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下行及一些突发性事件对于中国企业及企业家都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让企业家不得不思考企业的下一步该如何走，特别是在遇到危机困难时该如何度过难关。例如王石，他将万科的治理结构打造得如同美国企业那样理性，客户第一、股东第二、员工第三，最后才是社会。但在汶川地震的捐款事件中，这种理性的制度和规则就出了问题，这种治理结构的安排在某个时期会成为影响王石和万科声誉的要素。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家，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应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一定要关注别人的情绪，关注社会的舆论，关注自己和企业的不同。企业是企业、法人是法人、自然人是自然人。以前我们认为我追求的、我控制的就是我的，现在则必须了解即使是你控制的，也是有社会属性的，这种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需要修炼的。
我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按照国学学说的思路进行，也就是没有按照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我感觉这太理想了，也不是当代企业家要追求的人生。我觉得企业家应该做的是“修身、齐家、治企、为人、退隐”，儒家加点法家的思想对于企业家可能更合适。 企业家到了修身齐家治企之后就已经拥有了财富，第四阶段应该是让别人拥有财富，让周边的人能够得到你已得到的东西。三流管理者自己做事，二流管理者是教人做事，一流管理者是让人做事。 企业家只有到了让人做事的阶段，承认别人的能力比自己强，搭平台让周边的人去成功，才能突破亲朋好友的范围，才能调动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让更多的人跟着你或帮你干企业。但是这种曾经全力追求，现在又要出让于他人的心态转变特别难，现实中很多企业家放手让别人干一段不满意，又恢复到自己亲自干，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修炼。其中的要点就是，企业家要学会从自己做事到教别人做事，再转到给别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做事的层次提升。
根据以上的企业家伦理，我们可以建立起一套企业的组织制度。企业家首先应当是只做事不做人，先在市场上左右拼杀，把事做成；然后是先做事，再做人；再是边做事，边做人；再是先做人，再做事；最后，6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只做人，不做事，企业家做到最高层次就是精神领袖了。像松下幸之助，从一开始做总经理到后来做董事长，再后来退到名誉董事长，70多岁时做顾问，80岁时做名誉顾问。企业家在这种组织制度中层层上进、步步后退，不断让别人做自己原来做的事，让自己退到更高的层次上去，这样就真正把企业家的伦理之路找到了。
在企业中，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应当有着不同的企业伦理要求。一个企业底层的人一定要有才：没有才是做不成事的，这部分人不要过于追求有德，因为有德通常不利于竞争；但越往企业的高层越必须有德，我认为有德不是做好事，而是不做坏事，保证不做违反法律法规的、违反公序良俗的事，高层有德才能保证企业长久生存。保证企业生存不是赚钱，而是防备企业出问题。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显示，田文华不能保证高层组织有德，不能理解食品企业产品质量问题是生命线的道理，因此恶性事件一出，道德底线就保证不了，企业就生存不下去了。
如果把国学的东西和企业组织结抅联系起来，我认为基层一定是法家，讲求规则制度：有令则行、令行禁止；中层是儒家，强调协调、平衡、合作；高层是道家，追求无为而治，以德治企。每一层有每一层的伦理，且每一层都不可或缺。我相信这种解释比用西方的责权利更有效，中国的企业人更有共鸣。通过将国学与组织结构联系起来，让企业每一层人都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该处理哪些重要关系，明确基层干部、中层干部、高层干部分别应该学习什么，提高哪些方面，从而每一层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在研究伦理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悟”，我给“悟”下了一个科学化的定义：当别人说任何一个格言式的所谓真理时，能否找到这个真理真正适用的前提，即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不对。例如诚信，应该思考诚信是怎么来的，然后界定应该怎么做。我对企业管理者做过一些测试发现，人们的行为习惯是：一次交易靠计谋，长期交易靠诚信。一两次的交易或交往，就是斗智斗勇；但长期的交易就是重复博弈了，当谁都离不开谁的时候就必须讲诚信。所以，诚信这一伦理原则远非它表面那么简单，讲不讲诚信是有前提条件的，空谈要讲诚信没用。按照这种分析伦理的模式，来研究国学在中国应用的前提，可以避免企业家们对《论语》、《大学》等国学思想的误用，通过将思想的前提条件逻辑化、系统化，使得这些伦理思想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对于社会的看法会更客观一些，内心会更平衡一些，做法会更智慧一些。
我对中国式管理的思考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对“情、理、法、权”四个字的排序，例如中国的法律、我们日常的交往、商业生意交易都有各自不同的排序，因而也派生出不同的管理方式；另一个角度是通过比较西方的管理来知晓中国式管理是什么。比较的结果是我们存在两点差异，一是西方非常讲究信仰，而我们讲究伦理，他们讲究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之外的力量，而我们讲究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即面子和人内心的力量；二是西方在交往交易中非常讲究上帝所定的规则、法律，并以此为准绳来约束彼此，而我们在交往交易中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人脉关系。 施炜老师讲社会伦理和企业伦理是不一样的，社会伦理可能存在基本伦理，具有普适价值，例如种族繁衍、生产力提升、组织化生存等。作为生存的伦理，种群的繁衍是种群的最高价值，相应地，企业的发展是企业的最高价值；作为生产力提升的伦理，追求物质生活提升，追求生产效率，解决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的提升；作为组织化生存则要解决组织里的合作与非零和博弈问题，这时就产生了人类基本制度。 华夏基石e洞察 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由我 国人力资源管理泰斗、咨询业开拓者、《华为 基本法》起草人之一的彭剑锋教授领衔创办， 权威、理性、睿见，管理精英必读！ 原创中国管理思想策源地 中国顶尖管理智库平台（撰稿人包括但不限于）： 彭剑锋、施炜、黄卫伟、吴春波、杨杜、魏杰 孙健敏、周其仁、朱武祥、吴晓求、文跃然 出品：华夏基石新媒体实验中心 总经理兼主编：宋劲松（微信：szy20121014） 投稿及建议：617989295@qq.com 订阅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