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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节”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提到灯节，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然而，在一年之中，张灯并非只在“元宵”，历史上曾经盛行上、中、下“三元日”。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灯节”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按道教的说法，“三元日”，正月十五为上元，天官赐福；七月十五为中元，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为下元，水官解厄。“三元日”分别为三官检勾之时，考察善恶谓之检，删除功过即为勾。一切众生，皆为天、地、水三官统摄。天官的全称是“上元一品九气天官赐福紫微大帝”。东晋干宝《搜神记》说他每至正月十五日上元之辰下降，“考校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国土之中，分别善恶，随福受报”。《上元天官消愆罪行忏》说他“居紫薇宫中，部三十六曹，主宰众生善恶之籍，致诸仙升降之司”。所以欲求功名富贵、延年益寿者均拜之。 地官全称“中元二品七气地官赦罪清虚大帝”。《三官经》称其“居北都宫中，主宰三界十方九地，掌理八极四维五岳，考众生祸福之机，核男女善恶之籍”。能为人赦罪，故此获了罪而欲得赦免者多拜之。 水官全称“下元三品五气水官解厄洞阴大帝”。《三官经》称其“居青华宫中，部四十二曹，主管江河湖海、水域万灵，掌死魂鬼神之籍，录众生功过之条”。能为人解厄，故欲消灾免祸者多拜之。 据此可知，道教认为“三官”不仅是掌理着人间的福祸，还负责着鬼神的升转。至于“三官”的来历，道教本身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十六引《蠡海集》：“三官起源于金、土、水三气。”明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谓三官为元始天尊取始阳九气，清虚七气，晨浩五气入口经九九之期从口中吐出，降人间成尧、舜、禹，后来封为三官大帝。清代姚福均《铸鼎余闻》则谓“三官俱周幽王谏臣”，即唐宏、葛雍、周武。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说有一个叫陈子梼的人，生得聪明俊秀，被龙王选中，将三个女儿都嫁给了他。三个龙女各生一子，三子的生日便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日。长大后，三人俱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故被元始天尊封为“三官”。 “三官信仰”由来已久，早在东汉后期便已流传，当时张鲁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曾作“三官书”，为人消灾治病，免罪祈福。即在道徒中设鬼吏，为病者请祷，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书三通，其一上之天，置山上，其一埋于地，其一沉于水，谓之三官手书。1982年5月，河南登封县一位农民在嵩山峻极峰顶的石缝中，发现一道武则天时的金简，其内容就是祈求“三官”为武则天免罪降福。 据清赵翼《陔余丛考》称，三元日之俗始于北魏时期，而元宵节张灯从哪一年开始，说法就很多了。
“元宵”张灯源自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汉武帝尊祀太一无神，将正月十五日定为燃灯节，开放夜禁。其中引《史记·乐书》“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祀到明”，并认为“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的较多。像唐代徐坚《初学记》，宋代李昉等纂《太平御览》以及后来的《直隶志书·永平县》等都有此说。但翻阅今本《史记·乐书》，却只有“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从文字上看与众家所引有出入，而且正月上辛日并非正月十五日，文中亦未及张灯之事。《搜采异闻录》中也说“而今史记无此文”，这便有了疑问。有两种可能：其一，最初引用《史记·乐书》者有误解、误引之嫌，后来便以讹传讹，如上述诸家；其二，《史记·乐书》中确有此段文字，然而在唐宋之前便已成佚文，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引《史记·乐书》之说难作定论。其他如说汉文帝平定诸吕叛乱在正月十五日，即将此日定为元宵节。或说东汉明帝曾于上元夜至寺院燃灯表佛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存的典籍中，可以见到的有南朝梁简文帝的《列灯赋》：“何解冻之佳月，值冥荚之盛开，草含春而色动，雪飞彩以轻来，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徵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赋中写出了观灯之盛况，从时令上猜测，似乎是在初春，却不能断定是否正月十五日。又有隋炀帝《正月十五日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语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此诗的内容，姑置不论。