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途中 凉山兄弟的毒品与艾滋 撰文：麻国庆
我最初知道“西南民族”“凉山”等概念，还是在近三十年前，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硕士生阶段。当时在课堂上，不同的老师都会提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杨成志先生，如何独自一人进现在的彝族地区，进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志调查，由此开创了人类学、民族学西南民族研究的先河。 2004 年秋，我调职到中山大学，有更多机会接收珠江三角洲外来打工人口的信息，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包括来自西南的苗族和彝族等。这些从西南山地来到发达地区的民族，他们如何适应、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呢？他们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呢？出来的人大多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流动又会有何问题产生呢？ 在我的印象中，庄孔韶教授是较早关注流动出来的彝族社会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主要从出来的彝族年轻人如何染上毒品、如何戒毒来进行讨论。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虎日》中，对彝族的戒毒过程，他强调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如家支等亲属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对于来自官方的所谓“科学”的戒毒模式则提出了质疑。 看完影片，我想，这些彝族青年回到家乡后，他们的生活和疾病状况如何呢？他们所处的社会如何卷入到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直到 2014 年，我有机缘与刘绍华博士长时间交流后，才进一步了解到，她对彝族社会围绕着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进行了长时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写作了《我的凉山兄弟》一书。这本著作的英文版 2011 年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是在英文版基础改写而成的。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西南民族疾病与社会文化方面难得的优秀民族志作品。 杨成志先生如果在世，一定会对他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调查的“”社会出现如此严重、可怕的毒品和艾滋深感不安，而对于年轻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调查和分析，也一定会从人类学家的角度进行赞扬。 喜闻绍华博士的简体字版将在大陆出版，委以作序。遂重阅绍华的书，并读相关研究，对杨成志先生的早期研究亦重阅之，以寻静与动之感，如此更觉绍华的研究在社会转型中的学术价值。 我个人接触到疾病与社会文化的研究，还是十多年前在大小兴安岭做的鄂伦春族调查和研究。作为一个传统的狩猎民族，当鄂伦春族面临着来自国家的“禁猎转产”“定居化”“新社区”建设等政策时，他们所表现出的焦虑和困惑至今仍浮现在我脑中。 婚礼上，双方家支举行摔角比赛时，男童会被鼓励代表家族上场 三年多前，当我再返回原来的调查地时，他们的变化更让我吃惊，很多鄂伦春猎民已经住进了楼房，远离他们的生计空间，我问：“你们真喜欢这种生活吗？”他们说：“不知道，反正楼房住得方便。”那生计怎么办呢？他们不知如何作答！ 我去的另外一个猎民点，十多年前有七名孤儿，当时他们还在上小学，但干部告诉我，因养父母离开人世，这七个孤儿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喝酒，都已过世。我非常震惊。讲的人很轻松，可能已经习惯了。 在我调查的鄂伦春社会，疾病、自杀、异常死亡率非常高。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中，就提到该区域的鄂伦春人完全没有卫生观念，从生到死都没有进过浴盆，其他的不洁几乎可以想象。一旦有病，他们并不依赖于医药，而是靠萨满的祈祷。因此，死亡率非常高，人口逐年减少。天花、呼吸系统疾患、痣疾、与月经有关的疾病、遗传性梅毒、眼病等，都和居住有着相当的关系。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鄂伦春社会，（都市）文化也开始进入伴随着文明病的病原菌的处女地带。在30年代，这一区域的鄂伦春族已经染上鸦片，引发了很多卫生和健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外来的植入在原住民族的所在地发生的。 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卫生体系和健康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上述这种极端的案例已经销声匿迹。然而，由于全球化运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各种疾病的流行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毒品与艾滋。在西南彝族社会特别是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人们所染此毒和此病，都是在离开本乡本土、出去“闯世界”的过程中掉入泥潭和罪恶的深渊所致。由个体而及群体，逐渐成为当地的“社会病”。 绍华博士在讨论彝族社会毒品和艾滋的问题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传统说教式的框架，比如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化、民族与国家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的叙述，而是以自己作为观察者、研究者，与他们长时间地交流、对话、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之中，同时又与这个社会保持了一种人类学上说的研究距离（detachment），与所研究的社会保持了进与出的密切关系。她在田野中把握到了彝族社会的脉络，将这一社会由毒品和艾滋所引发的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及其所面临的焦灼、不安、困惑、苦恼，以及渴望与生存等种种身体与社会的病例，聚焦在现代性、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系、国家主导等分析视角下，进而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讨论和思考。 戒毒协会歌舞表演排练 对于个体的研究，传统的人类学一直是把个体纳入群体或社会中予以思考，强调对于集团的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人的研究。即使有很多个人史的材料，往往也还是将其归类在某一个框架之中。而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则把个人作为研究的中心，如身体、感情、苦恼等。我们不能体验他者的苦恼，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苦恼。绍华博士提到诺苏年轻人在追求现代性时表现出两个层次的个人主义，第一个层次类似于我们一般了解的西方个人主义，第二个层次称之为晚近现代性情景中的个体化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里她更强调后者。她讲述了八个人的生命史和四兄弟的故事，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中来检验个体性的特征。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叙事“简直就是利姆毒品问题的缩影”。 彝族社会的年轻人，尤其是流动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个体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了一体两面的特点。