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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曹雪芹著作权风潮的出现及其根源（下）
四、“红研所”“红学会”是否定曹雪芹著作权风潮的源头
（一）市场上流行的《红楼梦》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
打开市场上广泛流行的1982年或1992年《红楼梦》版本。在内封上写着：
曹雪芹 高鹗著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
这部《红楼梦》是对《石头记》的阉割、篡改本。这个伪本《红楼梦》由于删去了全部脂砚斋批语，将书名由《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改为《红楼梦》，并续加了与曹雪芹无关的四十回，使其成为仿程高本《红楼梦》，从而使得读者无从得知该书的原作者是谁——这就成为读者探索《红楼梦》原作者的根源。
（二）红楼梦研究所所办之《红楼梦学刊》，引导读者怀疑曹雪芹对《石头记》（《红楼梦》）的著作权
在1996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上的一篇文章——李关庭的《论“批阅增删”即是创作》一文。该文写道：
曹雪芹“披阅增删”《红楼梦》不外乎两种情况，即一是在自己写的草稿上进行增删，一是在他人的草稿上进行增删。
大家知道：“在他人的草稿上进行增删”，这叫做修改，而不是“创作”。由于在被阉割、篡改的《红楼梦》版本上，没有写明谁是该书作者。李关庭所说的“批‘阅增删’即是创作”，违背了普通常识，是混淆了“修改”与“创作”的区别，这就不可避免地启发读者，探寻另外的原始著作人。
无疑，这篇文章对引导读者去怀疑曹雪芹对《石头记》的著作权，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刊登这种文章，责任在于该刊的正副主编：冯其庸和张庆善。
（三）附属于中国红学会的研究机构——北京市曹雪芹研究会名誉会长王蒙和副会长郑铁生否定脂砚斋批语
在《曹雪芹研究》2011年第1辑的“访谈·思考”栏中，刊登了一篇文章——《王蒙的红楼梦》，访谈人是北京曹雪芹学会副会长郑铁生教授。
王蒙在这次访谈中说：
“‘脂砚斋’这个似乎对文学知之甚少，而对曹家知之甚多的刻舟求剑的自封的老大，偏偏插上一杠子，变成了事实上的‘红学祖师爷’。”
“这对小说写作人来说也确实是一大灾难。这是命定的小说的扫帚星。”
“问题在于把《红楼梦》当成机密档案来看，来破译，来解开密电码，来暗算或者进行风声风语的猜谜，是我所无法理解也太不擅长的。有时也想，热闹热闹也好，无大恶。至于我说脂砚斋不知小说为何物，恐怕是真的。”
郑铁生则说：
“唯脂是尊”——红学界有些人对脂砚斋崇信到了近痴迷的程度。
脂砚斋批语是《石头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脂砚斋实是以曹雪芹为核心的批语集体。曹雪芹之所以要用脂砚斋名义添加批语，其目的是以此引导读者正确领悟《石头记》是一部“奇书”，引导读者借助脂批识破书中的奇法秘法，进而从正面小说，去解析背面历史。否定了脂砚斋，读者便无法正确理解《石头记》。
（四）中国红学会成员支持土默热的“洪昇说”
前不久（2015年11月14日）在杭州召开了“庆贺土默热红学诞生40周年座谈会”。下面摘录一段关于此座谈的报道：
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先生所作的贡献首屈一指。作为知名作家、诗人、编剧，黄亚洲先生对《红楼梦》与杭州文化关系的感知是敏锐而又深刻的，他自称要为宣传推广土默热红学摇旗呐喊吹喇叭，先后撰写了二十八篇优美的散文《西溪泛红》，宣传推介土默热红学。在他的带领和组织下，杭州土默热红学中心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活动风生水起，吸引了浙江省和全国各地许多新老专家学者和红学爱好者参与其中，取得了令人鼓舞振奋的一批研究新成果。平湖红学会的王振康先生、顾跃忠先生，著名民俗文化研究专家吕洪年教授，IT专家曾和先生，辽宁省知名红学家李生占先生、崔兴国先生，江西省知名红学家周书文先生，山东省知名作家张世勤先生，以及广东姬健康、辽宁聂桥等一批红学新锐，都发表了一系列有创建有分量的红学文章，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文中的“平湖红学会的王振康先生，顾跃忠先生”、“辽宁省知名红学家李生占先生、崔兴国先生，江西省知名红学家周书文先生”等人都是中国红学会会员。都是公开支持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有人还在这方面，发表了“有创建有分量的红学文章，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五）中国红学会领导支持张志坚的《另解红楼梦》——一部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新著
张志坚是一位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著名人物。于2015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另解红楼梦》。
《另解红楼梦》一书于2015年12月30日在北京什刹海书院召开研讨会。引起舆论界注意的是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伟科也出席并讲了话。从他的身份和讲话的口气看，是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领导表示祝贺的。他说：