仅标题便已说得很清楚：时间在元宵夜，设灯于通衢，即大道之上。显然是纵民游观，而隋炀帝则登南楼观之。更有《隋书·音乐志》为佐证：“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正月十五日，在京都端门外大放炬火，光烛天地，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自是每年以为常焉。”这是元宵节张灯成制度最早的记载。虽不及汉代之说久远，距今也将近一千四百年了。 若说“三元”张灯始于汉、魏多少有些捕风捉影的话，盛于唐、宋确是言而有据的。《新唐书·中宗本纪》记有中宗携韦皇后于景龙四年（710）正月十四、十五两晚微服游行观灯之故事。皇帝、皇后扮作平民，在人山人海之中，击毂摩肩，真可谓与民同乐。此外，《旧唐书·严挺之传》载：“挺之为右拾遗，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713）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上纳其言而止”。可知在唐代，由于皇家的重视，元宵张灯呈现出空前的盛况。据史料记载，当时创作了许多巨型彩灯。如“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望之如花树……年少妇女千余人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见《朝野佥载》）；又有“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日月矣”（见《开元天宝遗事》）。除此之外，唐明皇还于“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设庭燎”，并且命工匠“结创绘彩为灯楼二十间，高一百五十尺”，这里所说的灯影，便是我们今天仍可见到的“走马灯”。关于走马灯，《燕京岁时记》有这样的记载：“走马灯者，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顿止矣。”宋人有诗形容：“飙轮拥骑驾炎精，飞绕人间不夜城。”走马灯发明在一千多年以前，原理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热动力机械的始祖，英国李约瑟博士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认为这项发明较西方早了至少一千年。 到宋代，三元张灯更为盛行，《燕翼贻谋录》载：“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碖安，方当年谷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自此改唐时三夜灯旧制而为五夜。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载：“上元观灯……本朝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当时民间亦有传说，上元五夜灯，是钱王纳土进钱，买添十七、十八两夜灯，恐为讹传。 北宋张灯之盛况，在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实的记载：每年自岁前冬至后，便开始在御街前绞缚山棚，扎灯山，“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灯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龙，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在灯山前百余丈范围内，以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并于宣德楼上设御座，皇帝于元宵之夜在此赏灯，与民同乐，百姓也可在楼下一瞻天颜。同时，都城内的宫观寺院也竞陈灯烛，光彩争华，通宵达旦。所有的街道都成为了辉煌的灯海和涌动的人潮，街巷路口都设有影戏乐棚，这是因为人多拥挤，防止小儿走失而特设吸引小孩子们的。各茶楼、酒肆、香铺、药店等也都各显其能，挂出新巧别致的花灯。在各衙门中值班的官吏、公差，“于法不得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 自南渡之后，南宋王朝临安定都，一隅偏安。赖有江南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和苏杭等地发达的丝织、制瓷、造船、造纸、印刷、铸镜、漆器等工商业为依托，居然“民物康阜，过京师十倍”（见《都城纪胜》序）。虽国土沦丧，犹醉西湖歌舞。当时的杭州有“销金锅儿”之称，此处的灯节自然非比寻常。据《武林旧事》载：“禁中自去岁九月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竞出新意。”试赏花灯达三月之久，更胜过唐睿宗元宵节延时一月之举。又载：“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个大字。”元夕夜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擎辇者皆倒行，以便观赏”，“宫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矣”。此时在街巷中，都市里的男男女女身穿罗绮仍在狂欢，或演傀儡，或载歌舞，终夜鼓吹不绝，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支队伍，而且夜夜如此，日盛一日，直到第五夜。歌舞的人们往往要等敲过四鼓方始归家，且意犹未尽。