一方面，追求个人的特殊性，想挣脱彝族社会集团化（如家支组织）对他们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他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之间，而城市却把他们抛弃时，他们又不得不回到这个组织化的社会中。特别是从监狱或劳改出来的人们，对于家乡的依赖非常显著。如作者在书中曾感慨地表述过，大多数年轻人在他们家乡都进过监狱，甚至会把进监狱和出监狱作为一个时间的参照系，像“这辆拉客人的面包车，是他出监狱的那一年这个主人买的”。 所以，在这些涉毒和艾滋病人回到家乡的初期，以家支为基础的亲属关系网络在戒毒和疾病的治疗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而在国家层面，卫生保健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官员习惯于以科学知识取代诺苏传统的医疗认知。比如，当谈到中英计划的失败时，作者将其归结为两大因素，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文化职能的欠缺，国家代理人并没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偏见对于政府治理所带来的伤害。作者的报导人之一、当地卫生院院长抱怨道：“防疫站左手接到工作，右手就递给我们，他们的工作就像邮递员似的。” 所以作者认为，利姆禁毒运动失败，部分要归咎于权威者无法感同身受地理解年轻人流动与吸毒的行为。接下来，作者从污名角度来讨论艾滋污名与歧视在中国如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把艾滋症状与当地人对于疾病的认知体系联系在一起，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艾滋病死的就跟生病死的一样，没什么两样！”这也就是为何利姆的诺苏人并不歧视艾滋感染者，至少开始时如此。近年来，又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作者访问过的多数年轻人都明显表现出排斥与感染者结婚的想法。 在对毒品与艾滋讨论的基础上，绍华博士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讨论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并把疾病治理置于国家政策以及全球现代性的发展轨迹中进行思考。因此，正如作者所思考的那样，把诺苏与中国的特色放入全球化历程之中，才能顾往并前瞻。而像利姆所代表的中国其他地区边缘群体，如面临到类似的问题时，是不是同样也会遇到现代性的阵痛呢？他们会不会越来越进入边缘化的行列，或者成为全球化的贫困者？这也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文情怀。 绍华博士的叙述，从头到尾贯穿着她对所调查社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她同情他们，想把他们从痛苦的边缘解脱出来，希望找到一个拯救这些患病群体的良方。这与她一直强调从患者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待身体的疾病和社会的病理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当地人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疾病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只能是悬在空中的良好愿望。 本书的论述，推而广之，让处于全球体系中的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和疾病的关系。疾病和人类一样古老，但很多疾病是与文明的节奏相合拍的，很多疾病是由于文明和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处于不同生态文化类型下的族群，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其疾病也有其特有的结构和状态。 利姆集市一隅 但人与人的交流、文化与文化的交流、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带来了疾病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很多原住民社会的疾病的根源与现代文明的渗透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疾病也在改变着文明的进程和社会的变动。古希腊和古罗马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疫病。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体系逐渐得以确立的同时，疾病也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与周边互动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当然，疾病确实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和不安，但在这些不幸和不安的背后，历史也常常带来一些由疾病衍生出的浪漫情节和故事。当结核病成为近代文明的代表性的病症，很多著名文学家笔下的爱情故事赋予了结核以浪漫的话语，佳人薄命就是这一话语的集中体现。而与近代话语相对应的另外一个充满放荡色彩的病症就是梅毒。我们甚至可以在近代的语境中思考这两种富有色彩的疾病时，或许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隐喻—结核就像害羞的女人，而梅毒就像具有野性的男性。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这一对对应的话语，近代的文化语境就缺乏了很多富有想象的色彩。而当代艾滋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又一负面的代表，但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男性与女性在这一病态中合一的隐喻。然而作者所描述的凉山彝族社会出现的毒品与艾滋现象，把这项传统的隐喻砸得粉碎。 “凉山兄弟”的故事，使我们必须面对疾病的冷酷和残忍的本性。这种冷酷和残忍，在文明以及文明开化的进程中，事实上一直伴随着世界体系中中心的文明与周边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出现。就像采集狩猎社会在现代性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的脆弱性一样，作为边缘群体的彝族社会，当他们进入到从未感知过的对他们而言突变性的陌生城市社会时，固有的文化传统无法应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性的冲击，导致群体性的文化失调。 如此轻易地进入到毒品交易和吸毒的行列，本身就是这一群体和社会失范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治愈的，不仅仅是由毒品、艾滋所带来的作为自然属性的身体的疾病，更是由社会失范所带来的社会的疾病。 《我的凉山兄弟》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在这文化失调和社会失范中面临的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的问题、“保人和保文化”的问题。绍华博士的研究似乎也验证了，近年来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越来越强调的，疾病不仅是生物学现象，其实也是社会与文化现象，或者说疾病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生产、分配与建构的过程，这与政治和经济对于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 -END- 《我的凉山兄弟》 作者：刘绍华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撰文 | 麻国庆 编辑 | Frantz 摄影 | 来自《我的凉山兄弟》内页配图，作者刘绍华 三辉图书（微信号：sanhuibooks）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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