红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当代红学研究水平，与时代不相适应，现在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很少。我从美学进入红楼，张志坚女士从考证开始。有人说索隐派声名狼藉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张志坚率先垂范，如切如磋，会征服更多的读者。
传媒界对孙伟科仅上述100多字一段话的报道，传达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对当前红学的基本看法：
1、“红研所”、“红学会”对当前官方“红学”的评估——数量“很少”
孙伟科认为：“当代红学研究水平，与时代不相适应。现在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很少。”——“红研所”“红学会”终于不再打肿脸充胖子，现在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红研所”、“红学会”的“研究水平”既不适应时代，研究成果又极少。
2、“红研所”、“红学会”称赞当前风涌而起否定曹雪芹著作权风潮，认为“他们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
孙伟科所谈的“索隐派”，实指“否定曹雪芹著作权风潮”。关于索隐派问题，博主早在1997年就写过一文《正确对待索隐派》，那指的是民国初年的索隐派。当时索隐派有两点积极作用：
第一，《红楼梦》中有隐，这是客观事实，因而去索，本身并没有错。
第二，此前有索隐，但都不曾进行过系统论证。而到民国初年，出现了系统论证，从学术上说，这是一种提高，一种进步。此外，在少量局部处，对读者理解《红楼梦》有所启发。
但是索隐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从根本上看，都是错误的：
第一，索隐派研究对象是程高本《红楼梦》——这是对曹著进行了阉割、篡改的本子。以此作为研究依据，不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第二，索隐派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先行主观猜测，再行考证，然后将考证结果与《红楼梦》附会，证明自己猜测的正确。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三，索隐派的研究结论，无一正确，也不可能正确。
索隐派在早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告诉人们：《红楼梦》一书中确实有隐存在，应当去解。但到了2015年，学术已取得长足发展之后，若有人仍像索隐派那样以错误的研究依据，错误的研究方法，进行曹雪芹著作的研究，便失去早期的那一丁点积极作用，所剩下的只有落后、逆动，实是学术的大倒退。这是由于：
其一，此时已出版依据曹雪芹著作的原本、真本，而校勘的《石头记》（脂砚斋全评本）。
其二，此时，已出现由研究《石头记》而形成的“石学”。《石头记》中所隐写的历史，已经公诸于世，经过检验，证明基本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索隐派仍以曹著的阉割、篡改本《红楼梦》作为研究依据，采取主观臆测的附会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必然错误，白白耗费精力。
“红研所”“红学会”对待索隐派的态度极不正常——对于早期的索隐派，不看当时的历史条件，而给予全盘否定。相反，对于当前出现的索隐派——标志着学术的大倒退——却给予肯定，莫名其妙地声称：索隐派“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风潮，大都把该书创作时间提前少则几十年，多则一百多年，都是一种主观猜测。仅从历史资料来看，博主提出10种史料，白纸黑字记载着《石头记》（《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那些主张否定曹雪芹著作权者能够举出一件史料，白纸黑字所记是洪昇？是吴梅村？是冒辟疆？是梁清远？是……？不知孙伟科赞扬、推崇索隐派的根据何在？究竟现代索隐派的什么说法“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
3、孙伟科所说“张志坚红学”“率先垂范，如切如磋，会征服更多的读者”——根据何在？
张志坚的观点梗概是：因《石头记》甲戌本有眉批曰：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发现“棠村”其名，是康熙时期梁清标相国的号，著有《长生殿》《演长生殿之祸考》、《洪升及长生殿研究》、《洪升年谱》、《王渔洋自撰年谱》、《赵秋谷年谱》、《漫堂年谱》等。便以此作为基点去研究。最后找到他的堂兄梁清远，又名“葵石”，她解析了梁清远（葵石）的《卧云草堂图记》和梁清标的《卧云草堂歌》。确定《风月宝鉴》是由梁清远（葵石）所著，梁清标（棠村）作序。
——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先确定《石头记》里的“棠村”即康熙时代的“棠村”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不就是一种以外来材料对《石头记》的比附吗？不就是走的索隐派之路吗？
这种研究方法与探求事物内部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完全背道而驰。
《石头记》中的棠村是谁？是曹雪芹的弟弟（曹頫之子，比曹雪芹小一岁）。他所序之《风月宝鉴》指何书？并说因棠村已逝，为了“睹新怀旧”，便将《风月宝鉴》保留于书中，成为甲戌本《石头记》五个书名中的一个。那么“风月宝鉴”何义？“风月宝鉴”是正反两面均可照人的“奇”镜。作为书名，该书亦有正、反两面：正面是个美人，指“戒妄动风月之情”，背面是个骷髅，指历史真事。
