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自古至今，只要人类未能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丛林法则”就会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只不过在魏晋等乱世表现得更强烈更外露而已。社会生活里存在这样的“法则”，究其原因，即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人性是掺进了许多杂质的。
从历史上看，魏晋这样的混乱时期，对人性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陶渊明尽可能地运用文明这个柔弱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部分，也是人之为人最了不起的部分。生命在混沌中形成的时候，就带着良知和良能，它并非完全由后天赋予。文明就在这种先天的基础上得以滋生、衔接和强化，这种顽强成长的力量不容小觑。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人类才有了延续下去的理由、可能和希望。人类的历史就是运用这种文明来抵抗“丛林法则”，由失败到胜利或由胜利到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这个战场。这场战争就个体来讲会纠缠一生，对群体来讲则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状态。陶渊明洞若观火，他熟悉人性的秘密。整个魏晋时期乃至这之前的春秋战国等等，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丛林法则”演绎的悲喜剧、苦难史和流血史，对诗人来讲都不陌生，甚至并不遥远。切近的“法则”活生生地强加到一些人身上，那种痛苦是不难设想的，陶渊明旁观近看，体会一定是极深的。
我们当然明白，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其他人，都是“丛林”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丛林”。他们降生到世界上不是出于自愿和自觉，而全都是被迫和被动的，这并不是一次自我抉择。这个道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所以今天人们常常说的“体制内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其实要说透彻是很难的。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间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的选择也是有限的。
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搏斗下去。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艺术表达、思想表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倔强地存在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之于魏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陶渊明身上的一些特异色彩，陶渊明式的日常生存，就表现了这种个体选择的超越性和坚毅性。这其中实在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意蕴。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就更是如此。
陶渊明虽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不多，只是李白杜甫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力量却同样巨大。这些文字极耐咀嚼，意味深长，力量持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果陶渊明是一个谜，谜底又在哪里？它可能就存在于个体与集体、弱者与强者这两个关系之中，存在于一种特异的生命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法则”的笼罩下作出个人的思索、个人的判断；他的幽思，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幅度，都显得朴素天然。用现在的话讲，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可操作的”。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这非常了不起。
在血腥的对手面前，他逃离了；在韧忍的坚持中，他完成了。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 《陶渊明的遗产》 张炜著 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