有姜白石诗为证：“灯已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应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因狂欢忘情，且人多拥杂，丢鞋掉钗亦为常见，故夜深人静，便专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小首饰、杂物往往得之。观此，也可略见杭州元宵节盛况之一斑。 自宋初开始，不但五天不禁夜，而且三元均张灯。中元既是道教的“地官诞辰日”，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所以中元节汇集了不同的宗教特色。道观建醮，寺院设“盂兰盆会”，两者意义相近，虽同在一日，却并行不悖。中元也称“鬼节”，大户人家多持斋诵经，荐奠祖考。晚上放河灯却是僧、道、俗众共同参与的活动。十月十五日“下元”，水官下降解厄，道观设醮坛、解厄难。民间则多备菜肴祭祖祀神。迎神、赛会之事多于是节前后行之。《宋史·礼志》载“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依中元例张灯三夜”，可知三元张灯曾为制度，不过仅维持了十年，在淳化元年便遭废除。
元、明、清三朝都北京，历六百余年。然而，并非均有“灯节”张灯的制度。元朝禁灯，自世祖忽必烈始。究其原委，与元朝异族统治下造成的民族矛盾分不开。在元朝统治期间，虽然宣布“仪文制度，尊用汉法”，但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都有很严格的不平等的规定。由于害怕汉人和南人起来反抗朝廷，还经常下令没收他们的军器、马匹，禁止他们练武、集会，连平时点灯亦有限止。在意识形态领域，元朝兴佛教，禁道教。道教乃汉家土生土长的宗教，“三元”为道家之提法。了解了这些，再看世祖禁灯，便不足为奇了。到至治元年，英宗即位。曾欲于禁中张灯，叠立鳌山，礼部尚书兼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缮具奏疏，托左丞相拜住入陈。拜住立即袖疏入宫，特见英宗。张养浩疏中说：“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继而又劝英宗：“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小，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见《元史·张养浩传》）英宗初看大怒，读罢转喜，即令罢之。应该说，英宗罢灯，与世祖禁灯是有区别的。 明朝，汉人恢复了统治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沿袭了宋时旧制，元宵张灯也不例外。不但如此，据明《帝京景物略》载：“上元五夜灯之始，北宋也；上元六夜灯之始，南宋也；而上元十日灯，则始于我朝。太祖初建南都，盛成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明代灯节，不但时间比历代都长，而且民俗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宗教色彩则相对淡化。形成了固定的灯市。明《燕都游览志》云：“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亘二里许。”正是今日东城的灯市口一带。灯市从正月初八起，至十三而盛。各省的商旅纷至沓来，售货摊位，衢三行，市四列，货随队分。从早晨到傍晚，这里是热闹的集市。商品从古董、珠宝，到民服用物、当地特产、外地奇珍，无所不有。人多得彼此不能相顾，车辆也被阻塞，行进、调转都很困难。一到傍晚，这里便成了灯的海洋。南北各异的彩灯竞相陈上。有名的彩灯如琉璃球、料丝、夹纱、羊角、羊皮灯、云母灯，还有麦秸、通草、走马及各色纸灯。球屏交错，把街市照耀得如同仙境一般。据史料记载，当时“有好事者，复箕敛于市，要区为烟楼月殿、鳌山火架，集珍聚奇，凡器具玩好，人家有一珍丽，必百法索之出。参差陈之，各以意布置，颇有结构，远望灿烂，近视精整”。看来，昔时的“好事者”便是灯具收藏者的前辈。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人也对灯节作过详实的描述。波斯人所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这样写道：“在皇城的范围内，他们建筑一座木头小山，整个上面覆以松柏枝，看似一座绿玉山。那里挂着十万盏灯，尚有几千用木板制成的俑，其形状、面孔及服装，远看与真人无异。那些灯都连着火油爆管。当一盏灯点燃后，爆管开始沿着那些绳子滑动，把它接触到的灯都点着。以此，在刹那间从山头到山底灯火通明。城内的百姓也在他们屋舍和店铺门上点燃无数的灯。”文中讲的“木头小山”即是从唐宋流传下来的鳌山灯。但文中声明此“鳌山灯”并未亲眼见到，而是听别人述说。下面还有一段亲眼所见的场面：“那天晚上，在那座大城中，每人都用火炬、蜡和灯，把屋舍和店铺照得通亮，使你以为太阳已经升起，甚至到这种程度：一根针掉在地下都看得见。”曾在北京居住近三十年，死后葬于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也有关于灯节的记载：“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点得通明透亮。”当时中国堪称“超级大国”，外国人到中国来，除了做生意以外，多半不是纳贡，便是交好。所见所闻，令他们惊羡不已。 明代“中元节”已非制度，但民间仍行之。《帝京景物略》有如下记载：“（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最盛水关，次泡子河也。”放河灯谓之“照冥”，依照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是超度那些孤魂野鬼升天。水关即今日什刹海的后海、积水潭一带，至今水面依然。泡子河昔在崇文门东城角，洼然一积潦也，仅存地名而已。 每逢灯节，万灯齐明，到处都有明火。俗话说：“水火无情”，虽以灯笼之，毕竟易生意外。