甲戌本《石头记》产生于乾隆十九年。曹雪芹实有其人，不仅有10条文献中写到《石头记》（《红楼梦》）作者即曹雪芹，而且在二敦和张宜泉的诗歌中都提到曹雪芹原名叫做曹霑。曹家有数人曾做江宁织造，雍正六年被抄没——在《石头记》中恰恰隐写着甄宝玉家是在雍正六年被抄没。……一系列史实都证明曹雪芹是《石头记》作者无疑，棠村是其堂弟，撰《风月宝鉴·序》也顺理成章。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疑案。
张志坚将“棠村”作张冠李戴后，所采取的是原索隐派的附会方法，结论是否定事实。这种做法与原索隐派相比：原索隐派面对的是疑案，张志坚面对的却是事实。孙伟科所赞许的“率先垂范，如切如磋，会征服更多的读者”——根据何在？
为张志坚《另解红楼梦》作序的是二月河。二月河认为对于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说法，如张志坚，应当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指的是对某个疑难问题，各派各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争鸣。比如《红楼梦》（《石头记》）有两套版本系统，这两套版本系统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究竟哪个“真”，哪个“假”？理所应当提倡“双百”方针，来解决。但红学界领导对这些问题偏偏不这样做，而是对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采取排斥态度，甚至加以封杀。
相反，如果并非是什么疑难问题，而是早已考证、论证得十分清楚的事实——比如曹雪芹是《石头记》（《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各种史料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已成为铁定事实——《石头记》（《红楼梦》）非曹雪芹任何其他人都是不可能写出的。对于这样的事实，还“争”什么“鸣”？仅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乾隆时代的墨香曾写一首诗：“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说明曹雪芹与墨香是“同时（代）”人，《石头记》必定写于乾隆时期。而且对于这一史料，还有其他9条史料作为旁证，若再加上《石头记》（《红楼梦》）的内证，所有证明材料均将作者指向一个人——曹雪芹。“曹雪芹系《石头记》（《红楼梦》）作者”这一结论究竟还有什么疑点？如此事实谁可能撼动？
二月河是个著名的历史小说家。没有认真研究过《石头记》（《红楼梦》），却偏偏常在一些红学研讨会坐上主席台，还为红学著作写序。利用自己的名声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说三道四，此前并非没有“前车”，比如王蒙，从小说家的角度曾出版过几本评论《红楼梦》的书，还因此当上了北京曹雪芹研究会名誉会长。但“评论”与“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对脂砚斋尚没有研究的情况下，便完全否定脂砚斋，出了大丑。二月河该懂得“前车之鉴”。在发议论之前，还是应当多少了解一些曹雪芹著作研究的现状，少说点外行话。
如果只出现了一种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说法，比如只出现“冒辟疆说”，或只出现“洪昇说”，或只出现“梁清远说”，可以说是个别现象，这种研究的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者负责。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已形成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风潮，不是两三种提法，也不是二三十种，而是五六十种，七八十种，这就主要不是提出者的问题，而是必有根源。所有这一切错误说法都是源自那个“根”。我们不能不思考与追究“根”在何处？
五、出现否定曹雪芹著作权风潮的根子——红楼梦研究所校勘的仿程高阉割、篡改本《红楼梦》
清代时，人们喜爱读《红楼梦》，都认为这是百二十回的一部小说。
但到了民国初年，有正书局将手抄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石印出版。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在《红楼梦》之前，书名不叫做《红楼梦》，而叫做《石头记》，而且只有八十回，但带有大量批语。
人们尽管发现了两者的不同，但习惯的力量使人们仍旧选择百二十回的小说《红楼梦》，而并不看好只有八十回，看似不完整的《石头记》。然而，十几年后发现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后又相继出现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蒙府本《石头记》。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了。清楚了两点：一是戚序本和蒙府本中有大量批语与各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批语相同，清楚了这两个本子上的批语也同样是脂砚斋所评。另一点是这些手抄本都远远早于市场上所流行的《红楼梦》本子，由此也就清楚《石头记》系列手抄本实是《红楼梦》的原本、真本。有学者结合产生这部著作的时代进行研究，发现当时是中国“文字狱”最为严酷的时期，《石头记》变为《红楼梦》的过程，反映了当时最高统治者曾对这部著作动过黑手。如果没有这种外界因素，一部好端端的带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的《石头记》，如何蜕变为删除全部脂砚斋批语的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小说？
