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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刘绍华花费20个月的时间浸染在大凉山的诺苏地区，深入当地社会。利姆乡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是诺苏人口的腹地，然而就是这个诺苏文化的传统地区却在“1990年代末期被艾滋病和海洛因所吞噬，成为双重流行病灾区”。这个“双重流行病灾区”其实是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冲突之后，个人、传统社区、国家三者之间相互撕扯所造成的结果。《我的凉山兄弟》，刘绍华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9月自工业社会以来，现代性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方方面面。在马克思眼中现代性是工人的异化劳动，在韦伯眼中现代性是工具理性带来的“铁的牢笼”，在霍克海姆眼中现代性是技术理性。但无论运用何种理论，都不得不注意到“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式”。吉登斯强调，现代性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断裂性。而断裂性，恰恰是对二十世纪诸多“宏大叙事”的有效反驳。断裂表现为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前者是指全球化的影响，后者则指日常生活中具有个人色彩的领域被改变。作者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中再现少数族裔（彝族）在巨变时代下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再思现代性的种种后果。诺苏地区自古以来不受中华帝国支配，遗世独立般地盘踞在四川西南地区。建国前，诺苏都是奴隶社会，主要阶级是：土司（统治者），黑彝（贵族），白彝（平民）以及两类奴隶，其中最高权力组织是“家支”，类似于汉族的宗族。正因如此，亲属关系在诺苏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比如后辈必须学会背诵长达三十代的家谱。所以“亲属关系主导诺苏的道德规范、宇宙信仰、权利义务、社会阶级甚至婚姻和居住地点”。如此一个原生社会，却在1956年品尝到“社会主义现代性”。建国后，诺苏社会被重新评估，成为“19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正是这样一种负面标签，影响着诺苏人的自我建构，并在当地人的脑海中不断建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这样的信息。国家在1950-70年代进行一系列“乌托邦式”改革。之所以是乌托邦，是因为有以下两个特点：试图实现全民平等，试图以“科学”铲除“封建迷信”。为了达到全民平等，国家强制推行“民主改革”，对一切传统权威人士进行攻击，硬生生地“把一个错综复杂的、以社会阶层、亲属关系等原生连带关系为主体的社群，强行转变为行政疆域划分的地区。”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将诺苏人对家支的效忠转移到对国家的效忠。铲除“封建迷信”便是摧毁既存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对于一个奴隶社会，“仪式”是构成其文化的核心。一旦传统仪式的社会活动停摆，很难想象诺苏人的生活还存在什么寄托。“全民平等”，斩断亲属关系网络；“倡导科学”，阻断传统文化活动。“这种现代主义的治国之道，目的在于把社会变得清晰可辨。为了消除差异以利于中央集权，政府以层层分明的管理阶层体制，把所有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人、事、物都予以简化、标准化、理性化”。这种追求简化、标准化和理性化的模式，还体现在民族命名计划中：“鉴于简化多元人口的政治需求，政府把400多个自报登记的族群减为56个民族”。就这样，诺苏人不得不与其他地区的人民被划分到一个“全新的民族”中，而这个民族就叫“彝族”。197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市场转型，意味着另一股势力——市场将会入侵诺苏，但在市场无形之手伸入之前，因国家有形之手的撤出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国家介入所带来的伤害。80年代以前，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达到“73%的医生覆盖80%的农村人口”，这得益于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如赤脚医生）。当国家力量离开农村时，跟着离开的还有大量知青移民，因此“农村卫生事业再次面临挑战，许多传染病死灰复燃”。同样面临挑战的还有教育和扶贫事业：2000年当地县6岁以上的人民，37%未上学，15岁以上人口文盲比率40%。2004年全县21%人口处于当地标准贫困线以下。如果说，国家力量的介入摧毁诺苏社会的原生社会形态，毁灭当地传统文化与价值，那么国家力量的撤出则给这个破烂不堪的社会留下更多的问题——医疗、教育、贫困。市场化改革，除了忽略乡村发展外，还带来全新经济体制以及道德观。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县政府引入两种产业：定期集市与水泥工厂。定期集市对于诺苏人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之前从未经历过贸易阶段，没有使用过货币，却被迫学习新的经济体制。这“拓展了诺苏人的经济参与世界观并且大大影响民众的道德观、理性思考和自我认同”。汉人认为，集市不仅能有效活跃当地经济，还能丰富诺苏人的日常生活。在集市上，有各式衣物、鞋子、CD，以及提供各种娱乐节目的场所，但是正因为频繁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使用，对当地道德经济产生影响。“亲属关系原本是个人在思考利益、物质和服务分配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逐渐融入客观的交易关系。”市场的介入，改变了诺苏社会原本日常生活的规则。金钱、物质开始涌入，紧随而来的就是年轻人价值和欲望的变化，他们在不断地追求个人满足以致于陷入到海洛因的毒窠之中。市场不同于国家。后者是依靠强力打破当地文化生态，前者则是无形渗入每个个体的生命历程。“成年礼”用来分析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与社会的关联和转变。只有跨过这一阶段，孩子才会被承认“业已成年”。对于现代人来说，“成年礼”可能是进入职场、结婚抑或是生儿育女。对于诺苏青年来说，传统成年礼就是学会参与社区文化事务。