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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行有“公事”一说，此二字与衙门里的公务不是一码事。过去伶人搭班或戏班（戏园）邀某伶人，双方合作意向表达完，接着就会说“咱们谈谈公事吧”。所谓公事就是报酬待遇。
公事分戏份儿与包银两种。唱完戏当天结账的叫戏份儿。比如某伶人承应某出戏的某角色，事先说好公事两元，迨他演完进后台卸妆洗脸，账桌管事当时就给他开份儿。京师伶界大致在光绪五年（1879）以后逐渐通行戏份儿制。包银是按演出档期谈公事，即戏班（或戏园）与伶人谈妥或一月或半年或一年的价码儿，伶人在该档期内被戏班包了，故谓之包银。包银制多流行于外省。
包银改戏份儿的时间及意义
清咸同年间，京师大班如三庆、四喜、春台等是按季度谈包银，伶人平时每天只领几吊车钱过日子。嵩祝成、永胜奎、小福胜等小班是每天拿二三十吊戏份儿，无包银。陈彦衡《旧剧丛谈》载：“（程）长庚时，搭班各角儿皆有包银，最多者每季不过大钱八百吊，每日车钱八吊而已。后无包银，改为日份儿，多者不过四十吊。”包银与戏份并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大班的包银也改为了戏份儿。
关于京师戏班包银改戏份儿的时间，前贤方问溪先生民国二十年版《梨园话》中引述李毓如先生所著《原班废包银改戏份之原起》载，慈安太后驾崩（1881年4月），国丧期间遏密八音，戏班开不了锣也就无包银可发。伶人不能干等挨饿，即于茶园素身干唱，名曰“清音桌”。如此只能唱一天戏拿一天钱，戏班遂改为日份儿。
吴秋帆民国五年（1916）编著的《伶界大王事略》载，谭鑫培于1879年头次赴沪前在北京已拿戏份儿，一出戏五两银子，由沪回京后涨到十两。民国二十九年（1940）刘菊禅著《谭鑫培全集》载，同治末至光绪初年（1874前后），老谭每日车钱是四至八吊京钱。此显然是车钱而非戏份儿。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判断，笔者以为，京城大班儿包银改戏份儿大致在光绪五年（1879）以后。包银改戏份儿打破了先前大班儿公事一年一谈，伶人不得随意改搭别班的旧规，这对于伶人流动及挑班制的畅行具有重大意义。
“放卡子”与外串儿堂会
戏班每日开戏份儿叫“放卡子”。昔年后台账桌上有一手折，上面写明演剧者姓名及当日戏份儿，名曰“卡子”。散戏后由戏班管事逐个发份儿谓之“放卡子”。戏班只要演戏，头路角儿往下连带底包每人都有戏份儿。大角儿有私家底包与跟包（私房场面和盔箱师傅），他们的戏份儿一并记在大角儿卡子名下，叫“脑门儿钱”。脑门儿钱的用意一是表明这些底包跟包从属某角儿，二是他们的份儿钱单列单开，不归角儿自己打发。
伶人临时受外班或别人之邀唱戏叫“外串儿”。外串儿公事须单谈。来什么活，一场几块几毛，都说得清清楚楚。外串儿除了商演，堂会是重头。京师的堂会自清乾嘉至民国十七年（1928）势头久盛不衰。堂会的公事要高于商演一倍至数倍，伶人的收入多半来自堂会。同光年间（1874年前后）梅巧玲、时小福这样的角儿，外串堂会戏份儿是五至十两银子。光绪甲午年（1894）前后谭鑫培开始走红，堂会戏份儿每出戏十两，唱双出三十两。当时本家儿办一次堂会，包个戏班再加上外串儿角儿，拢共三百两银子就相当体面。往后即逐年上涨。光绪庚子年（1900）以后，谭鑫培的堂会价码儿是白银五十至一百两，宣统初（1909）为二百至三百两。进入民国增至五百大洋。最高一次是在那家花园刘宅堂会，老谭仅唱《武家坡》一出，本家儿出价七百二十元。
清末民初梅兰芳先生露台初期，外串儿一出堂会的价码是大洋十元。民国二年（1913）黄润甫、梅兰芳等的堂会份儿钱为大洋三十元，金秀山十元，王长林六元，场面一共八元。民国四年（1915）梅兰芳堂会脑门儿钱增至二百元。民国九年（1920）以后梅兰芳大红，杨小楼值鼎盛，余叔岩复出享名，此间他们三位的堂会价码儿都以千位计。倘或杨、梅、余“三大件儿”（时京城对此三人之称呼）悉数到场，堂会本家儿的开销就得大几千元。民国政府南迁后，北京堂会骤然减少，伶人的收入就随之短了一大块。