有学者将两种版本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这两种版本系统完全不同。一种版本系统是曹雪芹留给后世的原著、真著，即《石头记》版本系统；另一种是《红楼梦》版本系统，是经过了加工、阉割、篡改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删除了全部脂砚斋批语。
且不说脂砚斋是谁，仅看看近年来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风潮，便会发现：原来风潮的源头就是仿程高本《红楼梦》——这个本子系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代表官方的本子，其影响之大难以估量。
“风潮”的起因不过就是《石头记》第一回中的一段话。为了使读者了解带全部脂批的本子原貌的情况，脂批照旧附于文中：
空空道人听了此语，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本名。再细阅一遍[1]，因见上面虽有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2]，亦非伤时骂世之旨[3]；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4]，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5]，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6]。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7]，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摘引自《石头记》（脂砚斋全评本），人民出版社出版）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正文时，只要结合脂批进行思考——特别如下两条脂批：
甲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甲眉：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便会了解，正文中的“披阅”“增删”，不过是曹雪芹的“烟云模糊法”，作者就是他本人啊！如果再结合文献考证做进一步的研究，便会确定：曹雪芹对《石头记》的著作权是无可怀疑的。——问题如此清晰而简单。
我们相信：如果读者所阅读的不是由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仿程高本《红楼梦》，而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头记》（脂砚斋全评本），任何研读者也不会去探索《红楼梦》原作者是谁，白白浪费自己大好时光。
我们还相信：领导校注《红楼梦》工作的，如果不是愚蠢而霸道的冯其庸，而是另外的人，恐怕未必在程高本后面亦步亦趋，将底本“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既改了书名为《红楼梦》，又删除了全部脂砚斋批语，还把程甲本《红楼梦》的后四十移来读到自己的校注本之后，成为一部仿程高的阉割、篡改本。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做了之后，还在“校注凡例”的第一条就标明：
本书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一七六O年]秋月定本）（简称庚辰本）为底本。
花费7年时间，以官方名义，进行校注的仿程高本《红楼梦》，怎么还要标出其“底本”为“庚辰本”？这种矛盾也太突出了！“庚辰本”书名是叫《石头记》，带有脂砚斋批语，只有八十回，主要特点一项也不复存在？怎么还这样标明？是轻率？是无知？是欺骗？
不论冯其庸主观目的怎样，但客观上人们所看到的是：冯其庸的做法欺骗了读者。如果读者阅读的果真是以“庚辰本”为底本校勘出的版本——书中包含了全部脂批，恐怕没有任何人会那么傻，将自己的精力耗费在去寻找曹雪芹以外另一位作者了。这一次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风潮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
否定曹雪芹著作权风潮的根源在何处？我们看到了：在于冯其庸领导校勘的仿程高本《红楼梦》，难道冯其庸不该告罪于天下？告罪于读者？告罪于曹雪芹吗？
（全文完）
[1] 甲侧：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6] 甲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7] 甲眉：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原作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原无）”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原作弊）了去，方是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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