鲜肉们表达着他们的疑惑。他们不理解崔健为什么那么刻薄，那么较劲，“舌头”为什么选择念诗，“痛仰”所说的压迫在哪里？他们要反抗什么？ 同样疑惑的是这些登上电视舞台的摇滚乐队。他们无法解释自身所处的荒诞。一方面，他们成为电视游戏规则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们要为自己辩护：曾经的地下摇滚乐队就不可以上电视吗？ 让我们来看看电视是什么。在所有的文化传播媒介中，电视是距乌托邦最遥远的。收视率是电视节目的上帝，唯一的垄断法则。 近十年来兴起的电视音乐节目，已经由最初的唱歌竞技走向了多元，开始关注音乐本身，以《中国好歌曲》为代表，莫西子诗、杭盖等民族音乐的获胜，一系列原创音乐的走红，让电视节目更有信心向更小众的音乐人敞开怀抱。当赵牧阳和张楚使出吃奶的劲儿吼着秦腔敲着大鼓与刘欢一起表演《侠客行》，当满大街商场里都在放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崔健和他的朋友圈也顺理成章地登场了。 电视无疑是今天音乐传播的最大平台。一个摇滚歌手要从音乐节和小酒吧演出中突破，上电视是唯一的选择。高虎在接受节目组的采访中坦言，既然来这里上电视，说不想扩大知名度是假的。 摇滚乐队纷纷出现在电视上，这本身就是中国摇滚界对摇滚乐的定义和边界的一次自我释放。 但不是所有摇滚乐队都适合上电视。他们必须提供足够多为观众所消费的东西。电视的终极信仰是收视率，就算这是一档纯摇滚节目，也是一样。不管你是否疲劳，它追求的永远是跌宕，是飙起来唱，最好飙到跟海豚一个频率，飙到血管都崩掉，飙到观众血脉贲张热泪盈眶，在一次次的心跳加速中感受到恋爱般性高潮般的喜悦，从而形成对节目的条件反射，成为高黏度的忠诚用户。 当观众已经像巴甫洛夫的狗那般熟悉了电视音乐节目抛出的那块按照成熟的商业法则制造的圆润多汁的骨头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喊四遍居然没有四个层次的表演，必然是既引不出垂涎，也唤不起高潮，只会让台下的小鲜肉观众四顾茫然的尴尬秀了。 “哪里有压迫了？为什么要反抗？”这些网友反馈让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土摇”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的断裂。是啊，曾经被封杀的最爱政治隐喻的崔健都上电视当导师了，他的朋友秋野都能在电视上指挥观众齐唱《乖乖的》（虽然现场效果跟剪辑之后的效果差得很远），摇滚音乐节早就遍地开花，一茬茬年轻人买张门票，就能合理合法地在草地上尽情POGO，释放掉一茬茬过剩的荷尔蒙，还有一茬茬保安叔叔们时刻保护着他们的安全，哪里有压迫了？为什么要反抗呀？不是连崔健都在电视上说，摇滚乐只是一种美学和艺术，是“个人的真实表达”吗？ 时年55岁，皮肤白皙零毛孔的崔健，平生最讨厌别人叫他“摇滚教父”，如今角色扮演“推荐人”，倒是符合他对自己的一直以来的定位。和大多数摇滚老炮甚至老乐评人不一样，他始终有种提携后辈的责任感，时常出现在北京的小live-house，与年轻人混在一起。他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寻找着新的创造力，灵感，也寻找着与这个时代接驳的方式。和许多摇滚老炮一样，他经历了漫长的创作空白期，用来与摇滚乐、摇滚精神、自我和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较真，用来钻研设备和技术，录一首歌的时候，常常，鼓要录几十遍。 在摇滚老炮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赢得话语权的短暂胜利的幻象后，又随着席卷一切的商业大潮进入漫长的失落与自闭，最终集体进入中年危机、精神危机和创作危机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朋友圈上电视无疑是一剂良药。责任感和公众教育可以摆平一切拧巴扭捏，就像崔健说的，他在意的是“话语权”，让更多的人看到“不同的音乐”。讽刺的是，最终决定这“不同”去留的，依然是大众，审视这“不同”的，也是大众审美。 电视不是摇滚乐的敌人，就像春晚不是崔健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早早就碎裂了，融化在你我之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本身。我们生活在敌人之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只有很少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像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那样提醒自己：“这就是水，这就是水。” drunkdoggy 2016.1.8 for”澎湃“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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