京角儿为何跑外码头
京师伶人跑外埠码头是包银制。旧京好角儿都喜欢跑外码头，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凡能称为名角儿者，必须在京师、天津、上海等地都被认可才算叫得响。自孙菊仙、谭鑫培、汪桂芬那一代起，交通已较上辈伶人方便许多，他们都去过天津、上海等地。孙菊仙大概是第一位跑沪上码头的好角儿，呆的时间也长。老谭一辈子赴沪六次。汪大头也常往返京沪间。其次，伶界有规矩，京角儿到天津、山东等地，戏份儿翻倍，江南是四倍。比如在京唱一出一百元，到天津是二百，上海就是四百。外码头戏码儿排得紧，一期通常一个月（上海戏园规矩以36天为一月，六天谓之“帮日子”，义务给戏园唱六天）。沪上戏园来京城邀角儿都是按月谈公事。京角儿在上海唱满一期，回京可以歇半年。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马连良等都经常往上海跑。再次，京师的戏班多好角多。有时一天十来个班子演戏，你会的别人也会，剧艺相差无几。再加上戏码儿经常雷同，戏迷总会有审美疲劳。旧京戏迷耳朵刁，一旦你的玩意儿差一点儿，甭说让他花钱买票，白请他听都未准赏脸。这样京角儿就时常往外地跑了。
谈“公事”
谈公事好比一买一卖，许你漫天要价，也允我就地还钱，多要少给中间凑齐。不过伶界的公事不比旧时的估衣铺，一般没多大谎。伶人的身份价码儿行里都知道个大概，彼此也讲局气（北京话，指本分规矩），谁也不会因为一块两块钱伤了体面和气。所以多要少给谈崩的事并不多见，通常几句话就把公事谈完了。
戏班儿管事专门负责邀角儿谈公事。民国后，戏班后台四执交场等改称“七科”，其中经励科专事邀角儿公事。有些邀角儿的为了增加底牌抬高身价，到了角儿家里往往不直接跟角儿说“请您帮忙演一期”，而是想尽办法让被邀者主动说出“我想要演一期”。比如二人寒暄完进入正题，邀角儿的说：“这一期是梅大王，下一期打算让杨老板接，不过公事还没谈定。”说完他看被邀者的反应。假如被邀者憋不住劲跟着来一句：“既然杨老板还没说定，那我来吧。”如此就中了邀角儿的埋伏，他立马就开始拿乔，变成了你求他。其实下一期他谁也没邀。所以有经验的角儿听完他的话只“嗯”“哦”支应两声，打岔说别的。邀角儿的不能没结没完自说自话，最后总得张嘴说明来意，这才真心实意开始谈公事。
伶界有传统，角儿卖自己的玩意儿货真价实，讲究对得起份儿钱。这出戏能叫座儿别人也认可，多拿戏份儿理所应当。反之人家多给也不能真接着。比如侯喜瑞的《连环套》精彩绝伦，凡贴这出他就要双份儿。再有一些老伶工多给都不要。民国三年（1914）第一舞台开张，按规矩开台戏是双份儿。那天老角儿何九（何桂山）唱完《钟馗嫁妹》管事的给了他四块钱。何问：“怎么回事？我的份儿是两块啊。”答：“今儿是开台戏，双份儿。”何答：“不成，这要让别人知道了，谁还约我啊。”说完即退回两块。
老供奉红眼四（王福寿）就说过：“我们无论在哪里唱戏，情愿让艺压过了钱，别叫钱压着艺。这样既无愧于心，而祖师爷也能暗中照应你，使你这碗饭能吃得安稳，一生都饿不着。”红眼四如此说，也的确这样办。他固然一辈子人缘儿不大好，却从不在戏份儿上跟别人计较。
有一次陈德霖替谭鑫培谈的公事，散戏给了老谭三百元。老谭对陈德霖说：“德霖，别管人要这么些个钱啊，要得人家不敢找咱们了，那可不好。”其实人家给的戏份儿是七百元，而且没觉得多给。那四百元是被老谭的儿女半道儿要走拿着花去了，陈德霖只能说给了三百元。
外码头的“公事”
外码头来京邀角儿所谈公事都是脑门儿钱。民国二年（1913）梅兰芳先生首次赴沪，头牌是王凤卿凤二爷，包银三千二百元，梅先生是一千八，场面跟包等佣金全在里头。民国十二年（1923）须生言菊朋先生跟梅先生到上海共舞台应演一期，言先生的脑门儿钱是七千元，可他只拿了三千五，另一半分给了琴师陈彦衡。按说胡琴儿没有拿这么多的，皆因陈彦衡先生给言说过谭腔儿，以师自居。言菊朋背地里抱怨说：“我这哪是带个随手，分明是跟个领家儿出来了。”（老话儿管场面叫随手。管妓女的假爸爸叫领家儿）言先生这宗算是个例。