然而历代因灯节引发意外之事却也极为罕见。可是，这罕见的意外却在明代发生了。发生在武宗皇帝正德九年。武宗生性好游嬉，入酒肆“游龙戏凤”之典便出自此人。宁王宸濠知道武宗好玩，特意讨好，在元宵节前，献上奇巧灯彩。所有鱼龙人物活动如生。《明武宗实录》记云：“乾清宫火，上（指武宗）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数以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依檐设毡幕，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遂延烧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毁一座乾清宫，内中珍宝无数，一句笑谈而了之，非明武宗更有何人！而实际上这并非是一句笑话便可了结的，《明史·武宗本纪》记有两笔：“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灾。”“十二月甲寅建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前一条轻描淡写，后一条的分量就太重了。万历年间进士、官拜吏部右侍郎的冯琦曾上书批评神宗：“天下赋额视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户殷足者则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明史·冯琦传》）他曾作《观灯篇》，开头写上元观灯之盛况，结尾处不忘百姓生活：“……绮罗笙管春加绣，穷檐蔀屋寒如旧。谁家朝突静无烟，谁家夜色明如昼。夜夜都城望月新，年年郡国告灾频。愿将圣主光明烛，普照冰天桂海人。” 清代北京的灯节，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旧制。所不同的，是明朝的灯与市在同一地点，白天开市交易，晚上燃灯娱乐。清代则将其分而设之，市设于琉璃厂、厂甸一带，而观灯最热闹在东四牌楼和地安门，其次还有东安门、新街口和外城的正阳门外大街。 每逢“太平盛世”，元宵张灯就更加受到重视。通常都是正月十三日上灯，十七或十八日落灯。《官场现形记》二十一回：“俗例十三上灯，十八落灯，官场上一到二十又要开印。”看来，节期是五天或六天不等，而且朝廷也给官吏们赐假，让他们与百姓同乐。因此，应该算是制度了。 北京的贵族和平民都爱玩灯，每年的上元和中元均有灯会。但最热闹的还数上元。灯会上，花灯的种类更加丰富多彩。不仅有各式绢灯、纸灯、羊角、玻璃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灯节上间或还可以见到带有异域风情的洋灯。花灯表现的内容，除有花鸟鱼虫、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外，更有数不清的灯谜吸引着观灯的人们。 清代元宵灯会图 猜灯谜的历史，由来已久。平时，在清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之中就很流行。遇灯节，则更盛于往常。文人墨客所作的灯谜，尽《四书》、《五经》原句，极尽文心之巧。且多用格，故较为复杂，深奥。没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很难猜破。有些谜作得过于晦涩，为世人所讥：如暗动脚趾，惟自己明白，旁人何得而知。而普通民众所破灯谜，题材极为广泛，更加贴近生活。谜面与谜底则较为显豁、贴切。幽默诙谐，更重趣味。如有明代元宵市灯谜云：“左边左边，右边右边，上些上些，下些下些，正是正是，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初读不明其意，略思之，原来即“搔痒”之隐语也。令观者不禁捧腹。有些商家亦附庸风雅，借猜谜促销售，猜中者可获奖励，其奖品亦趣味横生。如奖苹果三千，待颁出奖品，只见在一个苹果上插着三根牙签，围观者哄然。 暖番坞雅制春灯谜（《红楼梦》） 整个灯节里，大人们忙着闹花灯，小孩们则人手一只彩纸灯笼，四处游玩。边玩边放各种花炮。灯光、炮响以及孩子们喜气洋洋的身影交织出一片热闹祥和的节日景象。妇女们身着白绫衫，结队而行，谓之“走桥”。相传可以去病、除晦，避灾求福。这个习俗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很流行，在江苏等地叫“走三桥”，必历三桥而止。福建一带称“转三桥”，河南谓之“大观灯”或“走百病”。走到城门外，年轻的妇女还以手暗触门钉，曰“摸钉儿”，称此举可生男孩。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之外，还有一项必不可少，那便是全家人一起吃元宵了。像写文章要扣题一样，吃过象征着“甜甜美美，团团圆圆”的元宵，人们相信在一年里都会有好的运道。灯节也才圆满了。 如今，在“三元日”燃放灯彩的习俗已三去其二，仅剩的“正月十五”，也只有吃元宵流传下来，元宵节赖其苦苦支撑，成了真正的“吃元宵节”。近年来，“灯会”也偶尔有之。经常是由一些大企业出资，制作出一批庞大的电动彩灯，排列于公园、广场。由于缺少民众的普遍参与作为灯会的深厚基础，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往往成了一种只具表面形式的商业行为。民俗节日最大的特点，是应该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让人人都参加进来，不是只进来参观。两者截然不同。 (《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 （栏目：民俗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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