但是国家破坏了他们的文化生活，以致于传统成年礼无处落脚。这时候，“流动”便成为新时代的“成年礼”。一个青年，敢于外出拼搏并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新颖的事物，就会被承认跨入成年的行列。事实上，“外出流动”之所以会成为新式的“成年礼”，市场的力量不可忽视：丰富多彩的欲望、经济理性的价值观，不可阻挡的好奇心。从国家再到市场，现代性一步步地将青年赶出遗世独立的山区。但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们，难以在城市中立足。1980年代，诺苏的年轻就加入流动人口大军，但“很快就面临经济和社会上的严峻挑战。在盘缠告罄之后，身无分文的人会想尽办法回家，‘摸包包’就是其中一途。”逐渐的，偷摸扒抢成为年轻人们快速赚钱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严打”，城市治安力度加大，这种行径已不能长久，年轻人便开始接触海洛因，以此为生财之道。诺苏年轻人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原因有两方面：首先，诺苏社会早在1900年代就有贩卖和吸食鸦片烟的历史，对于年轻人来说，海洛因与鸦片烟无二样；其次，诺苏俗称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是一种奢侈品，因此在诺苏文化中，毒品（海洛因以及鸦片烟）是地位的象征。1990年代中期，随着青年将海洛因带回家乡，一如前文所述，诺苏地区便开始成为双重流行病灾区。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相信：社会主义能为穷人带来公平，民主能为人民带来权利，科学能为人类带去力量。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野蛮必将被压制。因为现代性坚信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被仔细涉及、被理性管理的文明，这一切都有赖于宏大的社会工程，恢宏的纪元叙事。与之有天然亲和力的便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态度最坚决、立场最佳定的现代性，它是的一切混乱的、非理性的、自发的、不可预测的现象变得流畅和纯净。”但是，就算现代性给人类带去的苦难并不比幸福多许多，那至少也是一样多。本书正是以少数族裔的角度去阐释，现代性如何毁灭一种文化，还冠以“科学”“拯救”“解放”等字样。尼采等人对现代性都有通透分析，但“他们都只是从‘内部’看现代性因而只是一些途中的报道。”那么，如何才能达致“外部的角度”，以非现代性的历史背景来观察现代性对象化的事物？《我的凉山兄弟》在这点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含义，即站在现代性之外，以少数族裔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工程所具有的缺陷。 鲍曼将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为“后现代性”。当人们意识到以“现代性”视角去审视、分析、建设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就被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常被批判没有本质、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或混乱、无序、空虚。一旦将现代性纳入作为对比，这一切批评都显得无关紧要。因为，后现代性的提出恰恰是针对“由秩序造成的混乱”。鲍曼在《对秩序的追求》中谈到：“在现代性中……秩序的任务……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而凸显出来”。作者给我们展现的诺苏地区正是如此，国家不能容忍差异的存在，必须将一切人事物以简化、标准化、理性化的方式纳入整个科层机器中。诺苏，便是在“秩序”中被连根拔除文化。对秩序的追求恰恰是现代性的命门所在，后现代性立便是足于这一点进行批判。 学界讨论的经典问题之一是：大屠杀如何成为可能？在众多解释中，“现代性”的解释举足轻重。大屠杀，不是现代社会的失败，而是蕴藏在现代社会中的可能性。换而言之，大屠杀不是现代社会的病态，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副产品、组成部分。关键就在于“现代性”，具体而言是“理性的延伸”。“理性在这里体现出了主宰性的力量，一方面它使得现代社会里对于快乐的追寻成为正当,，使得苦难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 理性又使得现代社会的个体无足轻重：科层制的发展使得个体的‘多余化’成为现实,，并进而使得大屠杀成为可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现代性对秩序追求的最杰出的‘作品’。”也难怪鲍曼说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的宏大设计赋予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它工具，社会的麻木则赋予它‘畅通’的信号。”回顾《我的凉山兄弟》，国家对诺苏社会所进行的“屠杀”不也是如此吗？以宏大社会工程为合法性基础，以行政官僚体制为手段，以“科学、铲除封建迷信”为口号，对异己文化进行铲除。唯一的不同就在于，这不是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屠杀，这是一场无形的“屠杀”。但是“屠杀”还在延续，诺苏社会还处在苦难之中。哈贝马斯曾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借用哈氏的话，反思现代性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无论是哈氏以正面的态度寻找现代性的出路还是后现代主义（如利奥塔）以其他角度寻找现代性的出路，不变的核心都在于反思。反思现代性究竟给人类带去多少苦难？如何减少这些苦难？鉴于笔者能力不足，本文只涉及现代性的少数论点，诸如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时空关系的重组、全球化等核心问题并未触及。刘绍华博士的《我的凉山兄弟》是一本杰出的人类学作品，而且极具理论深度，除了现代性，书中还用全球化、制度化个体性、医疗民族志等角度或方法来阐释诺苏社会的变迁。文字行云流水，不同理论角度的阐释环环相扣，充满思想张力，极大扩展读者认识世界的视野。本文前半段对此书的复述仍然有所不足，无法表现原书的全貌，而且单单截取原书“现代性”部分的内容，不免会产生断章取义的效果。因此，推荐大家阅读此书。（责任编辑：朱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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