脑门儿钱之外，京角儿及随行人员的吃住行也由外埠戏园负责，叫做“四管”，管吃、管住、管接、管送。虽说外码头的包银多待遇好，可戏码儿排得极满。个别甚至一日双出，而且档期内一天不许歇工。伶人若赶上身体不适，延期几天行，病愈后须补上。如果病重或长时间不能出台就得退包银。民国初年，谭派须生张毓庭于赴沪途中患病，到了上海未及登台即辞世了。上海第一舞台预付的包银被他花得所剩无几，家里也无力偿还。同行的龚云甫只得加演三天，替张毓庭还了包银。
京城名角儿在外码头的包银从民国以后一路看涨。以上海为例，先是以千百计。到了四十年代，梅兰芳、马连良、金少山等月包银即升至数万元。清末民初，伶界戏份儿之最应属谭鑫培。光绪五年（1879）老谭第一次赴沪先搭金桂园，月包银二百两；再搭大观园月包银二百四十两。光绪庚子后（1901年）老谭第三次赴沪先搭桂仙园，月包银二千两。此时孙菊仙搭天仙园月包银三千两，老谭得知后遂增价码儿。再搭丹桂园，月包银二千四百两；最后改搭天仙园，月包银二千六百两。民国元年（1912）谭鑫培第五次赴沪搭新新舞台，月包银升至一万两。民国四年（1915）老谭第六次赴沪，演期半个月，未按包银谈公事，商妥每日车马费四百五十元，杂费五十元。若按每日贴演计，月包银相当于一万五千元。当时梅兰芳先生购置有二十馀间房的芦草园宅院也不过二千多两银子。
戏班与戏园分账制
京城戏班与戏园子是分账制。当天卖的钱扣除捐税后，按事先谈好的公事当天结算。比例以戏园条件设施和挑班儿头牌名气分几种，多数是三七开，戏园三戏班七。也有四六、二八、甚至一九的。程砚秋先生大红时，新开张的长安戏院为了拉程的秋声社壮声势，宁愿一九分账。再如三十年代中期华乐戏园不景气，就以二八优惠把富连成社从与之合作了近二十年的广和楼拉了过来（广和楼与富社是三七分账）。
京师这种分账制挑班儿者风险最大，其次是戏园一方，与本班的配演底包及外串儿的角儿没关系。外邀的角儿公事已经谈好，当天座儿卖得不好，只能挑班儿的少拿钱或倒贴钱。杨小楼、高庆奎等都遇到过这类情形。那时郝寿臣经常给他们两位挂二牌，公事一百大洋得先付。可赶上暴雨突至，听戏的根本出不了家门，上座儿不及五成，杨小楼、高庆奎一晚上算是白忙，还得搭钱。
京师是角儿挑班与戏园分账，沪上是坐包制。二者的区别在于挑班制的经营风险在头路角儿，坐包制的经营风险由戏园子承担。京师是唱一场拿一场钱。遇刮大风下大雨，卖不到五成座儿，照演就干等赔钱，戏园前台和戏班儿头牌一商量就可以回戏。角儿要是患病不舒服也时常回戏。京师回戏一俗源于好角儿进宫承差，凡遇此，戏园在门口竖块牌子写上“承差”二字，戏迷顾曲就知道某角儿今天回戏了。当然其中也有卖座儿不佳，照演眼瞅着赔钱，托词“承差”而回戏的。但事发突然，如天降暴雨、某角儿患病等，回戏已来不及，就得照演。
旧京伶界公事以净角儿郝寿臣先生较为特别。民国十年（1921）前后，郝寿臣的“架子花脸铜锤唱”正值走红，各班都需要他这么一位花脸，价码自然看涨。郝老板拿一张宣纸画上格子，上面一行写明戏码儿，下面一行是价码儿。比如《阳平关》四十元，《战宛城》六十元。然后裱好装框悬挂于堂。邀角儿的进屋不需说话，只抬头看镜框所陈价目即可。邀角儿的在他府上不是谈公事是“看公事”。郝老板不加价不打折，先付现钱后扮戏。大洋成色差些，当时还得换好的。郝老板这路数大概与他信西洋教，做事严谨认真有关。还有就是个别管事有时暗中扣拿回佣，郝曾经吃过他们的亏，这才有了郝派“国营店”范儿。
（本文原题目《戏份儿、包银与公事》约六千馀字，发表于《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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