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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份儿、包银与“公事”（一） 撰文/张文瑞 梨园行有“公事”一说，此二字与衙门里的公务不是一码事。伶人搭班或戏班（戏园）邀某伶人，双方合作意向表达完，接着就会说“咱们谈谈公事吧”。所谓谈公事就是谈报酬待遇。 公事分戏份儿与包银两种。唱完戏当天结账的叫戏份儿。比如某伶人承应某出戏的某角色，事先说好公事十元，迨他演完进后台卸妆洗脸，账桌管事当时就给他开份儿。光绪七年（1881）以后北京伶界通行戏份儿制。包银是按演出档期谈公事，即戏班（或戏园）与伶人谈妥或一月或半年或一年的价码，伶人在该档期内被戏班包了，故谓之包银。包银制多流行于外省。 咸同年间，北京大班如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是按季度谈包银，伶人平时每天只领几吊车钱过日子；嵩祝成、永胜奎、小福胜等小班是每天拿二三十吊戏份儿，无包银。陈彦衡《旧剧丛谈》载：“长庚时，搭班各角儿皆有包银，最多者每季不过大钱八百吊，每日车钱八吊而已。后无包银，改为日份儿，多者不过四十吊。”包银与戏份并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大班的包银也改为了戏份儿。包银改戏份儿的时间与因由存有两说：一说始于杨月楼（齐如山有此说）。杨月楼是武旦杨二喜之子，武生杨小楼之父，唱文武老生。他入内廷承差颇得慈禧恩宠。杨月楼搭三庆时，程长庚已年高力衰，惟靠杨月楼叫座儿与四喜、春台两班扛鼎。杨月楼不负程长庚厚望力撑三庆。不久，杨月楼提议取消包银，每日按叫座儿多寡拿钱，今天卖满堂则多拿，不叫座儿则少拿或不拿。程长庚遂认可。大班戏份儿制由此畅行。再一说始于慈安太后驾崩。国丧期间遏密八音，戏班开不了锣也就无包银可发。伶人不能干等挨饿，即于茶园素身干唱，名曰“清音桌”。如此只能唱一天戏拿一天钱，戏班遂改为日份儿。（此说见于方问溪民国二十年版《梨园话》中引述江都李毓如先生所著《原班废包银改戏份之原起》）。 慈安太后崩于1881 年4 月，程长庚卒于1880 年初，杨月楼于光绪二年初（1876 年2 月）沪上涉讼事结案，赦免递籍（见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申报》）。他于光绪三年（1877）底返京搭入三庆班（参王芷章《京剧编年史》）。上述两说于时间上差了三年半左右。 另据民国五年（1916）吴秋帆编著的《伶界大王事略》载，谭鑫培于1879 年头次赴沪前在北京已拿戏份儿，一出戏五两银子，由沪回京后涨到十两；民国二十九年（1940）刘菊禅著《谭鑫培全集》载，同治末至光绪初年（1875 年前后），老谭每日车钱是四至八吊京钱，即仍是车钱而非戏份儿。 综上，笔者以为，京都大班包银改戏份儿应在光绪七年（1881）以后似更准确些，即江都李毓如先生《原班废包银改戏份之原起》的观点。 北京大班包银改戏份儿的意义有两条，一是伶人死啃一班儿的旧规被打破，搭班辞班变得自由。应邀别班演出之“外串儿”一俗流行伶界。二是为名角儿挑班儿制度形成做了铺垫，京剧从此开始过度为角儿的艺术与制度。 戏班每日开戏份儿叫“放卡子”。昔年后台账桌上有一手折，上面写明演剧者姓名及当日戏份儿，名曰“卡子”。散戏后由管事的逐个发份儿谓之“放卡子”。戏班只要演戏，头路角儿往下连带底包每人都有戏份儿。某人若生病或有事告假，当日戏份儿扣除。总之是唱一场拿一场的钱。大角儿有私家底包与跟包（私房场面和盔箱师傅），他们的戏份儿一并记在大角儿卡子名下，叫“脑门儿钱”。脑门儿钱的用意一是表明这些底包与跟包从属某角儿，二是他们的份儿钱单开，不归角儿自己打发。 外串儿的公事须另谈。来什么活，一场几块几毛，都说得清清楚楚。外串除了商演，堂会是重头。京师的堂会自清乾嘉至民国十七年势头久盛不衰。堂会的公事要高于商演一倍至数倍，伶人的收入多半来自堂会。同光间梅巧玲、时小福这样的角儿，外串堂会戏份儿是五至十两银子。光绪甲午间谭鑫培开始走红，堂会戏份儿每出戏十两，唱双出三十两。那时本家儿办一次堂会，包个戏班再加上外串儿角儿，拢共三百两银子就相当体面。往后即逐年上涨。光绪庚子年以后，谭鑫培的堂会价码儿是白银五十至一百两，宣统初为二百至三百两。进入民国增至五百大洋。最高一次是在那家花园刘宅堂会，老谭仅唱《武家坡》一出，本家儿 出价七百二十元。民国初年梅兰芳刚露台，外串一出堂会的价码是大洋十元。民国二年（1913）黄润甫、梅兰芳等的堂会份儿钱为大洋三十元，金秀山十元，王长林六元，场面一共八元。民国四年梅兰芳堂会脑门儿钱增至二百元。民国九年（1920）以后梅兰芳大红，杨小楼值鼎盛，余叔岩复出享名，此间他们三位的堂会价码儿都以千位计。倘或杨、梅、余“三大件儿”（时京城对此三人之称呼）悉数到场，堂会本家儿的开销就得大几千。民国政府南迁后，北京堂会骤然减少，伶人的收入就随之短了一大块。 文史知识 2013-06 青衣童儿京剧道场 阅读本文，您可以写下您的感受和点评 （将鼠标往下拉，在右下角点击“写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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